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摘要 2
Abstract 2
绪 论 3
第一章 上世纪上海历史背景概述 3
政治方面 3
经济方面 4
文化出版方面 5
第二章 不同时期上海各书店概况与简析 5
一 解放前书店概况 6
二 解放初至改革开放 8
三 改革开放后 8
第三章 繁盛期影响书店要因 8
一 经营环境 8
二 市场 10
三 管理和服务 13
第四章 当今书店与当年书店之比较 14
一 书店创办内因 14
二 经营形式 16
三 城市背景 17
第五章 总结 17
一 城市对于书店的意义 18
二 书店对于城市的意义 18
三 本质原因 19
四 如今面对文化出版 19
致谢： 20
参考文献: 20
上海20世纪各类书店演变研究
摘要
20世纪上海的书店，曾经是印刷、出版、发行、销售合一的经营体，文化出版业曾经极度繁荣，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在解放后的全国统一模式下，书店的职能仅缩为发行销售，并且原先各大小书店被新华书店一统天下。改革开放后，书店经营制度已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国营民营书店各不相让，而中国进入WTO以后，外资的图书销售更加咄咄逼人。上海作为曾经的全国文化经济中心，正迈向国际型大都市，文化出版业正面临全新的市场化挑战。本文从历史的演变中尝试挖掘书店与上海这座城市的相互关系，认为城市对于书店是具有保障和导向意义的,而书店对城市具有更大的价值----那就是造就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对上海而言，新的WTO时代的来临正是文化出版业复兴的良机。
Abstract
Bookstore of Shanghai in 20th century was a commercial integration which contained the process of typography, publishing and distribution. The market of publishing industry used to be extremely blooming that influenced China Modern History intensel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he function of bookstore was limited to distribution, and the state-owned XinHua Bookstore smashed the whole vivid market that ever contained many different bookstores.
With the Reformation and Opening from 1980s, the fierce competence raised up between the state-owned bookstores and private bookstores. After joining the WTO, foreign-capital bookstore became a Blackhorse in the market. Shanghai was the former cultural and economic centre of China, which now is paving the way to the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Under which circumstance,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is facing the brand new challenge.
In this article, author tries to dip out,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the bookstore and the Shanghai city. The conclusion is, in one hand, bookstore is city-oriented and been protected by the city; and on another hand, which is more valuable to the city is that the bookstore could build it as a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entre.#p#分页标题#e#
As to Shanghai, it i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publishing industry to renew with the forthcoming of WTO age.
关键词：20世纪 上海 书店 出版业 文化
绪 论
首先要阐明的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从1900年至今的上海各类书店，包括从事书籍出版和发行销售的各类书店、书局、书社、书铺等。
●主题及意义说明：
本文主要研究上世纪上海各类书店的演变，从历史材料中分析其内外因素。其主题研究的意义在于：
首先，上海在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上海是近代才发展起来的城市，但由于其地理和历史的特殊性，造就了其政治经济文化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从上海这个个案做深度挖掘和分析，应当是具有很大意义的。
其次，从整个上海史来看，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巨大改变皆集中在上一百年里发生，这无论是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观念还是对学术研究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上一百年在上海城市的发展历史上可谓是极其重要和特殊的一百年。
再次，诸多因素的改变在文化上的体现和影射是非常明显而必然的，对于一个现代化社会而言，文化事业已经或多或少转变成文化产业来经营和维持，而书店作为文化产业运作的重要一块，牵扯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本文将研究的时间地点对象定为“20世纪上海各类书店”，目的是希望从中找寻一些有意义的线索，并加以分析。如果能对当今的文化产业有所借鉴和启发，那将是本文最大的意义和贡献。
●论文研究方向：
