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论文哪里有？笔者通过研究方法的创新，完善研究结论的严谨性。本研究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分析长征火箭为什么能取得技术赶超以及是怎么取得技术赶超的。但是研究结论可能显得有点宽泛。
第一章绪论
二、本研究可能的创新点
在该项研究中，尝试给出可能的创新点：
1.在研究对象上，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作为案例的研究较少，已有学者对于长征系列火箭的研究，往往是基于某一个型号的某一种技术，例如李学锋等（2021）对长征五号的控制技术进行了深入剖析，很少看到基于第一代长征火箭到第四代长征火箭的技术发展过程研究。
2.在研究方法上，对于长征火箭这个主题的研究，基本上是实况报道（谢奇勇，2019）、或者是对于运载火箭上某一部分材料物理特性及应用的研究（张巍等，2019），较少看到用案例方法对技术升级背后的管理过程研究。
3.在研究视角上，已有研究采用对人物专访（韩丹岫，2016）的视角展开分析、或者以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来分析长征火箭的长征路是无止境的（许达哲，2015），没有看到基于四重螺旋视角的理论分析。因此，研究基于四重螺旋视角、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作为研究对象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第三章研究设计
第一节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的说明
一、研究方法的选用说明
研究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法揭示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路径。选择该方法的理由如下：首先，本研究的研究问题长征火箭创新发展的经验有哪些？属于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其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过程模式是怎么样的，属于回答“如何”问题的范畴，案例研究适合于这两类问题的研究；最后，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公众+三螺旋这四个创新主体之间协作的理论模型，单案例研究适合这种理论建构式研究。
二、案例选择说明
（一）案例选择标准
研究选择中国长征系列火箭作为研究对象，案例的选取标准如下：
①符合案例选择的典型性原则。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逐步实现了火箭技术的跟跑、并跑和领跑，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技术领先，这是令众多人感到意外的，属于后来居上的典型案例。（毛基业，2017）。
②案例具有代表性。首先，长征火箭产业是一个典型的创新生态系统，高校、政府、企业以及用户都是这个创新系统中的一部分。在这个系统中，高校以及研究院为技术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政府为产业发展提供营商环境，企业利用其商业化的应用能力并借助用户的力量实现知识变现，各创新主体竞合并存，符合四重螺旋的创新生态；其次，火箭技术属于高端制造业，并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应用，与卡脖子技术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再次长征火箭在发展的过程中培育出了伟大的航天精神，这需要广大公众积极参与才能铸造出这种精神，这与研究视角具有很好的匹配性；最后，长征火箭产业实现了设计与制造100%国产化，其创新发展的历程对于我国落后产业以及关键核心技术被外国把控的产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四章案例分析
第一节产前研发同盟期（1956-1977）
火箭研发初期形成了中央专委为首的产前研发同盟（路风，2021），从中央高层自上而下组织协作创新。产前研发同盟对于技术的起步阶段意义重大，美国半导体产业成功发展就离不开SEMATECH打好的基础，该机构50%的研发经费是由美国国国防部提供，另一半经费是由IBM、TI、DEC、Intel等13家公司共同筹集，该技术研发同盟1996年就完成了1G DRAM的0.18微米技术，取得了技术的跨越式发展（王阳元，2005）。
一、政府高层推动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核威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则表明要自立自强，自主研制原子弹、导弹。由于缺乏图纸资料、仪器设备，一切相当于从零开始。中国政府开始与苏联政府交涉、谈判。谈判带来的益处首先是同意中国的50名留学生接受技术培训，同时可以为中国提供可供教学观摩的两枚模型导弹。1957年7月，苏联领导人开始放宽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并在同年的10月签订了新技术协定。协议的内容包括苏联将提供更多的导弹模型和技术资料，并且接受更多的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根据需要还会有技术专家亲自指导。为确保火箭相关材料的供应工作，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委负责人力、物力资源的协调。1958年提出了三个步骤的设想，第一步就是发射探空火箭。长征火箭的研制从此开始。
第二节导入期（1978-1990）
在新中国需要发射各种卫星时，中国政府始终坚持用自己的火箭进行发射，长征二号火箭累计发射4次，长征二号丙累计发射54次，长征二号丁累计发射51次，长征三号火箭累计发射13次，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本国市场，使得火箭的研制部门具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产品使用体验来进行技术改进，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后来者劣势，为火箭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国际市场的导入阶段，长征系列火箭走出国门，承接外国卫星发射业务。火箭根据外国卫星的发射要求来不断调整，确保产品符合客户要求。四螺旋创新主体协作的典型证据援引如表4-2所示。
一、政府建设营商环境
1978年中国政府决定实施改革开放，并逐渐的将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分配中的作用，随后进行国企改革，对于部分产业政府不再无条件兜底，而是要求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府则发挥特有的政治作用，一方面发挥政策法规的指挥棒作用，引导技术发展的方向与路线，其次通过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为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再次，利用政府的公信力等特有禀赋，对企业间合作创新进行组织协调。另一方面，利用外交手段开拓国外市场，让中国的火箭在外国的市场上销售，扩宽本国企业的盈利渠道。
“亚洲一号”发射任务完成后，美国航天飞机爆炸，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出现暂时性的“运载危机”，如此便为长征火箭的市场化奠定基础。航天部于1986年4月组织市场开拓小组，抓住时机，分别渗透到美国各个主要城市进行火箭推销，经过推销团队的不懈努力，为中国火箭争取到了发射订单。在相关合同签订后，为获得发射商业卫星的“合法性”。中国政府加入《关于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约》、《关于援救宇航员及送回射入外空的物体的协定》和《关于登记射入外空物体的公约》，为火箭产品的市场化提供基础条件。
第五章结论与讨论
第四节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二、未来展望
第一，深入展开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经验研究，继续回答中国部分产业能够取得技术赶超的经验启示。本文将长征火箭创新发展作为研究对象，试图解答长征火箭技术持续更新换代的经验启示是什么，同时基于四重螺旋视角分析官产学公等创新主体在技术更新过程是何时作为以及如何作为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考虑到更细致的创新主体，例如科技中介组织，并未对政府、企业和高校主体展开经一步的细分，例如将政府细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企业细分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就创新主体的研究上展开进一步的细化分析，深化四重螺旋的创新演化机制。
第二，通过研究方法的创新，完善研究结论的严谨性。本研究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分析长征火箭为什么能取得技术赶超以及是怎么取得技术赶超的。但是研究结论可能显得有点宽泛。未来研究可以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结合专利等相关数据，通过stata、eviews等软件结合相关理论构建影响因素模型，探讨影响技术攻关的主要前因变量以及中介变量，为相关创新主体的行动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或者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等方法确定技术赶超成功的前因条件组合，在特定的情景下如何进行技术赶超提供更具操作性的措施。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