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依据投资主体结构与所有制主体结构之间的耦合关系,逐步形成了关于投资主体结构的基本理论。中国共产党将这一理论运用到了农村的实践中,使我国农业投资主体结构经历了由“国家+农户”、“国家+集体”到“国家+农户+其他主体”的嬗变历程。
投资主体结构是指不同投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各自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依据投资主体结构与所有制主体结构之间的耦合关系,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关于投资主体结构的基本理论,并将其有效地运用到了农村的实践中,厘清中国共产党关于投资主体结构的理论与实践,能够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投资理论,能够更准确地分析我国投资主体结构的发展态势,能够更全面地把握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
一、 中国共产党投资主体结构理论的探索历程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投资主体结构绝不是单一的,而应该是多元化的。马克思曾强调全部生产应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在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可见,他所倡导的理论形式,绝不是全民所有或国家所有,而是多种形式的劳动者集体或个人所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投资主体结构理论方面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尝试。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我国基本确立了由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与之相对应,确立了我国的投资主体结构是以政府的投资为主,辅之以企业、个人和合作经济组织的多元投资主体结构。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确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在投资主体结构上不再承认个人和企业作为投资主体的合法地位。而后,我国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急于求成,在实践中仅承认政府为惟一的投资主体,这种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指导下,在投资主体结构方面,我国逐步认可和允许了企业、个人、外资等作为投资主体的存在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多元投资主体结构的格局。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决议重申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并明确指出企业作为独立投资主体应该积极地发挥补充作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次会议指出外资也应成为投资主体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至此,崭新的投资主体结构已具雏形;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后,多元化投资主体结构格局日趋成熟;十五大、十六大审时度势,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充分肯定了多元投资主体结构。
二、 中国共产党关于投资主体结构的基本理论考察
中国共产党投资主体结构理论的形成过程,不难发现,投资主体结构与所有制主体结构之间具有极大的相关度。投资主体结构的变迁与所有制主体结构的演进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二者之间及其运动方式的互动和有机联系即为系统论所强调的“耦合”。“耦合”(Coupling)一词本为物理学名词,在系统论中,它被用来表达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所有制主体结构与投资主体结构之间的耦合,即表现为前者对后者的决定作用,又表现为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就所有制主体结构的决定作用而言,首先,所有制主体结构决定投资主体结构基本的格局。所有制主体结构多元化对投资主体结构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从历史沿革角度看,正是由于所有制主体结构“一主多元化”的局面,才导致了我国经济建设上投资主体结构多元化的格局;从发展趋势角度看,这种作用同样也是成立的,今后我国将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措施来对民间主体进行引导,进而全面启动民间资金。其次,所有制主体结构决定投资主体结构内部的优化。所有制主体结构内部优化将进一步促进投资主体结构的优化,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如股份制等形式使其内部结构更加趋于优化,与之相应的投资主体也可以利用更加丰富的资金资源。最后,所有制主体结构决定投资主体结构行为的合理。即所有制主体目标的差异性使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或投资重点趋于合理。众所周知,非公有制主体的经济行为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而公有制主体的经济行为目标则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既有经济性目标,又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目标。