本文将展示过去一百年里上海各类书店的历史演变，并从历史学、社会学各方面角度分析其演变过程和影响要因，比照今昔，从中发掘历史规律，总结书店和城市之关系。
第一章 上世纪上海历史背景概述
说明：由于本文的研究角度重点放在文化出版方面，因此政治和经济概况只作为环境与背景的影响因素略为补充介绍之。
一 政治方面：
1843年上海受历史和地理的因素被迫开埠，这个看似屈辱的遭遇其实是近代上海城市的崛起的重要因素，它直接导致上海被现代化的西方社会迅速同化。而从开埠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上海一直没有停止过政治纷争。政府当局由清政府到英美法到军阀到国民党到日本人到共产党，上世纪前五十年可谓是风云变幻，政治交椅不断换主，而解放后，上海也经历了一段社会转型期的不稳定。
日期 事件
1912年1月1日 中华民国成立。
1919年5月4日 五四运动。
1925年5月30日 五卅惨案。
1927年4月12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32年1月28日 一二八事变。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开始。#p#分页标题#e#
1937年8月13日 八一三事变；上海租界不久后成为孤岛。
1941年 上海沦陷，孤岛结束。
1945年 日本投降，解放战争开始。
1949年5月27日 上海解放。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7年 反右斗争。
1958年 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兴起。
1966年至1976年 文化大革命。
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开始，上海才算比较平稳地开始发展起来。而再往后至今，上海的宏观政治状况同全国一样一直相对比较稳定，没有大的战乱或政治风波。
可以看出，上海在上个世纪遭遇了诸多动乱。首先，社会制度被彻底解构，封建社会迅速地遭到解体，而在新的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上海政局动荡，各大小战乱时有发生。其次，解放后初期，上海处在全国统一社会模式之下，本身光鲜的城市个性被建国初社会转型期的不适应所淹没。因此，这两段历史对上海而言可以说是上世纪最不稳定的时期，而恰巧，上海的文化出版业也在这两段历史时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本段后会详细介绍。
二 经济方面：
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上海就已经联结世界上任何一个通航地点，成为中国通往世界的码头。发达的航运是近代上海经济的发展的根基所在，这对于吸引洋人提供了渠道和便利。而从晚清开始的留学生热潮，大多数人也都是由上海出发走向世界的。
便利的水上交通吸引了大量的外资银行和和工业进入上海，自1847年英国丽如银行在上海设立以后，上海成为外资银行在中国最为集中的地方，在中国境内的中外银行的大多数总部设在这里，功能齐全，资金融通量大。而1929年开辟航空线路，更是扩大了上海同世界市场的经济联系，到30年代上海已经发展为集航运、外贸、金融、工业、信息中心为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中心。
解放后至改革开放之前，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一样，经济在社会的不稳定时期缓慢发展，而自从改革开放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讲话以后，上海在政策、财力、人力等方面得到国家大力支持，城市进入全面加速发展阶段，重新涌现出一批世界知名的本土公司和外资公司，迅速成为中国最大的现代商业贸易中心，并且仍不断在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
一所城市的商业和经济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到商店业的规模和运作，而书店由于其文化的意识形态特性，又会不完全如一般商店，尤其是上世纪上海的书店曾经直接参与出版，这就不仅仅是商业化运作的范畴了，下面将阐述上海的文化出版业在上世纪的演变。
三 文化出版方面：
上海文化出版业的快速发展是从上海开埠开始的。1862～1908年，上海出现80多家新书店。1905年，上海成立了以出版雕版书、石印书、翻印古书为主的书坊同业组织上海书业公所，同年又建立了以出版新书为主的书店同业组织上海书业商会，形成了上海的出版界。#p#分页标题#e#
清末民初，上海的书店集中在棋盘街。民国时期，逐渐向河南路(今河南中路)、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西自来火街(今广西南路)、二马路(今九江路)这一方块地区发展，其中尤以四马路(今福州路)及其附近的交通路(今昭通路)、山东路(今山东中路)，更为集中，不仅有商务、中华、大东、世界、开明、正中等大书局，还有不少中小型书店，棋盘街逐渐成了书店林立的文化街。自此，中国出版业十之八九集中在上海。
而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原先大大小小的书店纷纷遭到合并、重组或没收，同年9月1日成立的新华书店上海分店，仍然是集出版、发行、印刷于一体的机构。自从1951年1月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将编辑部、印刷部划出后，书店变成只具有发行销售权的机构。之后经过整顿和重新登记，又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从事新书业务的私营书店全部划归新华书店，从事外文书业的私营书店并入新华书店上海分店外文门市部，从事古旧书业务的私营书店分别并入上海古籍书店、上海旧书店上海论文发表。从书店职能的演变来看，从解放前包括印刷、出版、发行销售，自行完成整个书籍从出版到流通的全过程，到现在被限制为仅具有发行销售权，书店的权力和功能被简单化，其具体的图书发行开始走向分类细化。这是上海20世纪书店的第一次全面转型。
然而从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上海的文化事业遭到全面严重破坏，出版社大量赶印《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以及一些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文章汇编，而此时上海各书店里几乎没有什么图书供应。这是上海整个文化出版业最衰落的时候。
