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力资本与地区协调发展的论文精选

(内容提要：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人力资本对于地区协调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首先从一般意义上分析人力资本对地区协调发展中的作用，然后分析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对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最后提出开发和合理配置人力资本，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力资本　　地区协调发展　　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亦被称为人力资源，表现为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价值的总和，是通过投资于卫生、教育等方面而形成的。在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实物资本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逐步认识到人力资本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有些经济学家甚至将之视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人力资本对于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差距的缩小、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合理的区域分工格局的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首先从一般意义上分析人力资本对地区协调发展中的作用，然后分析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对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最后提出开发和合理配置人力资本，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一）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因而影响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差距的缩小 　　
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的增长，且收入水平低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将高于收入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假以时日，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将不复存在。这是因为，上述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预测是在假设资本收益递减的前提下做出的。劳动者人均拥有资本量较少的国家，其资本回报率相对较高，因而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战后几十年来，人们看到的是不断扩大的国家之间人均收入的差距。1985～1995年，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年均增长0.4%，而同期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9%。 　　
为了说明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20世纪50～60年代，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系统的经验研究。研究发现，相关国家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均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如，据美国经济学家所罗门·法布里坎特（Fabricant，Soloman）估计，1889～1957年，美国国内私人经济总产出年平均增长3.5%，而其全部投入年均仅增长1.7%，两者相差1.8个百分点；1919～1957年，前者年均增长3.1%，后者年均仅增长1%，两者相差3.1个百分点。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导致经济增长快于投入增长的原因，一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二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后者是最主要的因素。据舒尔茨估计，1929～1959年，教育收益占余值增长率(余值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率－国民资源（资本和劳动）增长率)的3/10～1/2。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根据美、英、西北欧9国1950～1962年的统计数据估计，教育、医疗卫生、知识的增进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余值增长率的60%以上。 　　
1970年，麦迪逊（Maddison）研究了1950～1965年的22个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在考虑了劳动者素质、劳动者年龄构成的基础上，“有效的”劳动供给(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1）就业增长；（2）劳动者素质的变化；（3）劳动者年龄构成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35%。1972年，纳德里（Nadiri）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显著贡献(A·P·Thirwall，《增长与发展》（中文版），P123，P124)。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系统地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由生产中的专业化知识积累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溢出”效应；研究发展部门的人力资本开发对经济增长将产生促进作用；正规教育开发积累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将产生“内生效应”。 　　
经济快速增长是落后地区缩小与发达地区发展差距的基础。以上分析表明，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取决于实物资本的投入，还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投入。落后地区要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必须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入。
