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管理论文哪里有？本文是以中国大运河为考察对象，剖析大运河成为世界遗产的因素，揭露大运河的生产过程及背后的系列运作。文章认为，遗产并非是“既定”的一种存在，世界遗产的申报，实际上是某些特定阶级的话语出于一定的目的介入遗产领域并重构遗产的过程，遗产的呈现也是当代社会政治条件下的人为生产与制造。
第一章 绪论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 CDA）是近几十年来新兴的一种话语分析方法，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的影响下，CDA 首先在英国兴起。其正式形成是以 1989 年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语言和权利》[1]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在此书中，费尔克拉夫首次提出了“批评话语分析”这一概念。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分支，批评话语分析意在通过研究浅层的语言形式来揭示意识形态和话语之间的双向关系[2]。
相较而言，CDA 在国外的起步较早，研究也相对系统。由于 CDA 借鉴的理论不同及跨学科属性，内部形成了不同的流派，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主流的有 Fairclough 的社会文化分析法[3]、van Dijk 的社会认知分析法[4]、Ruth Wodak的话语-历史分析法[5]以及 Paul Chilton 的认知话语分析法[6]。在诸多派别中，以Fairclough 的社会文化分析法影响最大也最为典型，他提出了语言分析和社会理论相结合的三维框架[3]，在他那里，任何话语都可以视为是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结合。
目前来看，国外的 CDA 仍然重视对文本的分析，新闻报道、官方文件、政策法规等都是当下的热点研究对象。随着话语研究的发展，近十几年间，CDA 开始出现向语言之外的其他符号模态的扩展覆盖，图片、声音、影像资料等都被纳入其中，“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7]逐渐成为 CDA 研究的新兴领域。无论是文本语篇还是多模态语篇，语篇中所蕴含的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都是 CDA 关注的重点内容。Blommaert[8]也曾对 CDA 的研究领域进行概括，他指出 CDA 实践者的研究倾向主要集中在应用主题和社会领域方面，具体包括：政治话语、意识形态（包括种族研究，与种族有关的移民话语研究）、经济话语、广告营销、媒体话语、性别、机构话语（如医患沟通、社会工作、制度话语）、教育话语、文学话语等等。研究范围相当广阔。
自 1995 年陈中竺[9]将其引入我国学术界至今，批评话语分析在我国发展已二十年有余。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目前国内关于 CDA 的研究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理论性的研究，主要为对 CDA 的理论来源介绍[10-12]、评介探讨[13]和研究综述[14]。第二类是对各模态语篇通过语料分析来进行实践应用的研究，如文学话语[15]、新闻话语[16]，电视访谈话语[17]等，也涉及到与社会学、新闻学、教育学等学科的融汇结合。
第三章 中国大运河遗产的话语生产与国际标准
第一节 文本与话语实践分析
一、国际遗产话语的文本与话语实践分析
作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前提条件，申报文件的编纂是申遗的首要任务。虽然《世界遗产名录》中强调遗产的申报要“重内容、轻表象”，但《世界遗产公约》的各项规定却将各国申报要求框定在固定的框架之中，显示出官方正式文件所特有的话语特征。
（一）申遗文本的话语特征
文本结构的格式化
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世界遗产申报文件的官方格式做出了详尽的规定，任何申报时报世界遗产的国家都需要依据《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附件 5 所示格式的最新版本提交材料。中国大运河遗产的申报也是如此，其文本严格依照遗产框架固定格式编制了如下九部分：① 遗产的辨认；②遗产描述；③列入理由；④保护状况和影响因素；⑤遗产的保护和管理；⑥监测；⑦文献；⑧负责机构的联系信息；⑨缔约国代表签名[109]。
高度正式的语体
单从文本内容来看，作为官方的正式文件，书面化、高度正式的语体是申遗文本的重要特征。文本的措辞规范、严谨、准确，较日常的口语化表达并不存在。与此同时，丰富的专业术语及专有名词充斥着整篇文本，尤其是在进行遗产描述时，介绍运河遗产类型的专有名词大量出现，河道、闸、坝，堤、码头、历史文化街区等等；另外，描述运河水利功能的专业词汇也大量存在，漕运，仓储，排涝，行洪、灌溉等等。如文本中对通济渠代表性价值的介绍，“通济渠建立了一整套完整严密的水利、航运配套体系和管理制度，保障了大运河漕运的持续顺利进行”……“为适应漕粮从江南各地集中运输到北方的运输中转，隋代开始建设一系列漕粮储存仓和中途转运仓场，并初步形成了水运储仓体系”[110]。