1978年1月，上海出版系统恢复原来编制。之后，图书出版和发行重新开始整合，出版社在出版的同时也参与到部分的发行与印刷，而书店的经营也由一统天下的新华书店变为民营国营实力相当的局面。政府放开对图书发行的垄断，让民众获取自由经营出版物的权力，这是上海20世纪书店业的第二次重要转型。
上世纪末中国开始面临加入WTO的新局面，而在本世纪初，入世的心愿终于达成，随即中国政府做出有关让外资进入中国的图书发行销售的政策决定。上海作为中国开放的前沿，其文化出版业和书店业正面临着第三次重大转型。
纵观上海上一百年的演变与变迁，无论是社会制度还是经济文化都有着好几次巨大的转变，尤其以上世纪中叶和九十年代为重要时间转折点。所以，本文大体上以这两处为分界点来分析上海上一世纪书店。
第二章 不同时期上海各书店概况与简析#p#分页标题#e#
本章按历史发展分三部分大致介绍上海各书店的经营概况，并作简要分析和归纳。资料主要引自《上海出版志》。
一 解放前书店概况：
上海解放前夕，出版机构有250家左右，其中资本在500万元的一家(商务印书馆)；400万元的一家(中华书局)；30万元以上的4家(世界、大东、开明、正中)；10万元以上的4家(北新、现代、华通、儿童)；2万元以上的16家(广益、群益、锦章、有正、中原、校经山房、大众、新中国、会文堂新记、太平洋、佛学、中央、生活、铸记、南强、法学)，其余都是万元以下的小书店。大书店多附设有发行部和印刷厂，中小书店除出书外兼营发行图书和文具用品。
（一）大型著名书局
大型书局是当时上海文化出版业的巨头和领袖，它们无论在自身的经营管理上还是其出版物对整个城市甚至是全中国的文化影响都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在此，我们不能不分析一下当时几个大型书局的共同特性。
1． 创办者大都是个人或几人合资
当时的几个大型书局，在刚开始创办时都是由个人或几个人合伙投资的，都属民办书店。如书店业中的老大――商务印书馆，是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四个年轻人于1897年合资创办的。而成立于1912年1月1日的中华书局，则是由陆费逵个人创办，同样世界书局于1917年由沈知方创办。巧合的一点是，陆费逵和沈知方原先都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而沈知方后又在中华书局工作，最终自己独立开设世界书局。这表明，当时的文化人努力尝试与书籍产生新的关系，通过自己创办书局来参与书刊制作与流通的全过程。
2．大多自设有印刷厂、出版社、发行部
当初主要以接收印刷业务为主的商务印书馆，是在著名的文化人张元济进馆主持编译工作后开始转向出版业的，而由于之前具有雄厚的印刷实力和技术，整体发展非常好，而中华书局则是以先出版教科书累计资本再扩展印刷业的。尽管起家的角度不同，但是它们都最终参与到整个书籍运作过程并将其扩大和完善――从出版，到印刷，再到发行。而这无疑对其他书店的经营产生领导作用和提供参考模式，也使得上海的文化出版业形成自身的规模。
3．都采取现代化的股份制经营
大型书局在当时已经模糊地具有现代企业经营和管理的意识和手段，实行股份制经营就是最好的明证。尽管它们成立之初没有足够的资本和实力采用股份制，但当发展到一定规模后，都会改组为股份制，如商务印书馆1901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世界书局1921年7月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而股份制是现代西方经济的产物，由此可见当时上海受西方文化和制度的影响已经迅速被书店业主动接受和吸收了。#p#分页标题#e#
4．出版物内容种类全面，具备相当的权威性和专业性
大型书局的出版物，形式包括教科书、工具书、学术和文学著作、丛书、古籍和杂志等，内容包括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语文学、法律、文学、艺术、史地、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等各个学科，非常的全面，且撰写和编译人大都是著名的学者专家，因此出版物的内容是非常专业和权威的。
5．解放后在上海消失。
书店名称 消失时间 消失原因
商务印书馆 1954年 迁至北京
中华书局 1954年 迁至北京
开明书店 1950年 公私合营，与青年出版社合并
世界书局 1949年；1950年 实行军管；私股参加公私合营
大东书局 1949年；1956年 实行军管；分别并入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新华书店、大东印刷厂
这些上海原先的出版业巨头在解放初期纷纷消失是与上海乃至全中国的社会状况分不开的，前面已经说过，解放初期上海的各大小书店被重新组合，原先形成的自身品牌和规模被打破，能保留其自身完整性的只有当时第一和第二的商务和中华，但当时的政治中心已经集中到北京，因此，这两家老牌书店也相继迁至北京。大型书局在上海的消失是上海的文化中心地位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党办书店
政党对于自己主义的宣传自然离不开出版物，而开办书店，印行自己的出版物，则是一种最有效的途径。中国共产党所办的书店有华兴书局、上海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社等，主要以出版马列主义理论著作以及介绍苏联革命的图书为主。四一二以后，国民党当局实行文化专制，也开设了自己的新生命书局和正中书局，主要出版政治文艺读物和中小学教科书及参考用书。尤其是正中书局，由于受国民党当局的经济支持，具有相当的规模。尽管党办书店几乎都是从自身的政治角度出发，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上海当时的文化中心地位。
（三）外资书店
解放前的上海，被分成各种外国租界，在租界里面生活的外国人对于自己文化的需要，以及传播他们的理念和看法，也都要通过出版和书店进行。当时的外资书店有美华书馆、土山湾印书馆、点石斋书局、图书集成局、广学会等，以出版《圣经》、宗教书刊和供教会学校用的教科书以及自然科学书籍为主，而其中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的书店大都集中在19世纪末开设，可见这与上海那时刚开埠不久有很大关系。日本人开设的书店则有著名的内山书店和至诚堂，开设时间分别为1917年和1912年，都主要经售有关日本政治、经济、社科、文学等书籍。可以感受到外资书店有着相对平稳安定的氛围与环境，这是与上海当时的租界格局分不开的。#p#分页标题#e#
（四）民办书店