（二）人力资本影响地区竞争优势的构造，因而影响合理的地区分工格局的形成 　　
根据传统的区际分工理论，区域分工决定于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与资本）的区际差异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区域比较优势。一个地区，若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成本低，则专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若自然资源丰富，则专注于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若资本要素富裕，则专注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在现实世界中，传统的贸易理论解释了很多的区域分工现象。如一些劳动力充沛、劳动成本低的国家，成衣生产和电器装配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发达；一些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金属冶炼及压延产业比较发达。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的贸易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区际分工现象越来越多。如一些缺少铁矿的国家，钢铁工业却很发达；一些原本缺少资本的国家，造船、汽车等行业却日渐壮大。 　　
事实上，在全球竞争的时代，区际分工日益决定于区域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是在市场区隔、成本差异、产品差异、技术差异、规模经济、创新能力和产业成长环境等基础上形成的竞争能力。根据迈克尔·波特关于区域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理论，一个区域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如下4个条件：（1）生产要素；（2）需求条件；（3）相关产业及支持性产业的表现；（4）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而政府对以上4个方面均可施加影响。在波特的理论中，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等。 　　
显然，根据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人力资本是影响区际分工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影响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1.人力资本影响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形成、生存和发展。自然资源是形成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前提，但是仅有自然资源，而无相应的技术以及掌握技术的各类人才，资源密集型产业便难以形成，即使在特定的背景下得以形成，也难以在逐步开放的市场中生存和发展。 　　
2.人力资本影响产业运行的成本，从而影响产业的竞争力。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作为生产过程中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者素质的高低及其掌握生产技术的娴熟程度，直接影响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的竞争力。在劳动成本相同的情况下，劳动者素质越高，产业的竞争能力越强，反之亦然。 　　
3.人力资本影响区域的创新能力，从而影响新产业的形成。一个地区的产业体系，通常基于既有的生产要素构成和市场需求结构，但又不完全如此。一方面，生产要素构成可以改变，如通过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市场需求结构也可以改变，如通过创新，在日益细化的产品市场中，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如果一个地区有着一支优秀的企业家队伍，那么，这个地区便有可能不断催生出新的产业，从而改变整个的区域分工格局。 　　
（三）人力资本影响落后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 　　
贫困人口多是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典型特征之一，而教育和健康是影响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因素。有关统计数据表明，一般地说，贫穷国家是教育设施和基础设施不足的国家，也是成人识字率有限的国家。资料显示，在低收入国家，除中国和印度之外，1995年，男性成人文盲率达37%，女性成人文盲率达55%；而在高收入国家，成人文盲率不足5%；在发展中国家，人均教育支出只及发达国家水平的10%。(A·P·Thirwall，《增长与发展》（中文版），P61和P63～67)。 　　
一般来说，贫穷国家也是人口营养和健康状况差的国家。著名的印度经济学家帕萨·达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在其开创性的著作《福利与贫困研究》中认为，低收入是营养不良的原因，而营养不良又是低收入的原因，因为营养不良损害了工作效率和生产率。根据世界银行估算，缺乏维生素A、碘和铁而导致的残废、死亡和生产率的降低，在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损失相当于GNP的5%。 对于贫穷国家来说，投资于教育、健康，将获得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世界卫生组织在印度所做的研究表明，如果在结核病控制项目上投资2亿美元，那么，由于治疗病人成本的减少和生产率的增加，经济收益将达到7.5亿美元以上。(A·P·Thirwall，《增长与发展》（中文版），P74)。 　　
（四）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与此同时，自然资源的急剧耗损和环境质量的不断下降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实现经济、环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全人类的行动纲领。 　　
