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管理哪里有？笔者认为旅游地环境是地旅游社区居民理应享有的公共资源，旅游者的进入和旅游的发展侵占了当地社区居民的享受份额。对旅游地居民而言，居民与旅游和旅游者的关系是二者之间资源禀赋的交换，私人领域的消费与公共资源的消费表现出弹性替代的周期性演变。
1 绪论
1.3 文章创新点
（1）从利益相关者的理论视角出发，旅游地社区居民是参与旅游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人员，作为核心利益相关者，其生产、生活都与旅游地息息相关，对旅游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也较为深刻和长久。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关注旅游者，分析旅游者在旅游地游览及消费过程中的环境责任行为和影响因素，却较少关注和研究旅游地居民的环境责任行为的形成机制。本文由此方向出发，从旅游地社区的范畴讨论公平感知对信任的影响，以及由此激发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理论路径，进一步丰富这一视角的研究结果。
（2）地方依恋作为人-地关系的重要概念在旅游体验、旅游满意度、重游意愿、社区参与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这一变量通常作为自变量或中介变量参与研究（胡孝平和李玺，2019）[2]。本研究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到旅游地与社区居民之间情感关系的重要性，将地方依恋中的情感性依恋（地方认同）作为调节变量，探讨了地方认同在公平感知、社区信任及环境责任行为的关系中发挥的影响，为探讨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形成原因提供更多依据。
（3）从“感知-情感-意动”理论模型的视角出发，构建感知公平、社区信任与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尚属首次。检验这一理论模型及三个变量的关系丰富了旅游地居民环境责任行为影响机制的理论成果，并具有理论指导实践的现实意义。不论是公平感知，还是社区信任，都是旅游地居民日常生活及社区组织管理中的重要感知和情感评价，都具有较高的实际操作性，探讨这些变量的现状及相互关系，对调研案例地也具有积极意义。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维度
公平感知、社区信任、环境责任行为都被视为高阶变量，由其子维度共同构成，各子维度相互独立又紧密相连。在具体情景下的实证分析中，也往往是对各子维度进行单独测量，由此整合为一个完整的高阶变量结果。因此，在研究设计中，首先要梳理和界定高阶变量的划分维度，并结合实证研究的具体情境和研究目的进行合理筛选。
3.1.1 公平感知的维度
公平理论最初只关注了分配公平（Distributive justice）， Bahrami（2014）将其定义为个人在参与组织活动时的投入与报酬的匹配程度[101]。在社会交换中，交换的基础是需求，对交换结果进行评价是确保交换顺利进行、可持续进行的前提，因此，有交换就会有公平性判断（Chiu，et al，2011）[102]。分配公平反映了分配结果的公平与否，但在实际分配过程中，分配过程也值得关注，过程的公平与否也会影响整体的公平性。因此，Thibaut 和 Walker（1975）提出了程序公平（Procedural justice），用以表示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分配系统、分配方案和分配过程的评价[103]。Leventhal（1980）将程序公平用于组织行为和组织管理中，并提出了避免偏见等评价程序公平的参照标准[104]。此后，Bies 和 Moag（1986）提出了互动公平（Interactional justice），用以刻画被管理者在与管理者的人际交往和信息传达过程中的被公平对待的感受[105]。互动公平包括了管理者是否与个体平等交往，和管理者是否平等对待个体的信息知情权两个方面（Colquitt，et al，2013；郑晓明和刘鑫，2016）[106、107]。
4 实证分析
4.1 调研案例地简介
