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教改实验的发展历程及相关理论运用
二、关注非智力因素发展时期（80 年代中期—90 年代初）
（一）社会背景
1.社会发展需要
“现代经济的发展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使世界各国都看到国际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是民族素质的竞争，是教育的竞争”。[30]诸多国家都在积极迎接教育竞争、开展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如苏联在 1977 年进行的第三次教育改革、1983 年美国提出的《国家在危险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 日本于 80 年代初进行的第四次教育改革等。这些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在无形中带给我国巨大启示，但同时也给了我们追逐世界步伐的机会。
针对前阶段对知识、智能的高度追求，大家开始反思并发现，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人才仅有知识是不足的，只掌握“双基”是不够的，随即引发了 1979 年至 1983 年对人才标准及 1980 年起对“非智力因素”的大讨论，人们对人之主体的兴趣、动机、毅力、情感、德行等非智力因素越加重视。据统计，仅 1985 年—1991 年七年间便发表了 120 多篇以“非智力因素”为主题词的专论文章，[32]对“非智力因素”进行培养被提到教育的中心位置。
2.政策导向
高考制度恢复后，社会各行各业的人才稀缺，国家提出“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战略并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在相关政策号召下，高中毕业生纷纷选择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逐渐形成，且只增不减、越发严重。成绩成为学生能否升学的唯一标准，这使为升学而学习、为成绩而努力的学习形态开始形成，学生在充斥着巨大竞争压力的氛围中学习，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应试教育”由此形成并不断强化，“高分低能”现象日益普遍，我国人才结构出现严重偏差。
1983 年 9 月，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不仅是邓小平代表国家对景山学校提出的希望，更是对中国教育发展提出的美好希冀。“三个面向”的提出，体现出邓小平同志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对教育地位与作用的新认识，很快被作为我国新历史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指导方针。
教改论文
第二章 相关理论指导下的教改实验之价值取向分析
一、从注重社会价值到彰显个人价值
教改实验的社会价值是指，教改实验侧重于为社会服务；而个人价值则侧重于对“人”的关注。二者都是通过教育这一客体来满足主体的需要，差别在于两者强调的主体不同。众所周知，个人价值是社会价值的前提，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而要不断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不同时期，我国教改实验所表现出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趋向有所不同：从文革、改革开放初期强调服务于社会，到 90 年代个人价值逐步彰显，再到新世纪以来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日趋统一，所运用的理论依据也随实验价值取向的变化而有所侧重。
（一）注重社会价值、忽视个人价值
“文革”时期，政治价值取向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唯一中心，学校教育成为政治的附庸。在这一倾向引导下，为期不多的教改实验被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在组织与开展中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性，此时期学校教学中的合并性教材最为典型。1966 年 6 月，教育部《关于 1966—1967 学年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报告》要求语文、政治合并，部分地方把语文、政治、历史三科统整在一起，名为“政文课”，或将政治、语文、音乐、美术合并在一起，称为“革命艺术课”。该时期教材的种类与编写只做到了适应政治需要，统一政治思想，为阶级斗争服务，却忽视了教学活动的规律，使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8年）》亦规定，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41]可见，此时教育的政治、经济功能观念被我国广泛认可，教育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思想快速传播，教育成为促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这一时期教改实验的基调主要是，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速培养劳动者，追赶世界发展脚步。因而该时期教改实验对理论依据的选择亦侧重突出社会价值，尤其是经济价值，并未关注个人的发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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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追求效率到注重公平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社会各层面都是一个重要问题，教育领域亦是如此。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效率与公平以何为主的答案已经明晰。从“文革”时期扭曲、泛化的公平，到改革开放初期效率取向占主导地位，逐渐发展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新世纪演变为在兼顾两者的基础上倾向于公平，我国教改实验的价值取向之公平价值不断提升。毋庸置疑，只有当公平与效率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发挥作用时，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持社会均衡。
（一）效率至上、忽视公平
“文革”时期的教育无疑将“公平”体现到最高点，但却是极端的、扭曲的和泛化的。毛泽东主张，在教育领域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建立“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用军事共产主义模式的“大学校”，来改造现代正规教育从而消灭三大差别，促进人人参加劳动、人人接受教育的共产主义理想境界的实现。[43]可见，“文革”实际上是毛泽东对建立“大同社会”的一种尝试，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为实现教育的“平等性”，相应的教改实验以实现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目的，接受了错误指示、进行了盲目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为了突出空想的公平，完全忽视了教师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忽视了理论知识的重要性，忽视了个人甚至社会的发展，强烈的政治意识在教育的每个角落得以泛化。
