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哪里有？本文基于项目进入民族村 D 村过程分析，力图探究项目进村与乡村社会公共空间、公共领域、公共人及公共产品之间的逻辑关联，进而分析项目进村对乡村公共性建构作用。公共空间的扩大为公共领域拓展奠定空间基础，公共领域的拓展为公共人重生创造社会舞台，在乡村社会交往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利益机制，构成制度、空间、情感和利益交织的新乡村共同体。
绪论
（二）主要理论
本文主要理论依据是公共性理论。自从人类活动开始以来公与私便存在，原始社会是“大公无私的”社会，人们的共同行动彰显公共性。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政治共同体是最早在政治领域体现的公共性，当时城邦公民以公共契约形式存在。随着社会发展，公共性思想不断在不同学术领域体现。马克思没有专门论述过“公共性”，但公共性思想能够被他关于市民社会、公共利益、自由人联合体等相关论述充分体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组织方式催生市民社会产生，市民社会需要自身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处理。在新的公共领域中社会共同利益和公共利益在私人利益的互动普遍实现中得以创造，由于阶级局限性，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存在矛盾关系，共同体在公共领域从事维护公共利益所的活动。共同体随着社会发展出现不同形式，因地缘、血缘为纽带形成的部落、宗族等人类共同体，后来因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形成职业共同体、阶级共同体。阶级利益矛盾加剧，促使高于阶级共同体的国家形式的政治共同体诞生。但国家共同体仍有阶级社会的局限性，马克思从全人类利益角度出发，为促进所有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并预言“只有自由人联合体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才能真正成为反映全体人们需要的共同利益，自由人联合体终将取代国家共同体”[1]。
第三章 项目进村背景下乡村公共性现实样态
第一节 项目进村造就共同生产生活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原来公社队员体生产生活的场景逐渐消失，农民从国家束缚体制的过程脱嵌出来变为灵活自由的乡村社会个体，同时失去了国家的庇护，游离于社会组织管理与服务之外，而正式乡村社会组织管理与服务又没发展成熟，乡村社会的发展也因此陷入了更深的迷茫。1982 年提出的包产到户的生产方式的引领之下，D 村人民公社切实在此基础上践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自己的田地等生产资源，为了过上更好地生活，完成公粮缴纳，以家户为单位积极从事农业生产，更多的是在田间地里。市场经济的发展，加深乡村社会的分化，城乡二元化结构明显，更多的青年人投身于城市生活的追逐浪潮，进城务工，不断脱离于乡村社会，而留在家乡耕种的是老一辈人，乡村社会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清晰的新型经济生产结构形式。以家户为单位双重经济收入结构让彼此变得更加忙碌，打破了传统农村邻里互助的生产体系，也不同于集体生产，分散化的家户经营显得更加独立化、个体化，农民成为乡村社会的原子化个体。D 村亦是如此，大概是从 90 年代起，社会开放性、流动性异常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劳动力到沿海地区务工，剩下多数老人、妇女从事农业生产，在访谈中村民普遍认同此现象，更多富裕起来的家庭是靠务工挣来的，依靠种粮食发家致富得很少，粮食价格低，生产成本高，付出劳动辛苦，更多的人不再种田，把土地流转给别人，自己放心打工。从改革开放出期，乡村社会共同体开始趋于解体，既失去传统的价值感召力，也没有了国家的吸纳性，乡村社会的生产社活变得孤寂，村民彼此之间互动交往减少，社会关联减少，乡村社会公共性共同在场空间基础。
第四章 项目进村中乡村公共性建构逻辑
第一节 项目进村中乡村公共性的建构具体分析
项目进村有着自己演进历史，作为现行乡村社会治理的一种常态化手段，在其变化的过程中促使乡村社会自我完善和不断发展。项目进村作为满足广大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改变乡村社会形态的国家治理基础，尤其是在寄寓且热衷于项目建设改变乡村社会发展面貌的基层治理实际，将村里村民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社会治理希望有效实现利益耦合，发挥着塑造乡村社会公共形态的作用。D村原子化的村民在多样式项目的联结下重新选择相互交织在乡村社会网络里，原本崩溃的乡村共同体又重新凝聚，村民理性回归公共生活，那些选择隐匿消退的公共人又重新活跃在乡村共同场域，甚至冲破私人领域的桎梏，公共领域逐渐扩大，村民愉悦地享受着共同创造的美好生活空间，乐此不疲地维护共同的乡村利益。项目进村历史作为村民的集体记忆，改变乡村物质面貌的同时，唤起村民对家乡的认同和情感归属，乡村公共性重新焕发活力，乡村共同体得以巩固。项目进村是一种功能强化、利益共存和整合社会的有效黏合剂。正确认识进村项目如何释放内在公共性有益因子，才能知晓乡村公共性建构路径。项目进村与乡村公共性建构存在利益、空间、组织、情感四种联结，通过公共空间重造、公共领域重塑、公共人重生、公共产品供给，推动作为社会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乡村公共性建构，随着村庄公共性表现越强烈，进村项目更符合乡村善治需要。