本研究的关注视角为旅游地居民，因此以居民对旅游地的涉入程度为案例地选择依据。湖南省湘西地区的凤凰古城，作为国家 AAAA 级景区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历史悠久，发展至今仍保存完好，现存古建筑、古遗址、明清时代特色民居百余栋，且城中沱江穿流而过，古城南北两侧以南华山神凤文化景区为代表的丘陵植被茂密，与古城古色景观交相辉映，兼具人文与自然美景。在当地旅游发展中，凤凰古城作为景区，承载了当地的旅游业与旅游者，也作为社区担负了当地居民生活、生产及休闲所需。凤凰古城内除了用于经营的场所外，仍保留有不少普通民居，其对旅游环境的涉入程度远高于自然保护区的居民社区。同时，凤凰古城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作为少数民族聚集区，规模较小且地理位置相对边缘，其就业市场受省外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较小，基本保证了其居民大多原生于当地或来自附近市州人员，在文化习俗、生活习性等方面较一致。本研究选择凤凰古城为案例地，满足了当地社区居民深度涉入景区的要求，也可以较大程度地保证调研样本的内部一致性，可以有效探讨居民公平感知对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
此外，凤凰古城所属的沱江镇，近年来通过进行机构改革，古城所在区域的经营管理直接挂钩古城社区，不同于以往由景区管理局和投资运营商共同管理的局面，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决策、管理的渠道和程度进一步拓宽加深。同时，为争创 5A 旅游景区，凤凰县对景区环境高度重视，成立旅游综合执法中心进行综合执法，改变了以往粗放式管理的方式，走向精细化管理。这为居民参与旅游、公平感知、塑造社区信任感等奠定了组织基础。因此，选择凤凰古城作为本研究的调研案例地具备可行性和有效性。
4.2 预调研
根据上文形成的量表，设计预调研问卷。所有题目测量均采用 Likert 5 级量表设计：公平感知、社区信任和地方认同的题目选项中，由 1 至 5 表示对题目内容的不同认同程度，其中 1 表示“非常同意”，2 表示“同意”，3 表示“中立”，4 表示“不同意”，5 表示“非常不同意”；环境责任行为的题目选项中，由 1 至5 表示对题目内容的不同执行频率，其中 1 表示“总是”，2 表示“经常”，3 表示“偶尔”，4 表示“很少”，5 表示“从不”。
2020 年 6 月 2 日至 11 日，开展预调研：以网络调研的形式，通过“问卷星”电子问卷平台向凤凰县城、古城当地居民发放网络问卷。期间共发放和回收线上问卷 74 份，经检查整理剔除信息有误的无效问卷 5 份，回收有效问卷 69 份，有效回收率 93.2%。预调研的数据结果主要用于检验和修正问卷量表，以保证正式调研问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5 结论、启示与研究展望
5.1 研究结论与启示建议
5.1.1 研究结论
实证分析的检验结果支持了大部分检验假设成立，证实了旅游地居民的公平感知、社区信任、地方认同和环境责任行为之间的作用关系。依据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基本逻辑，透过研究结果，可以窥见旅游地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形成机理。
（1）公平感知正向影响社区信任，进而激励居民实施环境责任行为
本研究借助“感知-情感-意动”理论建立旅游地社区居民环境责任保护行为的解释模型。在该模型框架下，定量分析了旅游地社区居民的公平感知、社区信任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知、程序公平感知和人际公平感知会正向影响居民的社区信任评价，并进而影响居民的环境责任行为。在具体的影响效果中，程序公平感知和人际公平感知对社区信任的影响大于分配公平感知对社区信任的影响。这区分了不同公平类别下，居民对社区信任的差异，利益分配往往还取决于个体自身的能力与勤劳等，是依靠个人主观意愿与行为能发生一定程度改变的。而决策程序和人际交往则更多地取决于社区的决策和管理模式，以及公职人员的能力和素质，居民个体往往难以对其施加直接干预，因此，这两方面的公平感会更加明显地影响社区居民对社区公信力及未来生活环境的信心。在社区信任对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中，社区信任对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效果非常明显，反映出信任对公民行为发挥了积极作用。而这一积极作用在面对实施成本较高的主动性促进行为时，作用效果会削弱。
公平感知、社区信任与居民环境责任行为之间的显著关系，支持了“感知-情感-意动”理论用于解释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有效性，社区信任的中介作用得到验证：在利益方面，居民面对利益分配结果的公平性判断影响了居民对社区信任的评价，并由此激发社区居民做出具有利他性的环境保护行为；在决策程序方面，居民面对社区制定政策、处理问题及发布规章制度时的流程或程序公正性判断影响了居民对社区信任的判断，并由此激发社区居民做出环境保护行为；在人际方面，居民面对社区在组织管理和信息交流过程中管理者或公职人员对待自己的公平性判断影响了居民的社区信任，进而刺激社区居民做出环境保护行为。同样的，程序公平感知和人际公平感知的作用路径的路径系数大于分配公平感知的作用路径系数。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