第五章 中国大运河遗产的文化生产及认同建构
第一节 文本与话语实践分析：运河文化的生产实践
由于不同文化间的互动，不同国家、地域和民族的文化其 “无意识的传承”传统，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常常被来自国家和民间的力量进行着“有意识的创造”，而这种创造的过程，正是一种“文化的生产”与“文化的再生产”的过程[137]。文化遗产的存在本身就是文化生产的结果，特定时期内的人民群众以其聪明才智与辛勤劳作所生产出来的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在历史的演变中发展成为下一时期的人们所继承和拥有的财富[138]。为了中国大运河的申遗成功及其内在生命力的世代延续，基于运河文化资源的“有意识创造”也伴随着大运河申遗的全过程。从文化生产的不同层级来看，表现在宏观层面的运河文化生产和微观层面的运河文化生产两方面。
一、宏观层面的运河文化生产
由于大运河的南北贯通，沿线各地带有地方特色的地方文化相互吸纳、交融，在运河城市间形成了一种带有地域特征的共享文化——运河文化。从城市层面来看，在对运河文化生产的过程中，运河沿线城市都争打“运河牌”，将“运河之都”、“运河名城”、“运河古都”等作为自己的城市定位。在与城市血脉相融合的过程中，运河文化被合法化地纳入到城市乃至国家的公共文化体系之中，成为超越时空、超越地方的存在。伴随着各种运河文化活动的举办及宣传，运河已然成为沿线城市的文化名片与城市基因。
二、微观层面的运河文化生产
微观层面上，运河城市的内部也在积极地进行着运河文化的生产实践，从实践结果来看，文化生产会将文化以文化产品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呈现出两种产品形态：一种是物质形态，另一种则为非物质形态[139]。
第二节 社会文化实践分析：文化生产的认同建构
从上述中能够看出，运河文化被以不同的形式生产出来，以丰富多彩的形态浸润着百姓的生活，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市民及外来游客的态度也能明显看出，运河文化通过一种在群体中共享的世界观和历史命运感将个体在情感与信念上连结为一个整体[143]。这也就表明，遗产不仅是一种以当下为中心的文化实践，实际上也是文化力量的一种手段[144]，在国家政治叙事和自身发展的需求下，遗产中的文化因素成为国家和地方建构认同的重要依据。借助于文化生产，运河文化资源被挖掘利用，而在此过程中，民众的文化认同也得到建构。
记忆是个体和集体认同的基本构成要素, 现下已成为个人与社会进行联系的一种必须的基本行为[145]。作为民族或国家的集体记忆，文化记忆依托档案、教育、节庆、建筑实体等媒介，通过跨时代的社会实践把过去现实化，以此实现“支撑回忆和认同的技术性作用”[146-147]，而文化生产就是文化记忆产生的重要途径。作为城市的经营者，各运河城市政府建构出“运河城市”的空间话语，并在文化品牌化的过程中强化着民众对运河的感知与记忆。在文化机构及文化精英的帮助下，运河的前世今生被以文字和影像等形式记录下来，并在仪式化、典范化的过程中形成了社会共同的文化记忆，奠定着文化认同的基础。而作为运河记忆的留存项目，在对各运河遗产建筑进行保护性生产的过程中，运河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得到保留，城市中关于运河的原生记忆场所得到保护，公众的情感、记忆得以延续；运河博物馆、纪念馆等派生文化空间也通过图片、物件等的展示将运河文化进行再现，并在参观者参观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进行记忆灌输，使其发展成为社会集体记忆，进而建构出新的文化认同。
第七章 结论及展望
第一节 结论
本文是以中国大运河为考察对象，剖析大运河成为世界遗产的因素，揭露大运河的生产过程及背后的系列运作。文章认为，遗产并非是“既定”的一种存在，世界遗产的申报，实际上是某些特定阶级的话语出于一定的目的介入遗产领域并重构遗产的过程，遗产的呈现也是当代社会政治条件下的人为生产与制造。针对中国大运河的申遗过程，得出的具体结论如下：
（1）国际标准所具有的话语权威造成了大运河在遗产申报过程中的话语生产
长期以来，起源于欧洲的西方遗产话语体系逐渐成为国际间的“真理”，支配着各国的遗产实践[157]，在这种国际评判标准的绝对权威下，有关遗产的一切都要被纳入遗产的概念框架中进行阐释。无论是迎合西方审美标准的申遗话语，还是以突出的普遍价值、真实性、完整性为依据而展开的遗产实践，中国大运河在遗产申报中对国际标准所做的响应，本质上都是对西方权威遗产话语的一种妥协。
（2）在权力、资本与日常生活的建构下，中国大运河完成了空间的生产
在遗产实践的过程中，运河原生空间在遗产话语体系和国家力量的助推下进行了遗产空间的塑造过程。在专家主体的帮助下，作为具有统治力量的强势方，政府通过政策规划、政府行动等手段建立起世界文化遗产的空间表征，资本则以旅游业、文创业等形式对空间转型进行助推，而居民等地方主体也通过主动建言、空间分享等行为重塑空间的生活性。在权力、资本与日常生活的交织下，运河遗产空间被生产出来，成为各方权力实践的重要场所。
（3）借助于中国大运河的文化生产，民众的文化认同得以建构
在遗产实践的过程中，根据当下人们的需要，遗产中的文化因素被以指定的方式赋予了新的内涵与特质。面对着国家政治叙事和自身发展的需求，运河文化不断地进行着更新与重构，借由文化记忆的制造及文化权利的伸张，运河遗产成为官方建构认同、强化认同的重要手段 。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