“文革”后，社会亟需得到快速恢复与发展，国家将教育领域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中来。1978 年 1 月，教育部《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的通知》要求，切实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提高教育质量，推动整个中小学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随后，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指出，“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44]由此，“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深入人心，“成绩”“效果”“效率”成为这一时期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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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国教改实验之理论运用特点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贯穿始终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先进的中国共产党毅然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选择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理论指导，勇于理论创新，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特定、实际的国情相结合，不断丰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尤其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对我国教育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我国教改实验始终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展开并不断深化，明确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对我国教改实验的指导价值，对推动我国教改实验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作用。该理论对教改实验的理论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方针政策为中介间接引导教改实验的方向；二是对教改实验的具体计划、措施等方面产生直接的影响作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一思想观念始终贯穿于我国各大教育讨论、会议、文件之中，由于各时期教育背景与矛盾各不相同，方针政策的阐述也在不断更新与变化。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方针政策，为开展教改实验指明了方向，如邓小平同志的“四有新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思想、江泽民同志的“四个统一”（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思想、胡锦涛同志的“三个结合”（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紧密结合、创新思维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紧密结合）思想、习近平同志强调的立德树人、建设教育强国等思想，都是我国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国情，对全面发展观念的进一步丰富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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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我国教育自古以来就有“政教合一”的传统，甚至在个别历史时期教育一度成为政治的附庸。审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改实验的理论依据不难发现，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即教改实验的指导理论与社会政治、经济等子系统的联系较为密切，理论的运用更加倾向于服务教育革命或改革以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
我国教改实验受国家政治、经济等社会环境的影响较大，“政治气候、社会环境对教育实验的规模、性质和内容必然产生影响”，[48]如当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大量优秀外国教育理论才得以大批量传入为我国教改实验借鉴、学习；当我国人才紧缺满足不了社会发展需求时，我国教改实验运用相应理论快速提高教学效率、集中培养人才；当全社会意识到教育对政治、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而将其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时，教改实验开始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当现行教育不适应世界发展趋势时，教改实验改变理论依据转向新的理论与实验；当政府发出发展整体教育改革的口号后，区域性的、学校范围内的、各门学科的整体改革实验得以兴盛开展；当国家倡导素质教育时，关于德育、个性品质等方面的实验则骤然增多；当“核心素养”概念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可时，教改实验发展得以出现新趋势。
教育作为社会子系统，与其它社会领域互为一体、相互作用，受到政治、经济等环境影响是必然的，但在发展过程中也要适时判断，注重教育工作的主要矛盾，避免随波逐流，成为政治、经济的附庸。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改实验的理论运用分析
第四章 我国教改实验之理论运用的成果、问题及趋势展望
一、教改实验之理论运用成果
准确、合理的理论引领着教改实验的方向，保证教改实验能够按预先计划有序运作。同时，相关理论在实验中不断得到验证与完善，并促成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一）保证实践有序进行
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50]理论指引着实践方向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实践能否获得成功，而教改实验运用的理论如何发挥出导向作用，我们可从理论依据使教改实验能够有序、顺利开展这一层面加以理解。我们所借鉴的理论依据能够为教改实验要解决的问题提供思想、目的、设想以及方法上的程序与做法。如朱永新教授主持的“新教育实验”在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等一系列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对实验的核心理念、观点、行动及目标作出具体规划并顺利开展；“新课程改革”是在我国各级政府的选择与推动下，依据相关政策文件对实验的目标、内容、推进策略进行较具体的要求而开始进行的。
可以说，在准备实验时期，实验工作者就会将理论基础进行较全面、彻底的研读与分析，根据符合实验的相关理念设计实验的操作步骤等具体程序，并在实验过程中，以前期准备为主要依据进行适当调整。若没有理论依据对实验进行较严格的要求与规范，实验将会在无目的中任意尝试、混乱展开，实验的过程得不到控制、实验的程序混乱不堪、实验的结果达不到预期，这样的实验也仅仅是进行教改实验这一噱头下的一场闹剧。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