这种多元化目标决定了作为投资主体之一的政府应将投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科学研究等公共产品上,而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如企业、个人等则应将投资重点放在收益率较大的部门或领域。就投资主体结构对所有制主体结构的反作用而言,我们认为,这种反作用集中表现在投资主体结构对所有制主体结构的促进与促退(拖曳)作用上,当一定投资主体结构系统中各要素的特征与所有制主体结构系统中各要素的特征相耦合,投资主体结构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势,能适应所有制主体结构演进而变迁时,已有的投资主体结构就会巩固所有制主体结构,并促进其不断趋于优化,从而产生促进作用;反之则会造成所有制主体结构的徘徊不前,产生促退作用和拖曳效应。依据所有制主体结构与投资主体结构的耦合关系,参照所有制主体结构理论,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投资主体结构理论,实质上就是论述投资主体内部结构是否优化及优化程度的理论。其内涵主要包括:第一,投资主体结构的形态问题,即单一投资主体结构还是多元投资主体结构;第二,投资主体结构的优化程度问题,即投资主体结构内部各投资主体应有的地位和应发挥的作用。
三、 中国共产党投资主体结构理论在农村的践行
与中国共产党投资主体结构理论的形成过程相仿,我国农业投资主体结构也呈现出了一条曲折跌宕的嬗变轨迹。大致来看,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3年):“国家+农户”的二元投资主体结构。建国初期,我国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增长的赶超型工业化发展战略。为了顺利实施这一战略,确保经济剩余的积累全部流向重工业部门,必然要求设计出能够对经济源实行集中计划配置的制度安排,进而衍生出了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型投资和筹资机制,政府成为了一切产业宏观投资活动的主体。在此期间,政府为了更快、更多、更好地抽取农业剩余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对农业实行了有限度的财政扶持政策。这项政策集中体现在政府对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上,据统计,在1949年—1952年之间,国家共修建了358处现代化灌溉工程,兴建了大小农田水利渠道14万多条,塘、堰、坝120万处,水井140万眼,恢复和增加了300多万亩水田,新建国营农场2300多个,使全国耕地面积由1949年的14.6亿亩增加到16.2亿亩。除政府外,我国的农户也从建国初的低资金筹措能力中解脱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颁布,使农民取得了大面积的土地、大量的农具和牲畜等生产资料,激发了农民的投资以及生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我国形成了以国家投资为主、农户投资为辅的“国家+农户”的二元投资主体结构格局。第二阶段(1953—1978年):“国家+集体”的二元投资主体结构。这一时期由于时间跨度较大,期间还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侵蚀,所以农业投资主体结构存在着波动和振荡。从总体看,贯穿的主线可以用“国家+集体”的二元投资主体结构来概括。1956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颁布施行,使我国的个体农户经营逐渐过渡为集体经营,集体经济在农村中明显占据了主导性地位;1958年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使人民公社在农村遍地开花;“大跃进”运动进一步加速了向单一集体所有制经济过渡的进程,农业资金的筹措、分配被政府或集体高度控制。纵观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农村集体经营取代了农户个体经营,农村集体代替农户成为农业的直接生产者和经营者。“国家+集体”的二元投资主体结构替代“国家+农户”的二元投资主体结构成为了主导格局。与此同时,为了更加有效地贯彻因地制宜和扬长避短的原则,中央逐渐酝酿向地方分权的改革。至此,在政府这一投资主体内部又区分出了中央和地方两个次级投资主体,并初步界定了各自的职责和范围。第三阶段(1978年后):“国家+农户+其他主体”的多元投资主体结构。1978年底,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施行后,农民作为独立的生产经营主体,再次取得了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农民主体资格的获得使其重新介入到农业投资运行过程中,农民的积极性和投资的欲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据统计,全国农户生产性投资占农业生产总投资的比重由改革初期的34.5%上升到80年代末期的90%,90年代以来稳定在72%~80%之间,表明农户已逐渐成为农业生产投资的主体。与此同时,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在农业投资主体结构中的比重逐渐下降,发挥的职能和作用大大弱化。原来由集体公有的财产如农具、水利水电设施等大部分被折价分割,由个体农户或联产承包经营内部所有,农业投资主体结构内部发生了结构性裂变。从80年代初期开始到90年代以后,我国农业投资形成了以农户为大头,政府和农村集体为中头,外资为有益补充的多元投资结构新格局。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确的政策导向和良好的政策待遇吸纳了大批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参与到农业产业中,农业投资主体结构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特点。#p#分页标题#e#
参考文献:
1.郑洪涛.中国农业投融资:制度变迁与行为分析[D].华中农业大学,2001
2.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办公室.农业投入与财税政策[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