民办书店除了上述介绍的几个大型书局以外，还有数量繁多的中小书店，如以出版古籍和传统中医为主的扫叶山房、千顷堂书局，以出版教科书和童蒙读物为主的广智书局、广益书局、文明书局、儿童书局，以出版文艺书刊为主的小说林社、现代书局、朝花社、三闲书屋、光华书局，以出版学术进步书刊为主的亚东图书馆、北新书局、复社，以及出版大众杂志读物的上海杂志公司和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这些中小书店虽然实力和影响力赶不上大型书局，甚至有些被大型书局兼并或收盘，或是自行关闭，但由于其自身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之多，并且经营者大多为著名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物，也为当时上海的城市文化形象增色不少。
二 解放初至改革开放：
解放初上海原先的各书店被收购、没收或重组，由国营新华书店统一经营。而在这段未稳定的时期，上海的书店和出版业也不断遭遇着变更。
上海解放初期，除了曾经成立了青年文化服务社、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以外，还成立了一批联合书店，如三联书店上海分店、连联书店（全称连环画出版业联合书店）、童联书店（全称儿童读物出版业联合书店）、通联书店（全称通俗出版业联合书店）、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国科技图书联合发行所等。这些联合书店都是由旧上海的各大小书店合并或改组的，但除了新华书店和三联书店，其他书店都没能长期存活下来（青年文化服务社1952年移交给新华书店上海分店, 通联书店、连联书店、童联书店1954年合并为上海图书公司）。之后，1958年上海图书公司改名为上海古旧书店，1967年又改名为上海书店，成为至今以出版和发行文史资料为主的书店，也是上海地区唯一具有出版权的书店。至此，原本书店林立、功能杂多的文化出版市场变成了统一划分的市场。可以看出，政府也随着社会转型期的不稳定在逐渐摸索新的书店业态经营模式。
三 改革开放后：
改革开放不久，上海又对书店进行改制，尤其是经济大发展的九十年代，上海开始逐渐筹划和形成大的图书发行和销售公司，书店的经营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变得专业化和市场化。民营连锁书店开始与国营新华书店形成对抗局面，经营手法和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新华书店，更具有活力和市场。而如今上海的文化出版业面临WTO的挑战，一些大型图书发行公司和出版集团纷纷改制和强化内部管理，民营书店也不断地吸收更为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来面对即将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书店。
解放后的这两段历史时期由于中国的国情，书店业、出版业的政策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其中，上海的书店自主出版权几乎被全盘没收，这一点对于上海城市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p#分页标题#e#
第三章 繁盛期影响书店要因
由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作为全中国的文化出版中心达到繁盛期，其价值意义十分重要，因此，本章主要针对解放前上海各书店，分析书店所受的各种主要影响因素。
一 经营环境
首先，任何商店的经营都离不开经营环境的影响，书店也不例外。书店的经营环境包括当局者的政治文化立场，城市经济发展的程度，以及最明显的安全性的保障等，这些因素都会对书店产生最重要和直接的影响，甚至往往会改变书店的命运。
(一)文化政策:
城市的文化政策对于书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对于有着自主出版权的书店来说，出何种政治倾向的书要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当局者的文化态度。清政府在1905年9月2日明令从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1906年9月1日，清廷又下令准备“仿行宪政”这两大变动对上海的文化事业尤其是出版业都有重大影响。 从此，八股文不再受知识分子关注，研究各国政治、宪法和地方自治成为知识界的热门话题，而各小书店纷纷开设并主营新文化与西方思想书籍。
此后，上海由于不断变化的政治格局，屡有书局和出版物遭当局者查封或查禁，而能适时把握政治所需，迎合当局者口味的书店，则能幸存下来，甚至大赚一笔。
最为明显的例子当数中华书局的成立。辛亥革命前夕，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不相信革命会很快成功，因而，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下令禁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时，商务的印有黄龙旗封面的教科书已无法使用，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得张元济措手不及。而当时同在商务印书馆的陆费达却预料到社会政治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原来“龙旗向日飘，皇帝万万岁”的课文将不再适用，便暗中联络戴克敦、陈协恭、沈颐、沈知方诸同事，连夜在家中商讨编撰新教科书事宜。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陆费达即向商务印刷馆辞职，加紧赶印新教科书。中华民国成立，陆费达的中华书局也正式开业。由于新教科书适应了新时局的需要，中华书局由此大赚，也在刚开办之初便一下子巩固了其在出版界的地位。
在时局不定的二三十年代，尤其是国民党政府实行文化专制以后，许多书店由于出版了进步书籍，纷纷遭查禁。当时上海书店和华兴书局因出版中共政治出版物而分别遭军阀和国民党查封，而因遭到出版物被查禁影响营业最终倒闭的书店有昆仑书店、大江书铺、光华书局等。另外，当时“生活书店的刊物被禁后，便立即创办新刊，并用追踪推广宣传的办法，保持销路不衰。一种刊物被迫停刊，请读者结算订费余额的同时发新刊预定广告。” “刊物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改换名称，完全是出于不得已。因为在当时反动当局文化专制主义的高压下，只有这样才能转移、分散特务、暗探的注意，让刊物至少能够在一段时期内继续出版、发行下去。” 这些可以充分证明文化政策的限制对书店的影响与制约。#p#分页标题#e#
而笔者在上海档案馆寻找到当年生活书店为职工涉嫌装运禁书请特陈警察局准予交保释放由文书，更是清楚地交代了两名练习生将港地同业自行寄来的“《大众文艺业刊》,《理宝业刊》等数十册带至宿舍存放”,“当时雇三轮车代步,途经福州路湖北路口,适逢巡逻警察之搜查,误为装运禁书,遂命陈君领至宿舍连同敝店,另一人员薛迪畅君一并拘去,旋即解总局调查科”的事件。 可见，当时的国民政府对于书籍出版的政治敏感度是非常高的。
