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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逻辑到经济逻辑——冼夫人信仰的形成与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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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期:2023-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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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尽管冼夫人的历史形象再一次被新时代书写新的文化价值。但民间依然保存了民众对冼夫人神明形象的历史记忆。新时代赋予冼夫人的文化标签,民间对冼夫人有了新的历史记忆和认识。

第一章  绪论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成果综述

历史人类学对与冼夫人相关的民间信仰研究颇丰,为本文提供了分析框架与视角,以下对民间信仰、冼夫人信仰和冼庙的公共空间三个方面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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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信仰的研究综述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便已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1925年顾颉刚先生就对北京妙峰山香会、东岳庙等作过初步研究。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民间信仰成为透视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维度之一。进入21世纪,社会史领域中的民间信仰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王健将这些成果所关注的研究热点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透过民间信仰探究传统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二是通过民间信仰考察社区的发展史及其内部规则;三是民间信仰相关联的庙会研究。四是祭祀圈概念的提出与应用。1民间信仰逐渐成为了社会史领域观察中国民间社会的历史形态的一扇窗。 

郑振满、陈春生与赵世瑜等学者的研究对民间信仰研究在方法和理论上产生了明显影响。郑振满和陈春生为民间信仰的研究提出了对宏观背景的观照。在二人共同编写的《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中,尝试将民间信仰作为了解乡村社会结构、地域支配关系和普通百姓生活的象征和标志,研究民间信仰所表达的“社会空间”的历史过程并发掘这些历史过程中所蕴含和积淀的社会文化内涵。通过讨论“国家意识与国家认同”、“社会风俗与民众心态”、“神祗崇拜与地方社会的变迁”、“乡村庙宇与家族组织”和“社区组织与村际关系”等方面的内容2,不仅透视不易显露的村落内部结构和社区整合机制以及村落之间的关系,更是借此深入探讨“国家”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如果说,郑、陈是站在“民间信仰任何内容和意义的转换,都有其社会生活变迁的现实基础”的宏观理论立场,那么赵世瑜则更为深入地审视微观的区域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他在《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中3尝试从庙宇、庙会活动和庙会参与者等方面对庙会进行系统性研究。他认为“庙会是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与传统社会中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密不可分。”赵世瑜的研究展现了民间信仰背后民间庙会的狂欢与凡俗生活之间的强烈张力。

第三章 中央王权与冼夫人信仰的初步形成

第一节 冯冼家族的发展与没落

一.初唐时期的冯冼家族

从第二章的表格中可以看到,在冼夫人得到封赏的同时,冯冼家族的成员也得到相应的封赏和岭南地区各州郡的行政官职。因此在冼夫人逝世(隋仁寿初年卒)之后,冯冼家族依然掌握了岭南地区的部分行政权力,保留了一定的军事实力。《旧唐书》与《新唐书》都为冼夫人之孙冯盎著有传记,他早在冼夫人平定王仲宣之乱中已初见锋芒。面对兄弟冯暄的迟疑,冯盎讨伐佛智时果断迅速,为冼夫人快速攻入南海打败王仲宣赢得先机。在隋末唐初的朝代更迭之际,冯盎作为冯冼家族的核心人物承担起冼夫人逝世后,冯冼家族在岭南地方平衡中央与地方、汉俚民族之间的支点作用。

《新唐书》较于《旧唐书》对于冯盎的记载内容更多,更为细致,这里选以《新唐书》作为主要分析的史料。《新唐书·诸夷蕃将传·冯盎》的记述中既包括了冯盎的生平经历,同时介绍了冯盎的儿子和族人的情况。我们主要从冯冼家族后代的事迹中探寻冯冼家族在冼夫人逝世之后的发展。

冼夫人之孙冯盎,从隋末的宋康令累迁至初唐的左骁卫大将军,最高至越国公封号,一生历经隋唐两朝,其主要事迹都围绕着岭南地区的社会控制活动与中央统治者的互动与博弈进行。冯盎在岭南地区的主要社会控制活动有两个方面。一是隋唐两代两平岭南俚獠叛乱,二是处理杀害官吏的名贼高法澄、冼宝彻的事件。

第四章 岭南经济发展与冼夫人信仰的衍变

第一节 南洋贸易与墟市经济的形成

一.南洋贸易航线上的中转站

1.国内贸易航线

岭南地区北靠五岭,南面大海,有着扼海内外航运咽喉的重要港口,控制着西北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海上交通线。岭南地区是两条贸易线的交汇点。一条贸易线是东南沿海地区沿着海岸线航行于近海区域进入岭南地区的航线,另一条则是自岭南地区往东南亚方向的航线。此外,岭南内部还有以河道为基础形成的复杂贸易网络,岭内、岭外和海外的商船皆可以通过河道汇聚进入岭南各市镇进行贸易。

