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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节 瞿秋白文艺思想及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研究综述
新中国建立以前，对瞿秋白文艺思想的研究主要开始于 1922 年之后，集中在对散文《饿乡纪程》以及俄国文学的译介上。这一时期以同时代人的评论为主，虽无瞿秋白文艺思想研究的专著出现，但在一些文学史中，已将瞿秋白作为重要文艺思想家入史评介。1922 年《饿乡纪程》作为“文学研究丛书”出版。同年王统照便对瞿秋白的这一作品进行评价，充分肯定其对俄国文学的译绍，这是第一篇评介瞿秋白文艺作品的文章，该文赞扬《饿乡纪程》是“ 一个奋勇的少年人的人生观的自述”1和“在游记中最赋有感动的文学兴味的作品”2。其后钱杏邨称瞿秋白为“中国新文化的海燕”3，也肯定了其对俄国文学的译绍。鲁迅对瞿秋白的文艺思想大加赞赏，曾对冯雪峰说 :“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4。1936 年阿英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把瞿秋白放在了作家小传一栏，充分肯定了瞿秋白的文学功绩。1939年李何林在其编写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想论》一书中高度评价瞿秋白，并认为:“他在现代中国的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和文艺批评，和鲁迅站着同等重要的地位。他的作风虽有一部分和鲁迅不同，但他二人的学识、思想、文章，在现代中国实在可称双璧”。51945 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共首次以文件的形式对瞿秋白进行肯定：“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 ,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文面) ”6。新中国建立到文革结束前（1949 年——1976 年），是瞿秋白研究的发展阶段。伴随着主流定性及《瞿秋白文集》的出版，使得有关瞿秋白文艺思想的研究更趋丰富。1950 年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7。毛泽东的评价意见，对于后来的瞿秋白文艺思想研究具有很大的影响。1953 年《瞿秋白文集》出版，冯雪峰在出版序言中对瞿秋白文学方面的贡献给予了肯定 :“这些作品在过去反动统治的黑暗年代，曾经在革命文化战线上进行过冲锋陷阵的斗争,在文艺思想上发生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一个很突出的根本性的特色就是贯彻着这些作品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都具有纪念碑的意义 , 不仅因为它们曾经尽了开辟的作用，同时也因为在文学上有其不会被后代遗忘的辉煌的建树”8。《瞿秋白文集》 的出版，推动着对瞿秋白遗著的研究9。这一时期瞿秋白思想研究还结合着大中小学校的现代文学教学来进行，一些大学编写的现当代作品选和文学史也开始将瞿秋白的文章选入10。除了散文集《饿乡纪程》和译介的俄国文艺作品，还对《鲁迅杂感集序言》以及瞿秋白在 30年代“革命文学”论争中的一些文章进行评价。但是从 1962 年开始，随着《多余的话》一文的影响，瞿秋白研究开始陷入十年“文革”停滞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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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内容概述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与“中国何处去”这一问题相伴相生。从器物学习到制度模仿再到思想启蒙，在这一系列艰难而曲折的过程中，作为社会中等阶级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思考着怎样把中国带入近代化的轨道中来。直至 1915 年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资产阶级才从接连的失败中认识到，要实现民主政治实现近代化必须首先从思想文化入手。在这一思考中寄托着知识分子以文化改造中国的殷切希望。然而，欧战的爆发不仅引发了西方文明危机还促使知识分子开始对本土文明进行反思。因此，如果仅仅把 1925 年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快速落潮的原因归结于启蒙与革命这一对辩证关系显然是有失偏颇。革命的出现固然加速了社会分化的步伐，但是新文化同样在其展开的脉络中出现了裂痕。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出现了一大批不同派别的思想阵营，他们围绕着中国的前进道第二节 研究内容概述一、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与“中国何处去”这一问题相伴相生。从器物学习到制度模仿再到思想启蒙，在这一系列艰难而曲折的过程中，作为社会中等阶级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思考着怎样把中国带入近代化的轨道中来。直至 1915 年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资产阶级才从接连的失败中认识到，要实现民主政治实现近代化必须首先从思想文化入手。在这一思考中寄托着知识分子以文化改造中国的殷切希望。然而，欧战的爆发不仅引发了西方文明危机还促使知识分子开始对本土文明进行反思。因此，如果仅仅把 1925 年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快速落潮的原因归结于启蒙与革命这一对辩证关系显然是有失偏颇。革命的出现固然加速了社会分化的步伐，但是新文化同样在其展开的脉络中出现了裂痕。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出现了一大批不同派别的思想阵营，他们围绕着中国的前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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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危机与反思中的新文化运动