(二)经济:
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就已经与交通银行往来密切了。从档案馆存放的商务与交通银行的单据中可以看出，商务通过交行办理了许多保险，抵押和贷款等业务，这样不仅方便了商务在外地的批销业务，也使得书店的经营更规模化和专业化。1947年的一张“与商务印书馆有批销关系之书局学校等地点名称一览表”中，全国各地共有417处书局学校与商务有关。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中华书局和上海银行之间，可见那时有一定规模的书店就已经想到采取通过与银行打交道进行外地业务，而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银行对书店的服务已经具有相当水准了。这些都是当时上海已经呈现的现代化经营手法和相对成熟的经济运作的体现。
(三)安全:
政治动荡必然导致战事的发生，城市安全难以保障，而这对于书店的存在和发展更是性命攸关。
对于商务印书馆来说，最惨重的损失莫过于“一二八事件”中的东方图书馆被日军炮火炸毁，损失巨大，被迫停业。同年8月复业，资本缩减为300万元，职工人数不足1000人。上海档案馆中的一份商务印书馆谨丞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的信件更是将其心痛愤慨之情表露无疑，“敝公司三十五年苦心经营致力文化之基础付一炬，损失之大，莫可言喻”，“东方图书馆所藏古籍善本及本国各省府州县志并各国学府图籍皆积二三十年之精力逐渐搜罗所得，尤非以金钱数目所能计其损失，敝公司董事会因总厂全部被炸毁，资产损失贻尽，财力已无法维持，职工亦无从工作，不得已议决上海总馆全部停业，职工全体停职”，“转呈国民政府行政院准予迅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并声明保留偿损之要求宝纫。”东方图书馆被炸不仅是商务的不幸，也是整个中华知识界的重大损失。
而八一三事件更是对其他诸多书局产生致命性影响，据世界书局的老工作人员回忆，当时的世界书局损失巨大，而一些书店纷纷与此时倒闭或内迁至重庆武汉等地。当时设在梧州路的总店和专为开明书店排印书刊的美成印刷厂全部毁于战火，开明书店损失达80%以上。而良友图书公司和儿童书局因地处战区，损失严重，分别于1938年5月和1939年停业。#p#分页标题#e#
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时，大东书局的印刷设备分别运往江西、香港、重庆等地，设立了印刷分厂,留在上海的部分则紧缩业务，勉强维持;读书出版社迁往武汉,次年又撤退到重庆;新知书店迁往武汉,1944年10月上海办事处被日军破坏，工作人员被捕，被迫停止活动;生活书店总店迁往武汉;复社停止活动;上海杂志公司迁至汉口，后又迁长沙、桂林，先后在武汉、广州、金华、重庆等地设立分支机构12处;光明书局迁汉口、广州、桂林、重庆，成立办事处，经营批发。
由此可见，对于书店来说，城市的安全保障是最根本和直接的需要，无论之前的印刷出版发行事业有多么顺畅和发达，遇到战火，都变得那么脆弱和无助。而就是在这样纷乱不定的格局下，上海又形成了其自身独有的文化出版特色。
二 市场
上海之成为文化中心，除了人文环境、租界因素之外，主要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摘自《上海通史》
(一)销售市场
无论是何时代的商业，都离不开市场的需要，哪怕是参有浓郁文化气息的书店的经营也同样如此。
印刷方面，商务印书馆正是靠着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几年，上海的工商业正处于复苏时期各行各业急需大量的商用单据、帐单、发票的时机成立，并在“印书馆”前冠以“商务”之名，以示其主营业务的范围。尽管初创时设备非常简单，但由于国人自办的商务票据印刷厂不多，所以营业情况非常好。同样，在1920年前后，中华书局承接印制克劳广告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烟壳的业务，获利丰厚，而1930年书局大量承印国民党有价证券和小额钞票，印刷业务更加发展。
出版方面，著名的世界书局更是商业气十足。当年沈知方脱离中华书局后，在闸北义品里及福州路青莲阁茶馆对面弄内的其昌旅馆租房作为出版营业点，刚开始因资金很少,以世界书局等名义出书，并委托大东书局代为发行。书的内容比较正规的,用广文书局名义出版,属于投机的,用世界书局上海论文发表或中国第一书局名义。营业实践结果,用世界名义出版的书销路最好。而相反的例子，如以出版古籍为主的扫叶山房，当初为沪上一家很有影响的出版机构。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由于其出版物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业务逐渐衰退。同样专销木版古书及石印小说的传薪书店,由于距五四不久,除学者上门访古外,平时门庭冷落。
而就当时的旺销出版物市场来看，又可以总结出当时出版市场的两大特征：
1. 教科书是盈利重头
仔细观察解放前的大型书局，大抵都是从商业角度出发，获利一笔后再逐渐扩大经营的。而最能获利的，则是每年春秋季的教科书的出版与发行。“该公司之营业,有季节性,大致以春秋二季开学时为旺销期。” 中华书局从创办起就把业务重点放在教科书上，除了最先出版的《中华教科书》以外，先后还出版了《新制教科书》、《新编教科书》、《新式教科书》等大量中小学、师范学校教科书及教师用书。#p#分页标题#e#
而早在1902年，清政府命各省广设学堂的时候，商务印书馆就明白当时迫切需要适应新式学校的教科书，便聘请知名学者大力编印教科书，出版后很受欢迎。之后，商务仍然是从基础教育入手，编辑出版从日文翻译的小学教科书。夏瑞芳为此还特请教当时在南洋公学任编译所长，后来任商务印书馆编泽所所长的张元济。
1924年，之前以通俗读物为主的世界书局开始出小学教科书。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世界书局出版新主义教科书,后几年出版新课程标准教科书,分编乡村用,中小城市用,大都市用和春季始业用,秋季始业用等各套,以适应不同地区,不同学年的应用,出版册数比同行为多。在抗战时期的沦陷区,世界和上海其他几家书局还曾为敌伪出版教科书。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奉命参加国定本教科书联合发行处，承供的教科书占12%。
为什么大型书局都看好教科书市场？除了市场需求数量和时间稳定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越是大书店，越具备这样雄厚的印刷编译的实力，他们本身往往有著名的学者和多处印刷厂，这些人力财力是他们得以取得出版界地位的资本，而对于出版教科书这类涉及启蒙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大举动，这些资本正是获得市场信服的主要因素。
