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人力资源管理论文，人力资源管理，是指在经济学与人本思想指导下，通过招聘、甄选、培训、报酬等管理形式对组织内外相关人力资源进行有效运用，满足组织当前及未来发展的需要，保证组织目标实现与成员发展的最大化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今天为大家推荐一篇人力资源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目的
1.1.1 研究背景
高等教育的扩招，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高校学生毕业后难以找到工作。“中国教育在线”报道，和第一届高校扩招毕业生（2003 年）相比，我国2016 年高校毕业生（765 万人）约是其的 3.61 倍。可见，“就业难”现象在短期内难以解决，尽管该现象的原因众多，但近年来不少学者从“过度教育”视角进行研究。如赵世奎、张彦通（2004）从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初次就业率低、起薪低等现象推导出我国已出现局域性过度教育。张军利（2010）认为就业难现象是导致过度教育的一个原因，因为低学历者希望通过继续接受教育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就业质量。在就业形势一年比一年严峻的背景下，不少大学生将注意力转移至英语学习，以期提高个人就业竞争力。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倡导大众“多快好省”地学英语；到 90 年代发现英语的学习效率并不高；再到如今的担心英语学习弱化甚至丧失民族认同感，大众热议的的“英语退出高考”和“英语降分改革”，表明了大家对英语开始重新审视。此外，《2017年高考改革方案》对高考英语做出新规定，学生从高中一年级起便可参加全国社会化的统考，一年有两次机会参加考试，三年则有六次机会，以最高分为高考英语成绩。可见，英语学习近年来有所降温。但总体而言，这 30 年也是中国“英语热”的 30 年。为什么大众对英语有如此复杂的情绪？英语之路又该何去何从呢？胡壮麟（2015）、程晓棠（2014）等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了辨证思考，江桂英（2010）等学者从语言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英语学习的成本与收益。本文拟结合过度教育研究成果，从教育经济学角度对该问题进行剖析，探讨英语学习的优势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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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笔者注意到，目前学术界有研究“过度教育”或“英语学习”的学者，但却没有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的。因而，该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从现实角度看，完整培养一名本科生的英语学习时间总量为 14 年，完整培养一名硕士生的英语学习时间总量为 15 年，完整培养一名博士生的英语学习时间总量为 16 年（江桂英，2010）。此外，个体参加英语学习者还会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在各种培训和考试上，包括教育类和社会考试类，如大学公共四级、公共六级和托福。那么在学有所成或考有所成后，英语学习者获得的收益是否可以覆盖其成本呢？部分工作者（工作内容为翻译的除外）特别是基层工作者表示日常工作中用到英语的频率并不高，而英语作为一门语言，如果不频繁使用则意味着忘却，从而出现“英语无用论”；但也有部分工作者认为英语学习不仅仅是学习语言本身，更多地是一种思维方式，以及了解英美国家文化。知识工作者是否存在英语教育过度现象？如果存在，又是怎样分布的呢？这是本文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如果劳动力市场是一个成熟的市场，那么市场本身可以自动调节学习英语的劳动者的数量，使供求达到平衡，即使这样，市场调节也需要一个运行期，而非瞬间完成。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劳动力是不完全的，且存在诸多缺陷，因而市场对英语学习劳动者的调整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具有时间成本。那么，英语教育过度的原因是什么？这是本文需要阐述的第二个问题。一般而言，英语好的员工的薪资水平相对较高，但如果该员工的英语水平超过工作所需的英语水平，即英语出现过度现象时，员工是否会在收入上受到损失呢？这是本文想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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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文献综述
2.1 过度教育研究