1922 年梁启超在其《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存在“感觉不足”的现状，而这种“不足”经历了从器物、制度到文化三个阶段的演变。梁启超的这种理解为现代思想史的整体认知提供了一个阐释的范本。近代以来，面对“三千年未遇之变局”的状况，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围绕“向西方学习”这一模式展开了一系列艰难而曲折的探索。但是，欧战带来的不仅是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质疑，而且也逼迫他们开始重新反思本土文明。因此，在欧战和共和的双重危机中，启蒙知识分子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显现出了一种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文化问题的自觉。在急剧变动的大时代中，各种思想流派风起云涌，但凡对国家有思考之心的知识分子都在表达着自己的想法。由此，中国社会涌现了文化各异的思想流派，他们以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展开了一次次交锋。新文化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启蒙知识分子们深深痛感未经历真正思想洗礼的民主政治只是徒有其表。故而他们想脱离极度腐败的政治，在文化上开展一场思想革命。然而，新与旧的关系该如何界定？在此基础上，如何处理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贯穿着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发展的始终，因为它关系着当时处于迫切变革中的中国该往何处去的大方向。正是在紧张而又罅隙的阵营辩驳中，他们呼唤着一种行之有效的思想以对社会实际问题作一个解答。
第一节“五四”内部逻辑的分散
1917 年《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由上海到北京这一转变有着深刻的意义，这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变换，同时也意味着以陈独秀为核心，以《新青年》为阵地，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阵营形成。他们以文化激进姿态提倡新文化、反对传统文化。新文化知识分子们对传统文化激烈的“破却”态度，首先便引来了以林纾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守护者们的质疑，新文化运动的第一场论战就此展开。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一经刊登，林纾即在上海《国民日报》上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力图拯救古文即将衰亡的命运。面对急剧变革的社会环境，林纾的复古思想很快就经不起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们的反击。但是当时最大挑战却来自于新文化派尊崇的西方文化自身正经历着由一战带来的深刻危机中。“五四”时期陈独秀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杜亚泉有关东西文化的论战，正是这种从“西化”危机到“东方文化救世论”的直接反映。杜亚泉的《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充分论述中西文明均有流弊。故“两文明互相接近，故抱合调和，为势所必至”21，显然，杜亚泉想用中西调和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这种思想与激进派知识分子显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别。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立之初就大力论证东西文明何等势不两立，反对传统文化。针对东方杂志派提出的“文化调和论”，新文化知识分子们给予了激烈的辩驳。陈独秀通过《<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一文回应“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22”。虽然陈独秀这种“新旧必取其一”的思想中表现出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的倾向，但也能看出他其实是希望通过文化重建来达到救国的目的。李大钊此时则开始运用理论武器进行反击。他沿用杜亚泉的分析却得出相反结论。在他看来对于“从来之静止观念怠惰之态度”，要实行“根本扫荡”。而且还需要一种“自觉”的精神“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可为。所谓本身之觉醒者，即在东阳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静的世界观，以容纳西洋之动的世界观”23。随后李大钊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武器来反击调和论者，道出了“东西文明调和”论者仍徘徊在“中体西用”认识框架内的实质。#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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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瞿秋白对“五四”的反思
正是由于新文化内部的危机，加之 1926 年以后大批文人南下，深入革命中心，革命者也急需要为现实革命重新整理思想武器。因此，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期，伴随着“建设革命文化”潮流的涌现，一批评判和检讨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言论在孙伏园主编的《中央副刊》上刊登。例如淦克超就指责现代中国文学家“大半都不幸中了个人主义的毒”56。就连主编孙伏园也在“五四”纪念日发表文章称：“五四运动到了今日，显然的，只有他历史上的价值了”57。在这种批判的底色下显然是对新的革命文化的信仰。瞿秋白对“五四”的反思源于大革命后“革命文学”的建设，同时还与现实革命息息相关。瞿秋白对五四评价的文章大多写于这一时期，此时中国共产党陷于革命低潮之中，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企图瓜分整个中国。在文化方面，五四启蒙文学虽然使得民主、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封建余毒还未完全清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仍占主导地位。