过去联通了岭内和岭外的河道航线往往无法承受更大货量的商船,明代随父经商的黄汴,曾走遍二京十三省和边境撰写《一统路程图记》一书,记录商船从岭外进入岭南的河道往往易进难出,易下难上,“浈江多滩无石,上难而下易、船大无虑,峡中山蛮宜防。”87随着明清岭南贸易的兴盛,进入岭南的河道数量已无法满足贸易需求。“江西至广东,自南安府横浦驿起,至横石矶驿止,水马并应。”88“由梅岭、广东,而至梧州等府,俱不往桂林。”89此外路经五岭,山中盗贼犹盛,“南京水至广西桂林府。本府由平乐府水至梧州等府,瑶贼恶甚。上水,船唯撑,不能牵。商贾之路。”

因此,进入岭南地区贸易的商贾往往选择海道,河道则作为岭南地区各州郡之间进行贸易的主要交通航线。古代海洋贸易使用的航海商船往往靠近海岸线航行,从岭南海岸的入海口进入岭南,如广州借由入海的珠江形成了明清时期最繁华的贸易场所。岭南地区有着便利的河道交通,为海洋航线上的商船提供了行船贸易的条件,岭南逐渐成为海洋贸易航线上的中转点。

第二节 官府、士绅与冼夫人信仰

一.官府与冼夫人信仰

官府作为岭南地区的地方行政代表,是明清中央朝廷渗透到地方的权力触手,也是治理一方社会的行政管理者,承担着处理岭南民间事务的实际责任。随着岭南的经济地位提升,岭南地方官员受到朝廷更多的关注和监督,同时他们需要维持岭南贸易的繁荣发展。

早在岭南海洋经济初步发展之时,唐代中书侍郎陆贽曾上书《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建议在岭南设置市舶中使,由官府正式介入岭南的海洋贸易的管理。他认为当时的岭南贸易中心广州远洋商贩往来甚密,岭南海洋贸易进奉数额巨大,存在税收缺漏以及官员贪腐问题。陆贽上请朝廷设置市舶中使,一方面解决岭南海洋贸易中的税收问题,进一步掌握岭南的政治控制权:“远国商贩,唯利是求,绥之斯来,扰之则去。广州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109岭南地方官员需要受到朝廷的监督:“请降中使,示贪风于天下,延贿道于朝廷,黩污清时,亏损圣化,法宜当责,事固难依。”

官员一直以来承担着中央朝廷对其监督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在明清时期朝廷逐渐收紧对海洋贸易的控制中,维持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随着岭南经济往来愈渐复杂,官府在参与经济管理过程中既要应对自然变化对往来船只的影响,同时需要处理人群繁杂、流动性高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在朝廷密切监督和地方经济管理的双重压力下,官府需要寻求一个既能向中央朝廷表明忠诚,又能向岭南经济社会传达治理思想的中介角色,他们选择了冼夫人。由岭南地方官府主导的活动主要围绕治下的冼庙进行,活动包括冼庙的重建修缮、巡庙题诗和为庙请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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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 语

冼夫人信仰在民间信仰文化丰富多元的中国土地上,在岭南地区生根发芽。冼夫人信仰在岭南地区形成与衍化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与其它民间信仰不一样的是,其他的神明形象大多是被民间虚构和想象而成。但冼夫人却是一位有史书明确记载的岭南地区著名历史人物,而非虚构的人物。冼夫人从史书的陈旧书页走上岭南民间的庙宇神坛成为了本文主要的问题意识,目的是考察冼夫人信仰的形成与衍变的历史动因。

在福柯眼中,历史具有两种形式,一是官方书写的历史,二是人民的记忆,后者比前者更为鲜活,形式更为丰富。130冼夫人信仰形成与衍变的历史过程正涵盖了此两种历史形式的展现。传统史书的第一次书写和明清时期岭南民众的第二次书写在冼夫人的历史记忆场域中表现出了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体现于“中央—地方”以及“中心—边缘”的文化话语的争夺之中。

第一次书写是以中央王朝视角出发的记述,是中央王朝与岭南地方势力达成政治平衡目的的政治逻辑下的书写。而第二次书写则是以岭南地方官府、士绅和民众为主体,为强化岭南本土特征与文化认同感,借用冼夫人的符号意义在这种经济导向下形成了经济逻辑的改写。两种不同目的的书写,形成了冼夫人信仰形成与衍变的历史动因。

第一次书写是以代表中央立场的史官为主导的书写。在历代中央王朝编撰的传统史书中,冼夫人被记录为一位得到中央王朝赐封的岭南部落首领,是岭南地区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功绩的女性忠臣。无论是《隋书》、《通志》、《通典》、《资治通鉴》以及地方志都有对冼夫人功绩完整细致的记述。这些记述不断地重复与回忆冼夫人生前事迹。史书通过记述冼夫人超凡的个人能力和领袖魄力,以及在梁陈隋三代王朝的中央政权更迭之际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智慧和政治手腕。与其他历史人物的男性形象不同,史书不仅建构起她赫赫战功、忠诚为国的形象,还描述了冼夫人作为女性统领在民间留下了民众共奉为圣母的仁慈形象。在史书的重复记述和回忆中,冼夫人俨然成为了多重形象重叠的历史人物。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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