关于过度教育的研究，国外学者可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其背景是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教育支出和在校大学生不断提高，获得学业的毕业生增加至 91%。当高校学生大规模毕业后，劳动力市场中供过于求，就业难现象便自然而然出现。一方面，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工资约下降了 30%；另一方面，由于工作岗位减少，不少大学生不得不从事比自己教育水平低的工作。在此背景下，以劳动经济学家弗里曼（Freeman）为首的学者开始研究过度教育。20 世纪 80 年代初，邓肯（Duncan）和霍夫曼（Hoffman）（1981）推广了著名的明瑟方程，为过度教育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我国自 1999 年高校扩招以后，大学毕业生逐年增长，劳动力市场上也出现了类似美国的状况，因而，国内学者们试着从过度教育角度解释这一现象。总体而言，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都是主要围绕过度教育内涵、过度教育测量、过度教育表征、过度教育的成因和过度教育的影响探讨的，且研究多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其中，前三者的研究相对较多且基本达成共识，后两者的研究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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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语言经济学视角下英语教育研究
语言经济学是一门跨教育学、语言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新兴边缘学科。经济学家雅各布.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1965）以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为基础，建立了语言经济学。瓦尔兰（Vaillancourt）（1991）于 1989 年系统阐述了语言经济学理论，标志着该学科形成。中国学者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开始关注语言经济学，探讨英语教育的利弊。笔者发现，对于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英语教育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成本-收益为切入点的。杜斯特曼（Dustmann） 和法布里（Fabbri）（2003）等学者通过实证调研，探讨了移民者对第二语言及所在国语言熟悉程度和其收入之间的关系。格林（Grin）（1996）用经济学方法对瑞士普通民众就英语（外语）能力和经济收益进行访谈，得出以下结论：英语技能和收入成正相关，且相关性随地区和行业等不同变量而变化。国内学者江桂英（2010）认为英语教育投入包括教师工资等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两部分，英语教育产出包括直接产出和间接产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我国英语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模型。宋金芳、林勇（2004）从社会收益和个人收益两个角度出发考虑语言政策的收益，同时认为语言政策最主要的成本是国家投入，其它都可以忽略不计。在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上，不少学者都提出我国英语全民化应该向专业化过度，同时将高校英语人才与市场进行匹配。目前，从语言经济学视角研究英语教育还是一个热点，相对国外研究，我国还有所欠缺，多集中在对成本-收益的理论辨证思考，缺乏实证研究。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目前对过度教育和语言学视角下的英语教育已有一定的研究，据笔者所知，目前前者的研究广度和深度较后者更广和更深。学者们就过度教育的内涵、测量和表征的观点基本一致，为其成因分析和影响奠定了基础。过度教育成因分析多集中在劳动力供给方和需求方，从宏观经济、社会、文化等视角出发的分析相对较少；过度教育的影响多集中在过度教育者的收入效应分析，挤出效应或从国家层面测算其影响度的文献相对较少。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英语教育相关文献并不多，还有待各位学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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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理论基础和概念界定.....6
3.1 理论基础.......6
3.1.1 过度教育理论基础..........6
3.1.2 英语过度教育效益模型............7
3.2 概念界定.......8
3.2.1 英语过度教育........8
3.2.2 知识工作者............9
第 4 章 英语过度教育理论分析.........10
4.1 我国英语过度教育影响因素理论分析.......10
4.2 我国英语过度教育效应分析.............13
第 5 章 英语过度教育的实证分析.....15
5.1 研究设计.....15
5.2 英语过度教育现状分析...........18
5.2.1 描述性统计分析............18
5.2.2 英语过度教育总体特征..........19
5.2.3 不同特征的知识工作者英语过度教育状况及差异......20
5.3 英语过度教育影响因素回归分析.....24
5.4 英语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26
第5章 英语过度教育的实证分析
5.1 研究设计