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经济发展要以自然资源为基础，要与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但并不否定经济发展要有一定的速度。事实上，落后地区要赶超发达地区，必须以较快的经济增长为基础。然而，这种增长不能再以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掠夺和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无限制破坏为代价，其方式必须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必须由主要依赖物质资本向主要依赖人力资本转变。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惟如此，人力资本还可导致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增。收益递增意味着在既定的要素投入条件下，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展；或者在既定的产出条件下，自然资源、物质资本等投入减少。这无疑有利于资源的节约和永续利用，从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 　　
二、 中国东、中、西部人力资本的差异及其对地区协调发展的影响 　　
（一）人力资本的差异 　　
人力资本涉及到劳动者数量、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等诸多方面，鉴于数据方面的限制，本文只对人力资本的主要方面进行区际比较。这些方面包括劳动力资源总量、人力资本的质量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力等。 　　
1．劳动力资源总量的区际差异。
测量劳动力资源总量具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不同的年龄界限有不同的结果；在年龄界限既定的情况下，还要考虑年龄界限之外的人口参加劳动的情况（如少年打工和老年反聘）和年龄界限之内的人口不能参加劳动的情况（如学生、军人）。为简单起见，本文以15岁至64岁作为劳动人口的年龄界限，认为界限之外的人口不参加劳动，界限之内的人口均可参加劳动。以此为标准，则2000年东部劳动力资源总量为35198万，占全国的40.5%；中部为28931万，占32.3%；西部为24399万人，占27.2%。应该说，东中西部的劳动力资源均很丰富。从劳动参与水平来看，各地区均有大量的劳动资源有待动员，但相对来说，西部地区可动员的空间要小一些。
要准确地反映劳动力的丰裕程度，必须将劳动资源总量与自然资源结合起来考虑。因为，同样的劳动资源量，用于开发不同的资源时，将显现出不同的丰裕或紧缺程度。由于自然资源种类繁多，包括耕地、森林、矿脉、海洋、湖泊等，这些资源又性质各异，很难用一个综合的指标测度，本文权且以耕地面积作为测度自然资源丰寡的代行指标。由此，本文构造了劳动力相对丰裕程度的指标，它等于劳动力资源总量与耕地面积之比。东中西部劳动力相对丰裕程度的比较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劳动力相对丰裕程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劳动相对丰裕程度为12.7人/公顷，而中西部地区不到8人/公顷，东部高于中西部60.8%。另外，数据显示，劳动相对富裕程度最高的地区是上海市，其次为北京市和广东省；劳动相对丰裕程度最低的地区是黑龙江省，其次为内蒙古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2．人力资本质量的区际比较。 　　
人力资本质量与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劳动力健康状况、营养状况甚至劳动者的敬业精神等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由于数据方面的原因，本文只选了若干反映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营养状况的指标进行区际比较(见表2和表3)。在营养状况方面，本文选择了城乡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作为代行指标，以比较区域间的差距。考虑到物价水平对居民食品消费支出的影响，本文还计算了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的价值量构成(由于数据方面原因，本文没有计算农民的食品消费价值量构成)（用居民粮食消费支出与居民食品消费支出之比表示），以反映居民食品消费的质量差异。一般地说，居民粮食消费支出与居民食品消费支出之比越低，居民的食品消费构成越具有营养价值，反之亦然。这是因为，粮食消费比重越高，肉、蛋、奶等副食类产品的消费比重越低，食物消费中的营养成份越低。
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整体上说，东部的人力资本质量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再次之。表现在：（1）西部的文盲率最高，高于东部2.81个百分点，高于中部2.91个百分点。在西部12个省区，有6个省区的文盲率超过10%。文盲率最高的省区为西藏，超过30%；（2）东部大专及以上人口占人口的比重和高中及中专人口占人口的比重高于中部，更高于西部。东部每10万人中大专及以上人口超过中部1110人，超过西部1515人，分别超过中部和西部34.5%和53.8%;每10万人中高中及中专人口超过中部1713人，超过西部3783人，分别超过中部和西部15.5%和42.0%；（3）东部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均为最高，前者分别高于中部和西部810.9元和614.8元，高出49.3%和33.4%；后者分别高于中部和西部252.2元和324.7元，高出63.5%和100.1%；东部城镇居民粮食消费支出与食品消费之比低于中部和西部，分别低3.3和1.8个百分点。如果将中部与西部相比，则可以发现：（1）就城镇居民营养状况而言，中部差于西部，一方面，西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高于中部，另一方面西部城镇居民粮食消费支出与食品消费之比低于中部；（2）就农村居民营养状况而言，中部好于西部。 　　
3．人力资本积累能力的区际比较。 　　
影响资本积累能力的因素很多，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投入、医疗卫生设施、政府和人民对于教育和医疗卫生的重视程度等。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现阶段，东部的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又次之。从政府和人民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来看，由于中国有着“尊师重教”的传统，又由于“科教兴国”战略正在全国实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差别不是太大。为了更加直观地比较人力资本积累能力方面的差异，本文比较了人均教育经费支出、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和床位数的地区差别。无疑，这些指标也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函数。
从表4可以看出，东部人均教育经费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地区，其差额分别为176元（与中部比）和191元（与西部比），分别超过中部和西部84.6%和99.0%。除北京、天津和上海市外，全国人均教育经费最高的省区为东部的浙江省，达409元；人均教育经费最低的省区为西部的贵州省，为117元，浙江是贵州的3.5倍。东中西部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比较接近，东部为17人，中部和西部均为16人；每万人拥有的医疗床位数，东部略多于中部和西部，多于中部2张，多于西部4张。除京、津、沪外，每万人拥有的医疗床位数最多的是东部的辽宁省，为45张；最少的是贵州省，为17张；辽宁是贵州的2.6倍。 　　