2. 世俗文化和精英文化并存：
无论哪个时代，各种文化总是并存并相互影响和促进的。平民百姓有他们的精神需求，这些精英文化是无法满足，甚至有害的。所以，当时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西方世界，又恰逢中国刚结束封建统治时局不定，这些知识分子必然会创造出上海独有的精英文化，因此，此时的出版物的特色正反映出当时上海的特色，一种世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交融。上海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出版物的特色正反映出当时上海的特色。
*世俗读物出版：
世俗读物大都面向广大百姓和市民，其出版物也大都是一些实用性或娱乐性的内容，如一些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明星传记等，尤其是世界书局早期和中期的通俗小说，发行数量巨大，其中一部分是将旧说部加以整理，加用新式标点排印，硬面洋装，廉价发售；还有是特约章回体作家撰述。出版长篇小说，最受当时小市民欢迎。有张恨水的言情小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不肖生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程小青的侦探小说《霍桑探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等。出书形式也大都为杂志或图画本，如商务的《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中华书局的“八大杂志”（《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大中华》、《中华妇女界》以及《中华学生界》）。此外，还有世界书局的《三国志》、《水浒》、《西游记》、《封神榜》、《岳传》、《火烧红莲寺》连环图画书。出版这些世俗读物的大都为大型书局，它的读者面广，数量多，可见大型书局除了出版教科书以外，还看中另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那就是广大市民对精神层面的需求。#p#分页标题#e#
*精英读物出版：
如同精英数对大众数一样，精英读物对世俗读物的发行量相比也要少很多，而这正好符合中小书店的出版与发行能力。因此，当初的精英读本大都是中小书店出版并发行的，且对于不同的学术和文艺流派，不同的经营者会有自己的选择和偏好。如昆仑书店主要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社会科学译著，大江书铺主要出版进步文艺书刊，朝花社致力于介绍外国文艺尤其是北欧、东欧的文学与版画，三闲书屋是鲁迅针对国民党当局的文化专制主义，自费出版进步文艺作品，上海书店主要出版发行党的所有对外宣传刊物如《向导》、《新青年》、《前锋》以及团刊《中国青年》等，真美善书店致力于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北新书局专门销售新文艺作品，现代书局以出版新文艺和社会科学新书为主。这些书店的经营者大都是当时有名的文化人，所以所出的书都是按自己的喜好和观点。尽管对文化的关注方向各有千秋，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对所出的书都非常重视其精致美观和良好的纸质，可以看出这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和文化的热爱和要求，而这些优质精英读本的出版和发行，也是上海当时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重要代表和映证。
综合上述诸多材料而言，大型出书机构往往以成批大量出书为特征，所以会选择教科书和世俗读物为主要市场。而小型书店则往往自己出版零散的小型刊物，这类店主大部分是留洋过或接触不少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试图通过书籍的买卖传播希望能改变民众的思想。并且，对于吸引同道志友而言，书店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展现方式和活动场所。
(二)竞争
除了面对书刊的销售市场，书店同样还要面对同行竞争者。尤其对于大型书局来说，彼此实力都很强，因此可替代性较高。如何在对手面前敏锐捕捉对方动向，并以此调整自己的计划和行动，这在大型书局之间更关系到实力与存亡的问题。
商务与中华是旗鼓相当的两家大型书局，他们之间的竞争更是异常明显和激烈，往往是你出一本我便出一本类似。详见下表：
出书类型 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局
辞书 《新字典》、《辞源》 《中华大辞典》、《辞海》
杂志 《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 《大中华》、《新中华》等
古籍 《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 《四部备要》、《影印宋版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
丛书 《严译名著丛刊》、《百科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世界丛书》 《中华百科丛书》、《中华文库》、《东北研究丛书》
另外还有一些书局间相互竞争影响的情况，可以看出竞争的最终目的都是获利，竞争的对象都是直接的市场，而不同的书店采取的竞争手法和影响等都各不相同：#p#分页标题#e#
1． “1924年，世界书局开始出版小学教科书。由于其教科书适应性强、质量较高且售价较低，渐与商务、中华形成三家竞争的局面。商务、中华两家为抵制计，曾先后利诱，愿以银币10万元送给沈个人,要他以世界书局停止出版教科书为条件。沈拒绝后，由商务出资三分之二，中华出资三分之一，合设国民书局于河南路，编印新国民小学教科书一套，不计成本，用免费赠送和跌价的办法与世界书局竞争。由于双方经营不济，最终国民书局把资金消耗殆尽而停业，世界书局未被推倒，但经济上也大伤元气。” 这是大型书局之间的竞争，都是为了争夺最宜获利的教科书市场。而当世界书局以强势后来者的姿态出现时，原先互相竞争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便联合起来，想遏止世界书局的发展势头，以保住自己的强势地位，可是，这样不全心全意的联合只能导致无心也无力的失败尝试。
