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哪里有？通过本文论述引导在空间演化下、在传统与现代交织中、更深切的理解安置居民的实践逻辑与现实困境。具体展开来看，空间演化初期，以熟人社会、邻里互助、空间观念、农耕礼俗、人情伦理等传统思维与文化在乡土的积淀，以一种乡村惯习的形式深度形塑着农民，在空间骤变与场域转换下持续影响着安置居民在社区内的实践行为，但这种滞后于空间变迁的惯习实践行为和策略与社区场域是脱节而不合拍的。
1绪论
1.2.1拆迁安置社区相关研究
拆迁安置社区是中国政策和国情下城市化进程中所形成的特殊社区类型，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概念和语境。
（1）国外相关研究
从概念与理论研究来看，国外有关城市边缘区的研究与国内拆迁安置社区相似，同时也对国内相关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城市边缘区的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3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赫伯特·路易斯（H.Louis，1936）在研究柏林城市结构时发现因为城市物理边界增长，使得其周围的乡村地区被占用，从而逐渐成为城市建设区的一部分，他将这一地带称为城市边缘带（stadtrandzonen），之后各学者不断丰富和发展城市边缘区的概念体系，提出如城市边缘带(Urban Fringe)、城市蔓延区(Area of Urban Sprawl)、城乡结合部(City-country Fringe)、城市阴影区(Urban Shadow Area)、城乡交错带(City-country Mix)等相关概念。威尔文（G.S.Wahrwein，1942）从土地利用方式上指出边缘区是“工业用地和农业用地转变地带”，安德鲁(R.B.Andrews，1942)强调城市边缘带的过渡特性，城市与乡村的过渡地带应使用乡村-城市边缘带这一概念，R.J.普内尔（Pryor，1968）表示城市边缘区是位于连片的建成区和城市郊区，在城乡间土地利用、社会和人口特征的过渡地带。英国地理学家科曾（M.R.G Cozen，1960）认为城市边缘区不仅是解释城市土地利用景观变化的方式，也是将复杂的城市发展过程有序化的手段，作为城市周期性地域扩张的先锋区，在空间扩展过程中呈现加速期、静止期、减速期三种周期性演变的特点。
3拆迁安置社区空间演变的态势分析
3.1物理空间形态的变革
3.1.1居住空间：“水平分散”到“垂直集中”
从安置居民居住空间的宏观层面上看，聚焦于安置居民的居住周围环境、规模以及边界，安置居民在拆迁安置社区前生存的农村空间规模相对广阔，并没有明显且具体的空间边界，是具有开放性特征的地域空间。安置后入住的拆迁安置社区是则是在地理上有定量规划面积，具有明显空间边界的有限的、封闭式的地域空间。X和R两个拆迁安置社区由一圈围墙及栏杆组成的物理隔离带将社区区隔，划界分为社区内与社区外，两个社区门口设置有两至三个门禁入口，X社区因建立时间较长，在单元楼门口并未设置门禁系统，而R社区相较现代化，不仅在单元楼栋安装门禁机制，在后期调研中已经在社区大门口采用人脸识别系统。整体来看围墙将社区内的公共设施和物品如绿地、游乐休憩设施以及内部道路等封闭起来，为社区内的居住用户提供独到服务，此时的空间界线是明确的，但也是生硬而阻隔的。“我们社区在2018年的时候经过政策规划把原社区分离出去一部分，成立了另一个Y社区，两个社区采取封闭式管理，居民常常因为道路的归属问题和公共广场的使用范围引起争执，社区内的居民在这种封闭式管理下与社区外的居民交往其实并不密切。”（访谈X-G-YZL）
从安置居民居住空间的微观层面上看，聚焦于安置居民住所的空间分布以及建筑规划。原居住空间因为地处开阔的农村地域，在地理位置的空间布局上呈分散型，农民们的建筑居所通常是以家庭为最小生活单位在同一水平面上分散性坐落，传统的住所主要以堂屋为主四周围墙共同组成的农村院落，一般为地基往上一层、横向紧挨着叠加不同房屋类型，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随着现代城市文明的冲击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不少村民已经对原先传统老旧的房屋住宅自主重新进行改造和翻修，房屋样式通常以复式二层或三层楼样式呈现。
5拆迁安置社区空间演变及惯习实践下的路径构建
5.1构建符合情境与惯习的空间
5.1.1空间规划要与居民实际需求情境相符
在拆迁安置社区建成，社区居民完成拆迁安置后，传统功能空间的式微与消退、新型居住空间的区隔与分离，加之对城市美好生活的期盼，社区居民在新的生活空间内对于社区内各类公共空间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但在实际操作中，社区的基础建设在政府规划下初步完成，社区内的具体公共设施往往是在搬迁完成后逐步完善的，建设的滞后性所带来得是公共空间的供给的不充分与居民的心理需求的落差，当居民的强烈需求得不到满足便可能以更为激烈甚至冲突的方式表达诉求，此时社区居民已然内化的惯习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在具体情境下会生成策略以达到目标，在社区内出现侵占公共空间的行为，甚至可能引发非理性的集体行动。为此在安置社区在建设初期和安置阶段，基层政府和社区基层组织需要共同协作加大对社区公共空间的建设和对居民公共需求的关注。