第二节 项目进村中乡村公共性建构内在机理
D 村因项目进村社会产生结构性变化，乡村治理成效相当明显，但背后存在固定逻辑，项目主体多元互动依赖于村民自治制度基础，村民对公共空间的共同需求成为项目进村的空间存在基础，乡村社会情感慰藉成为项目进村的情感基础，基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成为项目进村的利益融合基础。
一、制度支撑：村民参与的自治
村民参与的自治，强调发挥公共性多元主体的力量，项目进村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设计，在程序上要求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对向实施的村的社会物质环境和社会关系形态能够直接产生深远的影响，带来的利益最终归宿是在村民个体上。进村项目在规划、实施过程中或者后续维护上，需要发挥村民群众自治性作用。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论推翻了“理性人必然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假设”，指出通过一群人的公共治理，对于公共池塘资源的管理和实现势必会是非常有帮助的，从而使得这一过程地实现能够进一步使得这样的治理方式能够在实践的过程中受到更大的认可，从而实现以自主治理为基础的多中心治理的良好格局，切实在合作的开展过程中使得公民能够自主地进行选择，并且切实推动这一过程中的服务更好提供。
基于国家政策扶持和村民自治制度，在项目进村时，对于公共性建构，有必要发挥多元主体自治能力的提升，完善村民参与的自主治理规则，形成政治契合，权力依赖，行动配合的社会运作秩序。国家资源乡村社会资源分配，村级自治组织有着重要的联结作用，调和多方力量，主导建构的自治规则基于村民认同，进村项目在自治秩序空间里方可达到基层政府意定的社会效益。村民在群体讨论，集体互动，协商争辩等过程中实现共同参与，进村项目更符合民意，满足社会需要。
结语
自汉娜•阿伦特对公共性的思考已过 60 余年，哈贝马斯的公共性的概念更强调批判性与沟通性，而桑内特的公共性是建立在差异性基础上的，他试图创造出超越小社区与小圈子的公共性，这些学者为我们讨论公共性奠定的学识基础。国内对公共性的论述极多，而较少涉及乡土公共性的讨论，仅有的对乡村公共性的讨论涉及三个方面，第一集中于强调乡村公共性衰落的原因和建构的必要性，例如吴理财认为个体化是公共性衰落的主要原因，公共性建设是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途径[1]，第二是认为乡村公共性的构建有助于解决乡村问题，田毅鹏认为乡村过疏化的问题是乡村今后社会面对的主要困境，如何应对的关键在于建构乡土公共性[2]。最后是强调乡土公共建构的几个关键途径，例如重视集体经济发展，夯实村庄经济基础；推动服务导向的社会资本建设，建构信任型村庄关联；扩大村民有序参与[3]。较为集中地对乡土公共性进行讨论的是吕方，他在《再造乡土团结：农村社会组织发展与“新公共性”》中认为乡村的过度行政化与宗族组织的退场给社会组织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社会组织能够成为再造乡土社会公共性的涂尔干口中的“中间组织”，牛耀红则试图通过新媒体即微信群的工具手段强调公共性重构的可能途径。现有研究虽然从多方面对乡土公共性进行讨论，但鲜有研究对公共性的产生路径进行讨论，吕方认为乡土公共的缺乏是行政主导导致的，社会组织作为中间组织能承担公共性的建构具有启发性，但这一讨论将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忽视了国家的推动力量，忽视了国家对公共性也可以起着推动作用。现有的一些学者经过讨论也发现，由于我国的国情与西方不同，西方的公民社会以及公共性是伴随着与国家的对立与冲突长久地发展与建立起来的，而中国并不具有西方公民社会与公共性发展的土壤，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国家阻碍了公共性的建设，而是公民社会与公共性先天发育不足需要国家大力推动。自十八大以来，对社会组织的支持与社区建设恰恰证明了国家一直以来对公共性的推动，一些学者指出，正是由于国家介入或者干预的不足导致公共性的衰退。而笔者的案例也证明，项目进村实际上推动了乡村公共性的建设，可以说，项目进村是公共性重构的一大推力，村民会议上关于换届选举抑或村级建设等公共事务热烈地讨论，阿姨在村民文化广场欢快跳着跳广场舞，村民积极踊跃加入合作社，这些在项目下乡之前是根本不敢想象的，笔者认为，国家力量也可以作为乡村公共性建设的重要推力。因而，笔者不同于之前讨论强调公共性形成的自发性与社会推动力，而是从国家视角出发，试图探讨国家通过项目进村促进全社会参与推动公共性实现的可能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