2． “时逢欧美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加拿大的白报纸贬价大量倾销来沪，出版商灵机一动，新文化书社首先发行大量古旧小说、文集、诗集和清代笔记。前者有石印书可以翻印，后者笔记有进步书局的《说库》及《清代笔记丛刊》可以选用，先后出现广益数据用大达图书名义出版，中央书店、启明书店纷纷效尤，互相竞争，书价由一折逐步下降到一折再加八扣。”
3． “五四运动以后，亚东图书馆首创新式标点符号和分段的中国古典小说(通称“亚东本”)，风行一时。又出了不少新文化书籍，营业兴旺，工作人员达20多人。大革命失败后其他书店竞相仿效，出版粗制滥造的标点本古典小说，并盗印亚东的畅销书，削价倾销，营业大受影响。”上段是书店在印刷方面的竞争，本段是书店在出版方面的竞争，它们的竞争结果都非常符合市场规律：当具有敏锐商业嗅觉的书商觉得有利可图而有所行动时，便会很快被其他同行效仿。当到达一定规模时，整个市场便遭到破坏，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价格下跌，一降再降。当然，这样的风波仍然会被市场本身消化掉，尤其在当时没有政府政策管制的自由市场中。
三 管理和服务
但凡能够历经战火存活下来的书店，都几经坎坷中不断调整和完善自身的管理与服务，摸索更好的经营与管理经验。只要市场允许自由竞争，并且保护这样竞争行为的相对公正，那么各种提高管理能力以缩减成本提高效率的行为，以及提供更优质服务吸引更多顾客的行为，都会“自然而然”的出现。
(一) 管理方面
良好有序的管理对于书店尤其是大型书店的经营是非常重要的，它内部关系到人员的合理分配、机构的有效分工、出书流程的畅通，外部关系到书店的形象和声誉，甚至于整个行业的发展。而往往管理不善的书店，会面临生存危机。#p#分页标题#e#
象商务、中华、生活等这些大书局，由于职工数较多，且在行业内较具规模，都成立了自己的黄色工会，“以实行互助，维护员工生活，改善劳动条件，保障会员权益，增进会员智识技能，举办福利事业及发送生产促进劳资合作，并协助政府政令之实施为宗旨。” 往往工人的罢工、申请等都通过它来组织和进行。而生活书店在经营管理上有一套完整的科学的民主管理制度，对内为合作社组织，是集体所有制性质。合作社章程中原则规定：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领导机构为：理事会、人事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成员由社员大会民主选举产生。而一直采用旧家长式经营管理方法的亚东图书馆，则曾打算改组为股份公司而终未实现。
这些都是书店本身努力完善自己的行动，而这样的行为和想法，都是受了西方现代经济的影响，因为中国在封建社会都是家族式店铺式经营管理,而开埠则为上海带来全新的观念和管理模式。当然，这样的现象在这样的时候出现，是非常合理和必然的。
而管理不善的例子则有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书局，当时总厂占地面积40余亩，居当时上海各印刷厂之首。由于大量购地建房造成资金短缺，加上副局长沈知方挪用公款投机失败，又因同业竞争，售书赔本，发生经济危机，几至停业。书局曾租给新华公司，又曾与商务谈判合并而未成。后有常州资本家吴镜渊等组织的“维华银团”及董事高欣木等组织的“和济公司”给予贷款，书局才得以维持。可见良好有序的管理是书店尤其是大型书店赖以生存的必选之策。
(二) 服务方面：
书店的服务是伴随着竞争和其文化特性所形成的，竞争促使了服务意识的产生，是服务的内在推动力，而书店的文化特性又造成了其诸多的服务形式。如商务印书馆除了出版各类书刊以外，还举办各种社会公益文化教育事业，先后开设了小学师范讲习班、尚公小学、商业补习学校、艺徒学校、师范讲习社、养真幼稚园、函授学社、东文学社、国语师范学校、励志夜校等，尤其是1909年设立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图书馆，名为涵芬楼，1926年改组为东方图书馆，拥有大量珍贵的古籍善本书和地方志。另外，1924年4月18日，上海20个团体假商务印书馆集会欢迎印度著名诗人、哲学家泰戈尔到上海进行讲学，参加者达一千二百多人。 而在四一二政变时，商务印书馆还是上海市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这些都是商务印书馆作为书店出书卖书以外的活动，书店的职能被扩大，而商务的形象也在这些其他活动中被强化和提升。
其他在书店的买卖经营上的服务，大都以为顾客着想和方便顾客为宗旨，如内山书店的书籍都敞开陈列，读者可以随手翻阅，店堂里摆着长椅和桌子，读者可以坐着看书，并且不管金额大小，对中国读者实行赊卖，为了方便读者购书，书店编印有“新书介绍”供应读者。开明书店也实行开架售书，上海门市还设有《活叶文选》代客装订业务，有装订厂工人常驻门市负责接待。而象百新书店、世界书局、生活书店和读书、新知书店，都有为外地顾客代购书籍或其他物品的服务。这些都是人性化的举动，也是赢得顾客好感度的重要因素。这不仅扩大了书店本身的收入来源，也是树立良好口碑和稳定市场的手段之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上海出版业的发达和旺盛。另一方面，书店本身在主动尝试和挖掘新的经营手法和理念，这也表明了在当时开放的自由空间里，书店业已经摆脱传统的单一经营的概念，上海的文化出版业也已发展到一定规模和层次。#p#分页标题#e#
第四章 当今书店与当年书店之比较
时局转换，当今的书店早已异于当年。本章将从书店的创办内因、经营形式和城市背景这三个方面分析比较当今与当年书店之不同点。
一 书店创办内因：
（一） 当初：
*外来文化（主要指西学机构的创办和外资书店的影响）
1843年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被迫开埠。外国传教士和商人纷至沓来，圈购土地，开书馆，办报刊，建印刷厂。12月23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来上海创办墨海书馆。以后，1860年美华书馆迁来上海；1864年土山湾印书馆创立；1876年英国人美查的点石斋石印局开业；接着，日本商人也来上海创办了修文书局和乐善堂书局。这批外国人办的出版机构带来了新的印刷设备、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出版各种图书期刊，也带来了西方文化。这些不仅刺激了上海出版业的发展，也标志着中国出版现代化的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开埠对上海的近代文化发展产生最重要的影响，因为近代上海是以西化、现代的形象出现和崛起的。
*他行转型（比如传统刻印，以及藏书）
十九世纪中叶前，全国印刷文化及书籍文化的重心集中在江南地区，那时，江南地区拥有全国最多的进士，最多的书院、讲会、诗社文社和学术流派，当然也有最多的藏书家和刻书处。但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江南不少市镇屡经焚烧，大家族纷纷逃亡，文人避走他乡不迭，书籍藏版流散，学校书院纷纷关闭。此时，上海便成为江南省份经济和社会的休养复原重新聚合地。 这使得上海原先的书籍刻印与藏书业很大程度上转换为书籍的重新出版和发行流通。这是上海旧的行业面临新局面时的转型，也是近代上海文化出版业出现的另一驱动因素。
