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管理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乡村旅游地作为旅游活动地和居民日常生活地，其公共卫生安全建设直接影响到“主客” 的生命安全。乡村旅游地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强公共卫生安全：首先，由于疫情的影响，居民和游客都比之前更加注重了人员卫生安全。景区则应做好游客的健康检查工作，对有患有传染性疾病的游客制止入内，以保证旅游地公共卫生安全。还可以通过广播宣传、标语警示牌、人工解释等多种形式，提醒游客规范自身行为以及注意相关卫生安全事项。
第 1 章 绪论
2.3 相关研究综述
2.2.1 旅游安全研究
旅游安全研究受大型事件的推动，国外在“911”事件和欧洲恐怖袭击的催化下，对旅游安全展开了广泛的探究。而国内在 SARS 事件的影响下，也促使很多学者开始关注旅游安全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聚集在几下 4 个方面：（1）旅游安全理论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国外出版了《Tourism,Crime and Security Issues》一书，填补了旅游安全研究的空白。张进福的《旅游安全理论与实践——福建省个案研究》及郑向敏的《旅游安全学》两部专著是国内早期对旅游安全学的探索，书中尝试性地提出了对旅游安全研究的内容框架。国内外旅游安全基础理论研究包括对旅游安全内涵及其特征研究[25F26-26F27]、旅游安全的影响因素及机制研究[27 F28-28F29]、旅游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29F30-30 F31]、旅游安全的管理模式探究等 [31F32-32F33]。（2）旅游安全认知研究。见 2.2.2 节详细综述（3）旅游安全实证研究。近年来旅游安全实证方面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包括旅游危机事件、旅游目的地等 [33F34]。张丹宇基于国内旅游者认知视角对云南旅游安全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旅游安全管理的欠缺、行业安全意识的淡薄、安全设施的滞后等已严重阻碍了旅游业的发展[34F35]。张红梅通过搜集大量边境地区旅游安全事故案例，归纳出边境旅游安全问题的特点和规律[35F36]。（4）旅游安全保障与评价研究。邹永广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江西婺源 10 个景区进行综合评价，提出了由核心、辅助和保障 3 个子系统构建的旅游景区安全评价模型[36 F37]。胡明雷把徒步探险旅游的安全保障评价体系分为四个因素：游客因素、环境因素、相关人员因素、政府因素，并进行量化分析[37F38]。从研究对象上来看，旅游安全研究涉及“驴友”[38F39]、大学生游客[39F40]、女性游客[40F41]以及老年游客[41F42]等群体。旅游安全研究也涉及不同类型的旅游目的地，如海滨海岛型[42F43-43 F44]、山岳型[44F45]、沙漠型、洞穴型[47F46]等目的地；旅游安全事件也易发生在食、住、行、游、购、娱等多个环节中[48F47]。在研究方法方面，国外学者倾向选择相对典型的旅游目的地、高参与性的旅游项目、旅游危机事件进行案例研究，注重建立模型进行数理分析和定性定量相结合分析，运用的技术手段较多[49F48-46F49]。而国内研究方法比较单一，主要集中于调查法和访谈法，定性研究较多。
第 3 章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3.1 乡村旅游地公共卫生安全认知与行为测量指标研究
3.1.1 乡村旅游地公共卫生安全认知测量指标确定
3.1.1.1 测评指标维度的确立
国际贸易与旅游增加了病原体通过感染的旅游行者、污染的食品，甚至运输车辆等到达新的区域的机会。Rasin 认为旅游卫生主要涉及的内容有旅游卫生设施、传染病和非传染病、饮食安全、生活方式、事故预防和急救服务等方面[112F92 。杨维中认为开发新的旅游景区和旅游项目的需要注意旅游地住宿卫生、旅游地饮食卫生、旅游地饮水卫生、旅游地环境卫生（自然环境和人居环境）、旅游地传染病的监测和预防、旅游地的医疗问题[73 。孙凯通过调研访谈，确定了 7个公共卫生服务质量评价一级指标，分别为自然环境卫生、人居环境卫生、住宿卫生、餐饮卫生、公共卫生设施、医疗卫生、公共卫生制度建设[113F93 。程勇认为乡村旅游存在的卫生问题主要影响因素为卫生监管比较薄弱，从业人员卫生知识不多，卫生设施不全，医疗救治服务不完善，农村预防接种和传染病防控工作开展比较薄弱[72 。因此，本文一方面基于人—机—环—管安全系统工程理论，另一方面基于公共卫生安全以及乡村旅游地公共卫生的影响因素相关文献研究，把乡村旅游地公共卫生安全划分为人员卫生安全、卫生设施安全、环境卫生安全、卫生安全管理四个维度。