总的来说，东部人力资本积累能力明显强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中部和西部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差别不甚明显。 　　
（二）人力资本差异对地区协调发展的影响 　　
1．影响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是地区发展不协调的重要表现。近代以来，中国地区之间一直存在着发展上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沿海和内地发展的不平衡。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前30年，中国政府为平衡地区发展，对内陆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但改革开放之初，地区之间的差别仍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和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实施，地区发展的绝对差距又呈不断扩大之势。根据相关的国际比较，中国的地区差距已属于世界上最严重的情况之一。 　　
改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必须加快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遗憾的是，90年代以来，中西部诸省区的增长速度普遍低于东部省区。虽然，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中央政府加大了对中西部尤其是西部的投入，但是，与东部省区相比，中西部诸省区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见
如前所述，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仅决定于实物资本的投入，还决定于人力资本的投入。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别，与实物资本投入差别有关，也与人力资本投入差别有关。1999年，西部的投资增长率最高，但其GDP增长速度最低；2000年西部的投资增长率高于东部地区3.45个百分点，但其GDP投资增长率却低于东部1.76个百分点。东中西部GDP增长率的差别部分地可以由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低于东部来解释。 　　
2．影响地区合理的产业布局的形成。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富集，耕地、能源、矿产资源丰富，中西部地区耕地面积占全国的78%；西部天然气资源储量占全国的60%，煤炭资源占76%，铁矿资源占52%，锰矿资源占93.3%，铜矿资源占60～73%。中西部一些资源密集型产业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比较优势未必能够形成竞争优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随着关税水平的降低，国外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将会以更加低廉的价格进入中国市场，从而对中国的资源密集型产业构成威胁。只有显著提高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降低资源密集型产品的价格，才能保证中国资源性产品的市场不至于丧失，也才能在保持既有市场份额的基础上不断扩大。而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是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前提。中西部人力资本投入的不足将影响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农牧业是中西部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现阶段，农牧业在中西部也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2000年，中西部地区尚由69.0%人口主要依赖于农牧业生存；这一水平比东部地区高15.1个百分点。显然，稳定、发展、繁荣中西部的农牧业对于实现地区协调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入世之后，中国的传统农业和畜牧业正在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事实上，现在国外廉价的农副产品对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冲击已经显现。改造传统农牧业，是提高中西部农牧业国内、国际竞争力的前提。根据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的观点，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引进新的现代生产要素，而引进新的现代生产要素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建立一套适于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二是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三是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入。如果说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入与东部地区存在差距，那么，这种差距更多体现在农村人力资源投入的差别上。人力资本投入的不足将影响中西部地区传统农业的改造。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东部一些产业将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国际资本也越来越关注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外部资本的进入，将促进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中西部地区劳动成本低，2000年，中部从业人员人均劳动报酬为东部的64.0%，西部为东部的71.5%。中西部相对较低的劳动成本对外部资本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区域产业竞争力不仅决定于劳动成本，还决定于劳动生产率。低的劳动成本只有与高的生产率相结合，才能产生强的竞争力。因此，外部资本能否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并不仅仅取决于劳动成本。中西部地区劳动者素质普遍低于东部地区，有可能降低中西部地区引进外资的能力。 　　