*政治需要（政权的争夺通过文化垄断尤其是官办和党办书店）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对于文化舆论都非常重视，都先后开办了自己的书店。如国民党开办的新生命书局和正中书局，主要出版文艺书籍、政治读物和中小学教科书及参考用书。而共产党开办的新青年社、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等，出书则偏重新文化运动和马列主义著作。各政党往往通过文化垄断达到政权争夺和巩固的目的，而出版业正是文化垄断的喉舌之地。
*文化引导（大多为文人开设，目的是为了传播知识与救国）
五四前后，以《新青年》为主的现代报刊业盛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促进了出版业的兴旺。近二十年间，外患内战不断，白色恐怖笼罩，在极端艰险的政治条件、十分困难的物质条件下，一些中小书店仍然坚持翻译出版了一批进步文化著作，他们往往怀着强烈的政治热情和人文关怀，希图对转型时的中国社会能有所启示或引导。而换种角度来看，这无疑又增加了上海城市文化的深度。#p#分页标题#e#
（二） 当今：
当今书店的开办同当年一样具有各种因素，除了解放后到改革开放一直是新华书店一统天下以外，如今的书店可谓形式多种多样，竞争更为激烈，更加强调个性化与品位。以下是上海当今各主要书店的经营理念：
贝塔斯曼：“走出书店，主动将图书送至读者手中，变被动为主动”
思考乐书局：“新知 格调 情趣”
席殊：“让经典成为流行，让流行选择经典”
季风书园：人文学术类图书
上海书城：“把书香传播到太阳升起的地方”，
明君：“一个连锁神话的崛起！一个明君意志的象征！为您传播希望，讲述一个美丽而苦难的童话，展示一群不寻常人的奋斗、创造、失败与成功！”
可见，当代书店与人的关系更为紧密，书店不仅努力强调为读者服务的意识，也将自己本身塑造成一个具有品位与个性的场所，以此满足现代人的消费心理和增强自身吸引力。并且，当今的书店很明显要比当初更富有主动性和对消费者的服务意识。国营书店的创办大都是政府为了满足和引导人民的文化需求，而民营书店的经营者则大多是具有高学历有抱负的知识分子，这一点与当初诸多的民办书店非常相似。当然还有一些小书店纯粹是为了赚钱赢利而设立，这种情形也同样发生在当初，这是非常正常和正当的，也是在城市发展中应该出现的。但介于其文化价值较低，且往往是一些零散的小店，大都随时代和市场自生自灭，不对城市的文化造成很大影响，因此本文只附带说明一下，不作深入讨论。
二 经营形式
（一）当初：
当初的上海，由于受到西方经济和文化的冲撞，书店的管理和经营模式已经慢慢走向现代化。旧上海的书店在管理体制上大致有编印发三位一体、出版兼发行、专营发行三种类型。商务、中华、大东、世界都属三位一体的大书店，都设有发行所，与编译所、印刷所并列。开明则只设编辑部、发行所，未设印刷厂，属第二种类型。这类书店有的设门市部，有的纯搞批发，不搞零售。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单纯从事贩卖活动的书店，其中有新书店、古旧书店等，他们大多同时经营文具。小书店则都采用店铺式管理方式。
（二）当今：
当今书店只具有发行权而不可出版与印刷（除上海书店可自行出版史料性书籍以外），这是两个时期差别最大的地方。印刷归专门的印刷厂负责，出版由专门的出版社负责，书店只负责发行和销售。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书店具体的经营形式也有了很大不同。
最明显的变化在于大型连锁书店 (即图书超市) 的出现。书店朝集团化、产业化发展；兼并、破产频繁，集中趋向明显。大型书城还往往搞多种经营，如：出租部分场地供其它单位商用或出租部分楼层作为物业；经营餐饮、饭店一级合资办企业。同时小型独立书店仍旧保持其自身特色，图书的分类格局呈现出细分化的特点，把追求时尚和闲适等意念需求作为图书分类的依据，限此锁定固定读者群。个性化的文化氛围，方便周到的服务，便利简约的购买条件，持久的情感联络是它们的特色。 #p#分页标题#e#
书友会也是一种新的经营方式，几年前贝塔斯曼的出现和火热给图书经营和消费者带来一个巨大的冲击。这种图书俱乐部的形式打破原有的坐店买卖，灵活地将图书主动送达读者手中，并且举办各种丰富的活动以激发更多的读者群。
另外，书店尤其是大型书店（如上海书城、思考乐书局等）也不断推出各种活动，如旧书换新书、文化讲座、签名售书、主题书评、读书征文、会员俱乐部等。举办这些活动的目的无疑是为了更加吸引读者眼球，加深自己在市场中的形象。而近十年来网络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销售方式。网上书店的出现打破了人们对于购买书籍的传统印象，使得书店和人的关系更加灵活，更能体现书店对人的服务意识。
这些新的经营形式无疑是时代进步的产物，它标志着当今上海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相较当初的传统坐店经营已经有了很大的灵活性，其根本原因，是不断深化和尝试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也是消费者需求的不断细分与深化后自然而然的结果。
三 城市背景 ：
（一）当初：
当时中国的出版业，十之八九集中在上海。
而当时上海的出版机构，十之八九集中在福州路,河南路,汉口路一带。
城市良好的文化背景对于出版业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发展都是至关影响的。上海之所以在19世纪中后期成为西学在中国得传播中心，进而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成为中国文化中心，是因为具有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因素，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五四运动在北平造成的政治激荡，使得作为另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的北平，政治气氛变得比较压抑，文化环境也因此变得较为恶劣。尽管当时上海也不是一个远离政治纷争的桃花源，租界当局也不断地采取措施压制，但由于上海特殊的统治格局，两个租界当局和华界当局对于思想文化的禁忌各有不同，所以采取的措施和行动也不尽一致，造成了上海思想文化的活跃空间要比中国其他地方更宽阔，加上上海其他的文化事业发达，使文化人士的生存环境要优于当时的北平和中国其他地区。 因此，上海成为了当时中国的西学传播中心，译书中心，报刊出版中心，教育中心，近代中国文学艺术中心，进步文2009年第7期 ·上海经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