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对于亲代来说，应紧跟媒介技术发展以缩小数字代沟，同时调适自身角色定位，给予子代更多独立思考的空间和自由成长的机会；对于子代来讲，在重塑自身隐私边界的同时适当增大自我表露程度，发挥子代的榜样力量并增加对亲代数字反哺的耐心，努力让媒介技术成为亲子关系的粘合剂。
第1章绪论
1.2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亲子关系
国外关于“代沟”最著名的研究即玛格丽特·米德的《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文化的研究》，认为代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1]Eggebeen和Hogan对美国的老年学研究发现美国亲代对子代的帮助远大于子代对亲代的帮助，且子女是否能够得到父母的帮助很大程度上受子女需要的影响；[1]另外，国外学者Spitze和Logan证明美国子女的性别并不会特别影响与家长同居，反之，最大的影响因素是子女的数量。[2]边馥琴和约翰·罗根借此对中美家庭的亲子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得出两个重要结论：美国家庭以孩子为中心，中国及多数亚洲家庭以家长为中心；美国家庭的亲子关系不受后代性别影响，而在中国及多数亚洲家庭，则普遍存在重男轻女的现象。
国内关于亲子关系的研究开始较晚，主要原因是我国社会本身较为传统与稳定，且统一认为亲子关系主要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情感交流。学术界关于亲子关系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层面：遗传学视角认为亲子关系是指亲代和子代之间存在的一种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关系是与生俱来且无法更改的。朱智贤教授从心理学视角对亲子关系进行剖析，提出亲子关系是父母及其亲生子女、养子女或者继子女之间的关系。[4]社会学视角对于亲子关系的内涵解读为社会关系中所指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主要涵盖了地位、制度、法律等层面的关系。其中，刘晓梅等人对亲子关系做了具体阐述，认为亲子关系是以血缘和共同生活为基础，以抚养、教养和赡养为主要内容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统一体。[5]亲子关系的研究融合了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教育学等多门学科，具有较强的理论支撑，学术界对于亲子关系的研究多聚焦于心理学与教育学，从社会学视角解读的相对较少，经梳理发现主要分为文化反哺与家庭代际关系两方面，从社会学视角来看，第一是放在代际关系范畴中进行的研究，最早也是最具代表性关于家庭亲子关系模式的阐述是费孝通提出的抚育-赡养型，即“反馈模式”，他认为亲子关系的主要特点就是反馈模式：子女在年幼时期，父母对其后代有供养义务，而待到父母年迈之际，子女也理应赡养其父母。[6]中国家庭的亲子关系并非单向给予，而是双向互动的过程。王跃生对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理论做了分析，亲子关系是家庭代际关系的核心，并由此为家庭代际关系下了定义：家庭代际关系是具有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成员的双向纵向关系体现。
第3章微信传播下大学生与父母亲子关系的重塑
3.1数字反哺与文化再哺育
新媒体环境下引发的数字反哺现象在大学生与父母之间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在微信兴起之后的几年内，微信以其操作便捷、功能实用且齐全的优势迅速被中年人群所圈粉，但囿于年龄与文化背景的限制，亲代对于新知识和文化的接受程度远不及子代，在网络时代面前，亲子角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来的“教化者”亲代变成了如今的“被教化者”，而曾经不断被教育的子代如今也能够享有“教化”亲代的特权，我们通过机器重新定义了自己，也重新定义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
3.1.1亲代与子代数字反哺相关量表与基本分析
文章主要测量指标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微信使用、数字反哺与亲子关系，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独生子女家庭与否等，微信使用操作化为微信交流的频率、形式（见表3-3至3-6），数字反哺操作化为反哺意愿、反哺层面与反哺效果，亲子关系操作化为亲密度与情感表达（见表3-1、3-2）。亲密度即家庭成员之间情感联系的紧密程度，情感表达即家庭成员直接表达自身情感和观点的程度。笔者根据美国学者奥尔森（Olson）创建，由费立鹏等人改编而成的亲密度量表（FACESII），[2]结合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制定出来了相关量表与问卷。通过对亲子代数字反哺相关情况的测量，综合分析并得出以下结果（如表3-1、3-2所示）。
第5章微信传播下弥合亲子关系的对策
5.1对于亲代的建议