第 5 章 乡村旅游地游客公共卫生安全认知与旅游安全行为关系研究
5.1 游客公共卫生安全认知与旅游安全行为的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认知行为理论是认知理论和行为理论的结合。认知学派认为人的行为主要受自动化思考机制影响而不是本能，要想改变人的行为就要先改变认知。行为理论关注行为的转变，却忽视了心理的内在变化。在此基础上，认知行为理论对认知理论和行为理论进行批评和发展，它认为认知和行为是相伴相生的，认知可以影响行为，行为也可以影响认知[129F107 -130 F108 。认知行为理论强调个体对外界的认知活动对态度、心理或者行为产生影响作用，也可将其用于认知行为的矫正与治疗。通过第 2 章对旅游安全认知与旅游安全行为的研究综述发现，国内外部分学者将此理论已经运用到旅游安全学研究领域，来探索旅游安全认知与安全行为的关系。基于认知行为理论以及前文中的旅游安全认知与旅游安全行为关系的文献回顾，构建游客公共卫生安全认知与旅游安全行为的理论模型图（图 5.1），并做出如下假设：
5.2 游客客公共卫生安全认知与旅游安全行为模型的假设检验
5.2.1 相关性分析
相关分析主要检测乡村旅游地公共卫生安全认知的 4 个因子，即人员卫生安全认知、设施卫生安全认知、环境卫生安全认知和卫生安全管理认知与游客安全行为的 4 个因子安全决策行为、安全准备行为、安全防范行为、安全反馈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分析结果如表 5.1 所示。在 0.01 水平上，游客对人员卫生安全认知与游客安全决策行为、安全准备行为、安全防范行为、安全反馈行为呈现显著正相关；游客对设施卫生安全认知与游客安全决策行为、安全准备行为、安全防范行为、安全反馈行为呈现显著正相关；游客对环境卫生安全认知与游客安全决策行为、安全准备行为、安全防范行为、安全反馈行为呈现显著正相关；游客对卫生安全管理认知与游客安全决策行为、安全准备行为、安全防范行为、安全反馈行为呈现显著正相关，可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第 6 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总结
（1）在前人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居民和游客两大主体，结合乡村旅游地的公共卫生安全的实际情况，设计了乡村旅游地主客公共卫生安全认知的量表和游客旅游安全行为量表，将乡村旅游地主客公共卫生安全认知的量表划分为人员卫生安全认知、设施卫生安全认知、环境卫生安全认知、卫生安全管理认知四个构面并且设计了 24 个具体测量指标；游客旅游安全行为量表划分为安全决策行为、安全准备行为、安全防范行为、安全反馈行为四个构面并且设计了 13 个具体测量指标。
（2）在各维度中：①新冠肺炎疫情对乡村旅游地“主客”的公共卫生安全意识有显著影响，疫情后“主客”对乡村旅游地公共卫生安全各维度的关注程度普遍提高。疫情前后变化较大的是对“主客”乡村旅游地的人员卫生安全的关注程度和卫生安全管理的关注程度，疫情前后变化较小的是“主客”对乡村旅游地的环境卫生安全的关注程度和设施卫生安全的关注程度。②疫情前“主客”对乡村旅游地环境卫生安全和设施卫生安全关注程度较高，而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疫情后“主客”关注的是乡村旅游地环境卫生安全和人员卫生安全，对比之下，“主客”对乡村旅游地卫生安全管理的认知程度相对较低。③“主客”对比之下，游客在疫情前后乡村旅游地公共卫生安全具体的认知程度和前后认知变化程度均高于居民。④除游客月平均收入和客源地外，游客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差异，对游客公共卫生安全认知与旅游安全行为均存在显著影响。除居民职业和居住时间外，居民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月平均收入等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差异，对居民公共卫生安全认知均不存在显著影响。
（3）在各单项观测指标中：①新冠肺炎疫情对乡村旅游地“主客”的公共卫生安全意识有显著影响，疫情后“主客”对乡村旅游地公共卫生安全各观测项的关注程度普遍提高，其中疫情前后变化最大的是“主客”对自身及他人的卫生安全防范行为的关注程度，影响最小的是游客对乡村空气清新、质量优良的关注程度。②在乡村旅游地人员卫生安全维度中，疫情后游客对乡村旅游地人员卫生安全的各测量指标关注程度较为均衡，居民最为关注自身及当地村民的卫生习惯与安全防范行为，其次是游客的旅游道德。在乡村旅游地公共卫生设施安全维度中，游客更加重视乡村内是否有干净充足的公共厕所，而对乡村内是否有干净充足的分类垃圾箱相对不太关注；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