3．影响落后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改革初期，中国有农村贫困人口2.5亿。经过20多年的努力特别是“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至200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3209万，农村贫困发生率也由1978年的30.7%下降到3.4%。中国贫困人口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福建等8省市的贫困发生率已降至1%以下，基本上消灭了极端贫困。河北、辽宁、吉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的贫困发生率在2%到5%之间，这12个省区基本上摆脱了贫困。另外11个省区的贫困发生率仍在5%以上，其中黑龙江、山西、内蒙、陕西、甘肃、云南、新疆在5%到10%之间，西藏、贵州、青海、宁夏在10%以上。导致贫困的因素有多种，有自然的，也有人文的；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其中，人力资本不足是重要因素之一。2000年，国定贫困县的文盲率、半文盲率高达16.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2个百分点；国定贫困县只有9.1%的劳动者参加过培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所做的对国定贫困县贫困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户主的学历为大专的农户比户主学历为文盲或半文盲的农户成为非贫困户的可能性会增加12%到1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1》，P2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人力资本不足，一方面影响了当地资源有效与合理的开发，另一方面也阻断了贫困人口外出打工、挣钱糊口之路。
4．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实现。目前，中国的生态问题已十分严峻。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67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38%，其中西部占水土流失面积的80%左右，每年新增水土流失1万平方公里。退化、沙化、盐碱化草地总面积已达135万平方公里，其中，北方和青藏高原草地“三化”面积已达90%。每年新增荒漠化面积2400多平方公里，其中大部分在西部地区。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正在威胁着中国的长远发展。另外，中国也是自然资源颇为不丰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5%，人均耕地只有44%，人均森林面积只有17%。显然，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发展必须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 　　
为遏制生态恶化的趋势，国家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加强了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的造林绿化；在广大西部地区，实行了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建设工程。这些工程将对中国的生态改善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生态问题，必须解决落后地区特别是西部落后地区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必须为那里的人民开创一条生存和发展之路。为此，必须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资金支持。然而，资金投入必须与人力资本相结合才能发挥应有的效用。人力资源的不足不利于中西部地区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从而不利于全国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三、 合理开发人力资源，促进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深化认识，制定系统的人力资源开发规划 　　
人力资本的概念被泊到中国之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在贯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过程中，各地纷纷提出了“科教兴省”、“科教兴市”、“科教兴区”的口号，加大了人力资本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然而，应该看到，目前，人们对于人力资本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尚需深化。表现在：（1）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依然比较重视物质资本的投入，把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投入置于被动从属的地位。各地热衷于上立竿见影的工业项目，搞有望留名青史的“形象工程”。而由于人力资本建设方面的项目见效慢，且效益不易测度，各地区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往往只停留在政策宣传的层面上。各地均制订了各种各样的人力资源开发规划（如教育规划、下岗职工培训计划等），然而由于投入不足，这些规划往往只能得到部分执行，有些规划甚至根本得不到执行。（2）在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各地区往往只重视教育方面的投入，而不注重人力资本建设其他方面的投入。如在广大农村，改革前建立的合作医疗系统基本上荡然无存，传染病防疫体系也因为投入不足而陷于瘫痪状态。事实上，增加卫生保健方面的投入，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的素质，扩大人力资本总量。（3）在人才培养方面，各地往往只重视高级人才的培养，而不注重适用人才的培养；只重视普通教育，而不注重职业教育；只重视正规教育，而不重视各种形式的非正规教育。（4）在概念上，依然把居民消费仅仅看作是个人满足消费偏好的行为，因此在政策上往往只重视居民消费在拉动总需求方面的作用，而不重视居民消费对于人力资本增长的作用。实际上，居民的消费支出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满足消费偏好而丝毫不提高人的生产能力的支出，一类是提高生产能力而丝毫不去满足消费偏好的支出，还有一类是同时具备上述两种效果的支出。大多数有关的活动显然属于第三类支出。如，提供更多的食物和更宽敞的住房便不仅是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而且还是劳动力资源质量提高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因此，必须深化对人力资本的认识，全面正确地理解人力资本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系统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二)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 　　