5.1.1紧跟媒介技术发展以缩小数字代沟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谈到：“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并不能依靠经验作指导，能依赖的则是超出个别情景的原则，而能形成与应用原则的却不一定是长者。这种能力和年龄的关系不太大，重要的是智力和专业，还可加一点机会。”[1]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机会”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时代背景所带来的机遇，在当今的新媒体网络时代，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信息传播与社会交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对于大学生及其父母而言，父母作为重要的家庭成员，不仅担任着教化者的角色，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父母也开始逐渐饰演受教化者的角色。亲子代之间的代沟不仅仅体现在对新技术的掌握程度上，更多的则是关于文化、思想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正如受访者H在访谈中提到：“我爸不怎么愿意学，他现在还用现金呢，因为他一直觉得微信支付不安全，真的是老观念了，相反，我妈就很愿意学这些，而且学的也挺快。”
父母不仅是一种角色，更是一种职业，需要终身学习，尤其是网络新媒体环境下，父母如果不与时俱进、加强学习，就会跟不上子女的成长步伐，亲子之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甚至会出现零沟通和无效交流的情形，在对子女的教育效果方面也会大打折扣。对此，亲代应首当其冲地紧跟媒介技术发展，加强自身继续社会化的意识，缩小代际数字代沟的迫切性，[2]努力学习网络媒介技术，积极向子女求教相关的技能与知识，更快更好地融入这瞬息万变的时代，同时也可以通过媒介获取并学习有关亲子关系和家庭教育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促使自己不断修正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营造和谐稳定的家庭亲子关系，从而尽可能有效弥合亲子代之间的数字代沟，缩小代际差异，提升大学生与父母的亲子关系质量。
5.2对于子代的建议
良好家庭亲子关系的维系是多方努力的结果，不仅仅在于亲代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子代对于亲子关系的改善同样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5.2.1重塑隐私边界的同时增大自我表露程度
桑德拉·佩特罗尼奥在其研究中提出“隐私传播管理理论”，[1]“边界”是对人际互动过程中个体自我表露与私人空间管理二者关联的涵盖，是个体是否选择向其他互动个体开放资源与分享信息的分隔标志。[2]社会渗透理论是由欧文.阿特曼和达尔马斯.泰勒于1973年提出，该理论以人际关系发展为核心，形容个体之间从表面化到亲密层面的沟通过程。社交的亲密性取决于向他人表露信息的深入程度，自我表露程度是衡量和表达亲密关系的重要指标，是亲密关系形成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人际沟通中分享信息的重要表现形式。[3]大学生对父母的自我表露方式与内容均能有效反应出亲子关系的亲密度。对于亲代而言，即使子女已经长大成人，但在他们眼中永远是孩子，他们会希望听到关于子女的一切消息，希望对子女有更深更多的了解。对于子代而言，微信不仅满足了子代对私密性互动的需求，同时缩小了亲代的可管制范围，削弱了亲代的“监视”权力，使子代加快摆脱亲代束缚的脚步。而在数字反哺的背景下，子代的隐私空间开始有意无意地被亲代入侵，亲代在微信传播的场景下实现了对子代“微信隐私”的窥探，家庭内部的个人私域空间与公共空间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正如受访者G谈到：“有一次我在外面玩，没听到我爸发来的微信视频电话，后来到寝室了我给他发定位，他非不相信，硬是要我给他开微信视频看看我在哪。”
结论
新媒体时代正在逐渐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大学生与父母的亲子关系也相应受到影响，尤其是近些年微信的不断盛行，成为异地求学的大学生及其父母之间沟通交流的关键桥梁。通过对微信传播的考察，采用社会学理论深刻剖析大学生与父母亲子关系的内涵及其表现特点，笔者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入访谈的调研方法收集资料，经过数据分析得知微信传播对大学生与父母亲子关系的正面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新媒体时代带来的不仅仅是时代的变革，同时也是每个家庭交流场域的变化，微信已逐渐成为连接和拉近亲子关系的重要桥梁。对于异地大学生及其父母来说，微信传播深刻改变了以往传统面对面的交流形式，实现了无时无刻、现实与虚拟场景的共融交流，分享内容也变得多元化；其次，互联网时代引发了家庭中亲子角色的重塑，“文化滞后”带来了数字反哺，数字时代衍生出文化再哺育现象；再次，从戈夫曼的拟剧论与梅罗维茨的中区理论入手，笔者根据访谈发现亲子代之间的“中区”能够弱化亲子矛盾、缓解亲子冲突；最后，在对微信使用方面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微信红包不仅仅作为经济交易的功能，而且能够极大地拉近亲子距离。此外，微信传播导致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大学生与父母亲子关系改善的有限性、亲代对子代独立空间的过度侵占、亲代的微信转发被子代忽视以及在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与父母亲子关系的淡漠。针对以上困境，对于亲代来说，应紧跟媒介技术发展以缩小数字代沟，同时调适自身角色定位，给予子代更多独立思考的空间和自由成长的机会；对于子代来讲，在重塑自身隐私边界的同时适当增大自我表露程度，发挥子代的榜样力量并增加对亲代数字反哺的耐心，努力让媒介技术成为亲子关系的粘合剂。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