5.1.1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樊明教授，该数据用于其主编的新书《教育、劳动市场表现与教育政策》。数据包含城镇居民学习行为及就业表现调查（大学）、城镇居民学习行为及就业表现调查（高中）、农民工学习行为及就业表现、农民学习行为及就业表现、业界对大学生的评价 5 种调查问卷。笔者通过导师联系到樊教授，在其应允下采用了源数据。由于本文研究对象为知识工作者，其中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学历为专科及以上，即大学生。因而，笔者只采用了第一种问卷，鉴于与研究问题的相关性，笔者从问卷的 42 个问题中选取了 21 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内生性检验和信效度分析，最终采用 12 个指标。2016 年樊明教授主持调研者在全国 13 个省市（福建、河南等）展开调研，历时 3-4 个月，调研对象为 17-84 岁的人群，采用的方法是多阶分层抽样法。而且，每个调研数据都可以查到对应的调研学生和数据录入学生，分工明确。因而，该数据极具时效性和可信性，可用于学术研究。笔者选取的数据主要分为 4 大部分，分别是个人特征、人力资本、家庭背景和工作特征。个人特征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和年龄；人力资本包括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英语水平、英语学习投入程度；家庭背景则指家庭条件；工作特征包括被调查者的工龄、技术职称、工作层次、收入、工作和专业对口程度、以及英语在工作中的使用程度。首先，笔者删除了无效填答和学习非英语被调查者。其次，考虑到我国主要劳动者的年龄介于 18 岁至 60之间，因而只保留了该类人群。另外，由年龄减去工龄，可算出劳动者初始就业时间，为提高问卷的有效性，笔者将初始就业时间定为 18 岁。综合上述因素，有效问卷最终为 2906份。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前文理论分析，笔者最终选取了 12 个变量，分别是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英语水平、英语学习投入程度、家庭条件、工龄、技术职称、工作层次、收入、工作和专业对口程度和英语在工作中的使用程度。Alpha 的信度系数在 0~1 之间，系数越接近 1，说明内在信度越高。一般而言，若 Alpha系数值大于 0.8，表示信度很高；若 Alpha 系数值在 0.6~0.8 之间，表示信度较高；若 Alpha系数值低于 0.6，则表示信度很低。笔者对该数据进行检验后发现其 Alpha 系数值约 0.646，因而可以用于研究。#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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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在对英语过度教育文献回归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借鉴过度教育研究的自我评价法，对英语过度教育发生率进行了测算，随后采用有序回归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对英语过度教育的影响因素和收入效应进行了分析。本文研究结论概括如下：
（1）通过文献研究，对过度教育和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英语教育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了解到过度教育内涵、过度教育测量和过度教育表征在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过度教育成因分析和影响是目前研究的热点之一；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英语教育研究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研究人员相对较少。同时，据笔者所知，本文是第一个研究英语过度教育的文章。
（2）在英语过度教育自评法的基础上，建立英语过度教育发生率测量方法，即通过被调研者自我评价英语投入程度和英语使用程度，计算出英语过度教育发生率。虽然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相对于让被调研者直接评价自己的英语教育是否过度，还是具有相对客观性。不过该方法的合理程度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3）研究表明，知识工作者存在一定的英语过度教育，其英语过度教育发生率约 39.78%。其中，就性别而言，女性英语教育过度发生率高于男性；就工龄而言，工龄在 10 年及以上的知识工作者的英语过度教育发生率高于工龄在 10 年以内的；就年龄而言，45-40 岁英语过度教育发生率最高；就受教育程度而言，大学本科英语过度教育发生率最高；就英语水平而言，拥有公共四级的知识工作者的英语教育过度发生率最高；就家庭条件而言，家庭条件较差的英语过度教育发生率最高；就工作层次而言，低层知识工作者的英语过度教育发生率最高；就技术职称而言，无技术职称知识工作者英语过度教育发生率最高；就专业和工作对口程度而言，不太对口知识工作者的英语过度教育发生率最高。上述收入效应比较都是以同一个时间点为前提的静态比较。
（4）研究表明，年龄、英语水平、家庭条件、月薪、技术职称、专业和工作对口程度都对英语过度教育有影响，可知，英语过度教育影响因素涉及个人特征、人力资本、家庭条件和工作特征四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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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