地区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是逐步缩小不同地区居民生活福利水平的差距。根据人力资本的相关理论，增加公共教育投入，是达到目标的一种实在的（effective）和有效的（efficient）支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不断提高，1999年，达到2.79%。但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比重仍然偏低。1980～1995年，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平均为4.9%。其中，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从5.2%上升至5.5%左右，发展中国家从3.8%上升至4.1%。 　
目前，人均GNP在1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人口预期受教育年限为14年，中国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年左右，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3年，只是略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从全国的角度来看，东中西三大地区都应该继续加大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 　　
然而，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财力也不尽相同，中央政府责无旁贷地要发挥平衡教育资源的作用，将中央政府掌握的资金资源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地方财力较弱，无力将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教育之中。2000年，东部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为1663元，中部和西部分别为635元和617元，不足东部水平的1/2；东部人均财政教育支出为319元，中部和西部分别为144元和149元，也不足东部水平的1/2。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普遍低于东部地区，家庭教育经费支出也低于东部的水平。 　　
中央政府对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支持应集中在基础教育领域，一方面是因为中西部地区因贫困而失学的儿童较多，影响了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保证每个公民享受法定的义务教育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利用信贷手段，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人力资本具有与物质资本相同的价值，甚至具有更高的价值。遗憾的是，在国外的资本市场上，人力资本投入的资金筹措遇到的障碍要比物质资本投入的资金筹措多。在国内资本市场上，情况更是如此。 　　
为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1999年中国开始试点国家助学贷款制度，2000年中国全面推开了这种制度。政策规定每个高校20%的困难学生可以申请贷款，每人每年最高贷款额为6000元，还贷期限为8年，贷款学生考上研究生后，还贷期限顺延。根据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估算，全国国家助学贷款每年的正常贷款额应为80亿元，但这些年累计才放贷24亿多元，贷款学生总数不到30万。这种放款不足现象的产生，不是因为贫困大学生不需要助学贷款，而是因为银行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制定了过于苛刻的贷款条件，使得需要助学贷款的大学生望而却步。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必须制定完备的配套措施以支持无担保的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既要保证银行资金的安全，又要保证贫困家庭的学生能够得到必要的贷款。 　　
(四)正确处理“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的关系，有效利用教育资源 　　
教育资源有限，落后地区的教育资源更为有限。合理地分配教育资源，实现教育资源效益的最大化，是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有关调查显示，中西部地区既缺乏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更缺乏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层次的适用性人才，包括农牧业实用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 　　
西部人才在地域分布上，过于集中在少数省会大城市，而在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人才极度匮乏。如青海80%的人才集中在西宁市，甘肃88%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集中在兰州市，四川成都的人才总量高出甘孜、阿坝、凉山3个州人才总量4倍多。在行业分布上，西部人才过于集中在机关事业单位，其数量占西部人才总量的80%左右，而全国平均只有59.5%。在事业单位中，西部人才主要集中在卫生、教育行业，这两个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占西部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63.3%，而农业技术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只占18.2%。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部各省普遍需要农牧业实用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例如云南，大量需要具有高级技术等级及职业技术资格的技师和技术工人，其中，对中级工的需求仍居首位，占总需求的40%左右；对初级工的需求占20%左右；对高级工的需求达到29%以上。 无疑，中西部地区既要培养高、精、尖人才，又要培养具有一定劳动技能的普通劳动者；既要进行“精英”教育，又要进行大众教育。现阶段，中西部地区应将进行大众教育、培养普通劳动者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重视大众教育，不仅是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有效利用有限教育资源的需要。大量的研究表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劳动力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偏好成正比。一般地说，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力比起文化程度较低的劳动力，有更多的机会在发达地区就业。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力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从国家层面上看，优化了劳动资源的配置；但是，若从区域层次上看，则无疑是落后地区教育资源的流失。对于教育资源本不富余的落后地区而言，发展大众教育，更符合实际需要，更能发挥教育资源的效能。 　　