具体来看，基层政府要加大对安置社区公共空间建设的直接性投入，增强对社区居民需求的回应力，社区内的基层组织作为政府与居民间的中间人、政府管理职能以及居民权利代表的双重代理人，要协调好政府与居民的需求，既要依据政府规划执行具体的建设又要时刻关注居民对于公共空间的实际需求，及时充分地向基层政府反映社区与居民的基本情况，以便让政府更好把握社区现状从而制定针对性和科学性的决策。物业公司作为市场机制，有着维护社区公共设施和绿化管理的职能，与社区基层组织在权责明晰下保障空间功能的可持续供给。
5.2促进社区治理制度的现代化转型
5.2.1践行法治与人治并行的治理逻辑
拆迁安置社区在传统治理场域内受传统礼俗社会的影响形成以人情和伦理为核心的惯习，以及形塑了以道德教化和讲理说和为具体表现的治理逻辑，但由于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与空间变迁的亲历，社区内的矛盾也发生了现代性的转变。由主要包括传统熟人社会下家庭、宗族等伦理矛盾转向土地纠纷、征地补偿、拆迁赔款等经济性矛盾，并涉及居民、组织、企业和政府等多元主体。因此单纯依靠基层组织干部进行人情调解已不能完全覆盖和解决复杂的矛盾与冲突，拆迁安置社区内此时便需要法治的介入。国家法律因其规则的普遍性和背后的惩罚机制，能够给逐渐疏离和陌生化的社区居民提供信任，并维持社区内基本秩序，在必要和关键时刻，往往起着绝对性、权威性和强制性作用。44社区法治建设不仅包含治理逻辑的法治介入，还包括群众法律意识的强化，通过法治宣传教育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培养居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的内化，引导社区居民认识到社区法规和国家法律是必须遵守的规范，亦是以理性合法方式维护自身权益的手段与武器。
6结论与展望
拆迁安置社区作为城镇化下城市空间扩张的产物，其生成、建设与发展的过程实则是由客观的物理空间发展向社会空间建设转型的社会实践。中国特色城镇化坚持和强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要求我们从个体的主客性双重属性出发，不能忽视安置居民行动主体的选择，重视在空间变迁下对安置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的解析，通过关注与探寻安置居民在时空转换背景下背后的心灵烙印与文化记忆，展现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以人为本”核心精神的重要价值。安置居民在经历剧烈的空间变革与演化下，其空间适应与心理融入亦是一个长期阶段性的过程。对于生活在乡村经历了多年农耕文明与乡村文化的反复孕育、积淀和熏陶的农民，其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深深镌刻于身心之中，以强大的延续力影响着后续的日常生活世界。而“惯习”概念的引入，以自身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的属性特征打破个人与社会、主体与结构之间的隔阂，在过去与现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对比解读中，分析历史条件和社会结构形塑下居民们的深层心理结构，即惯习的“结构性”；解构拆迁安置社区居民作为空间主体的实践行动逻辑，即惯习的“建构性”，惯习的生成性意味着在传统惯习的基础上实践的“再生产”，而在这一过程更多得是基于稳定性的传统局面的维持，但也可能出现新的组合，也可能发生变革。与此同时，惯习实则是一种客观结构与主体实践的粘连机制，联系着历史的、现在及将来的实践行动与抉择。
通过本文论述引导在空间演化下、在传统与现代交织中、更深切的理解安置居民的实践逻辑与现实困境。具体展开来看，空间演化初期，以熟人社会、邻里互助、空间观念、农耕礼俗、人情伦理等传统思维与文化在乡土的积淀，以一种乡村惯习的形式深度形塑着农民，在空间骤变与场域转换下持续影响着安置居民在社区内的实践行为，但这种滞后于空间变迁的惯习实践行为和策略与社区场域是脱节而不合拍的。空间演化后期，从惯习再生的视角出发，在新的社区场域内客观结构与主体实践交互中存在传统惯习的调适与衍生出新惯习系统的社会事实，体现了基于传统性的现代性延伸，存在着积极调适与消极异化两个层面，关键在于引导安置居民自身实践经验的反观与惯习思维的反思：一方面通过对居民惯习的理解，建构相应适宜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对居民惯习的重塑和利用，促进居民对新型社区的认同与融入。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