由于这些欧化的新文学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语言上都远远疏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有关革命的思想也无法及时有效的传达给底层民众，导致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大大减弱。因此，瞿秋白宣称“要来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无产阶级的‘五四'58。他在建构这套新的文学话语范式时，选择把“五四”作为其理论资源阐释的场域。在这个话语争夺最激烈的文学政治交错场中，瞿秋白对“五四”进行了批判、继承和超越，并在此基础上一步步地建构起自己的文艺大众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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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普罗大众文艺：“同着群众一起提高” ......26
第一节 瞿秋白思想来源或知识脉络........27
1.传统文化与社会变革的互相侵染.............27
2.芜杂思想中“饿乡”的实践及体认.........29
第二节 “那里走”：作为问题的回应....31
第三节 文艺大众化的内部构造.....34
1.重塑“大众”：主体的重构、调节与规范........34
2.知识分子的“民间化”与“有机化”.....39
第三章 “文艺大众化”的实践和影响 ...........42
第一节 从语言大众化到文学大众化........42
1.“文腔革命”：政治逻辑下的危险逾越............43
2.具体实践：“通向大众”与“面向现实”........45
第二节 从无产阶级文学到工农兵文学....47
第三章 “文艺大众化”的实践和影响
第一节 从语言大众化到文学大众化
“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凌驾于人民之上，跻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己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但是新的孕育却产生了一种现象——这个婴儿不但要同‘愚昧的大众’共享知识，而且甚至要把大众理想化”179。正如斯诺所言，长期以来中国的语言始终被掌控在中上层阶级的手中，现代历史语境中的大众在文学上处于失声状态，没有话语权。五四新文学之所以“新”因其白话语言的革新，可是瞿秋白认为，由于文学革命的不彻底，使得新文学成为“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这种披着欧化外衣的语言甚至比古文离百姓更远，只能说是“哑巴文学”。尤其是在对晚清“第一次文学革命”和“五四”时期“第二次文学革命”的具体剖析中，瞿秋白认为这两次革命还是“鬼门关以外的战争”，“文腔革命”的实绩“离着现实的程度还很远呢”180。那么，新的语言如何可能？成为首要思考的问题。为了行之有效，瞿秋白给出了一个在现在看来既激进又危险的办法：现代中国文拉丁化，从根本上废除汉字。在瞿秋白看来，“废除汉字的目的，应当是造成一种简单而容易，明瞭而丰富的文字，使得几万万群众都能够用科学的方法在最短时期就学会运用这种文字的技能。然后科学和艺术的文化才有可能达到群众方面去181”并最终“能够运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去参加新时代的伟大的真正的文化革命”182。因此我们可以窥见，瞿秋白对语言的阐述背后蕴含着他把语言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去呼应现实革命的需求。与此相呼应，瞿秋白尤其关注国语的听说能力，他所希冀的国语是读出来可以懂的，普洛大众文艺“应当竭力使一切作品能够成为口头朗诵，宣唱，演讲的底稿。我们要写的是体裁朴素的东西——和口头文学离得很近的作品。183”这当然与紧密贴近革命需求相关，毕竟革命喧嚣的时代“听”更能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也与市民社会的成熟，公共空间尤其是报刊媒介的快速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中国拉丁化字母》附录《出版说明》中，瞿秋白道出了自己废除汉字的初衷：“在中国蓬勃发展的群众性革命运动的背景面前，象形文字所起的作用尤其令人注意：它是反动派和旧秩序的象征，而且越来越对所有革命者成为障碍”184。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汉语拉丁化不仅仅是瞿秋白个人式的激进，在当时有着普遍的社会讨论。无论是晚清已降的切音字运动还是“五四”以后废除汉字的国语罗马字运动，废除汉字的声音始终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在其背后蕴藏着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们对语言工具性的重要认识，还暗涵着他们对语言内涵下思想意识的关注。 当鲁迅喊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时，忧虑的正是“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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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近代以来中国文学一直在想象文学与社会改造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还是工农兵文学，都是处于大时代中的知识分子把这种想象付诸于实践的结果。而在这两者之间，文艺大众化思想一直贯穿其中。可以说，对瞿秋白文艺大众化思想的讨论，不仅是理解“五四”文学传统在中国现代史上辗转变迁的突破口，同时也是梳理左翼文学发展脉络的关键。在现代思想滔滔的历史变革洪流中，瞿秋白没有单一地选择古典化或欧化的道路，更没有盲从俄国的革命实践，而是选择把中国革命与社会现实相紧密结合，试图走更加彻底的大众化之路。尽管他的许多文艺思想最后没有获得充分的实践，但是他的所有努力和有限探索仍旧为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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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