(五)促进人才向中西部地区流动，创造宽松的劳动力流动的制度环境，合理配置人力资本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将大量的东部人才资源配置了到中西部广大地区，在中西部地区形成了若干人才集聚地区，如西安、成都等。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力资源配置手段的转变和市场在其中作用的增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工资差别的扩大，和沿海地区的不断繁荣和内陆地区的相对停滞，中西部地区人才向沿海地区流动的现象日益严重。 　　
要改变“孔雀东南飞”甚至“麻雀也东南飞”的趋势，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其他社会各界的全力配合：（1）中央政府要制订切实可行的鼓励人才向中西部转移的政策，使有志于献身落后地区发展的人士，既能得到经济上的实惠，又能受到社会的尊重。（2）地方政府既要为各类人才（包括本土人才和引进人才）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又要为之创造发挥聪明才智的工作环境，也要为各类人才的子女教育创造优良的条件，以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3）从长远角度考虑，必须进行人才方面的立法，建立相应的制度，确保同档次人才的收入在地区之间达到大体上的均衡。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才东去”的问题。 　　
落后地区一方面缺乏高层次的人才，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的低层次的剩余劳动力。促进落后地区劳动力向发达地区的转移是地区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劳动力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不仅能够增加劳动者自身的收入水平，还可以通过劳动资源的再配置、劳动者劳动技能的提高和见识的增长，扩大人力资本总量。由于户籍制度和用工制度的种种障碍，这种劳动力的流动受到了很大限制，必须尽快建立宽松的劳动力转移的制度环境，以合理配置人力资本。 　　
(六)适度开放教育市场，引进外部资金，增强人力资本积累能力 　　
教育是无比巨大的市场。据统计，到2000年，全世界共有5000多万名教师，10亿多学生和成千上万个教育机构，公共教育经费逾1万亿美元；1995年世界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额超过了270多亿美元，2001年估计为800多亿美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教育与科技优势，意欲不断进军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市场。然而，教育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教育市场开放关系到国家主权、社会道德和民族文化继承等重大问题，各国政府对之都采取审慎的态度。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待教育市场开放的态度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时，中国政府在教育领域对外开放方面也做了一定的符合中国发展要求的承诺。除一些特殊领域（党校、军校、警校）和义务教育外，中国在初等、中等、高等、成人教育及其他教育服务等5个项目上，均许可外方为中国提供教育服务；并承诺允许商业存在，即允许中外合作办学。 　　
发达国家在外语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以及教育信息化、办学条件等方面具有优势，在教育适应市场需求和国际化运作和管理方面更有比较成熟的经验，教育资源尤其是高等教育资源过剩，输出教育产业的愿望比较强烈。中国中西部地区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在教育市场开发方面，步伐可以比东部快一些。 当然，对中西部地区而言，教育市场开放，不仅应是对国际资本的开放，而且也应是对国内民间资本的开放。民间资本也可成为中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宝贵资源。
(七)增加农村公共卫生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公共卫生投入，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 　　
农村公共卫生投入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公共卫生投入的不足，严重地影响了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质量。据卫生部2000年统计资料，农村地区新生儿死亡率为25.8‰,婴儿死亡率为37.0‰,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45.7‰，孕产妇死亡率为69.6/10万，分别大大高于城市地区的9.5‰,11.8‰,13.8‰和29.3/10万的水平。另据世界银行考察报告，1993年中国农村最贫困的1/4人口只花费了卫生总费用的5%。大量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的疾病负担集中于贫困和偏远地区。在处于或低于贫困线的家庭儿童中，大约有一半人患有轻度的营养不良。高达90%的贫困儿童感染慢性蠕虫病。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健康状况显示了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巨大需求，而这些需求更多地表现为基本公共卫生需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增加财政对农村的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支出。中西部地区财力较弱，2000年，西部地区医疗卫生财政支出仅为东部水平的2/3，中部地区的支出甚至不足东部的1/2，中央政府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公共卫生系统建设的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