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管理论文哪里有？本选题的创新之处体现在： 1. 从边界与旅游关系角度切入边境旅游现象研究，并引入符号学理论形成研究立论的基础。通过对中外边境旅游研究成果的综述、比较，认为国内边境旅游研究对“边界”本身缺乏深入的思考和解析，使得边境旅游的理论研究难于深入。基于上述认识，论文从边界与旅游的关系讨论入手，从更宏观与长远的意义上来认识边境旅游现象，指出边境旅游现象认识的模糊性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边境”本身在“空间”上的模糊性，其同时涉及了“点、线、面”三种地理单元间的复杂作用关系。与此同时，引入符号学理论对边境旅游体验的象征意义以及边境旅游吸引力的形成过程进行全面深入解读。
第 1 章 导论
1.2.1 国外边境旅游研究
政治的碰撞、经济的交融、生态的多样和文化的多元，使得边境地区表现出了诸多的异质性并由此形成旅游吸引力。正如边境旅游研究的发起者 Sofield（2006）所说“随着全球化和旅游的发展，边境问题的重要性将变得更加突出，旅游研究将会同其他学科一样重视边境问题”[1]P2。通过对国外边境旅游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外边境旅游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边境旅游吸引物、边境旅游效应和影响、边境旅游购物和跨境旅游合作四个方面。
1.2.1.1 边境旅游吸引物研究
边境旅游吸引物是国外边境旅游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内容，边境旅游吸引物的理论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 1979 年 IUG 会议后刊发的 Matznetter（1979）和 Eriksson（1979）的两篇文章。Matznette（r1979）[2]最早尝试对政治边界（political boundary）和旅游吸引物（area of touristic interest）间的空间关系进行了三种划分①，为后续边境旅游吸引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Eriksson（1979）[3]认为通关便捷度、自然与社会环境是影响边境旅游吸引力水平（the level of attractiveness of border areas）的主要因素。Leimgruber（1989）探究了边界感知（the perception of boundaries）、吸引以及障碍功能[4]。Timothy（1995）认为边境既是旅游吸引物（attractions）也是旅游目的地（destination）[5]。Hall（2005）在深入分析了边境地区的 3 个基本特征之后指出：边境地区的旅游吸引力来自于自然和文化价值，而这种价值是由于其相对落后的发展水平所保存下来的[6]。作为边境旅游概念的倡导者②，Sofield（2006）强调边界是旅游吸引物与障碍的矛盾统一体[7]。
在案例研究方面，Neil（1989）研究发现边境地区为博彩业提供了独特的发展条件，而博彩业也成为边境旅游的吸引力之一[8]。Mckercher（2001） 在研究Pearl River Delta 地区的边境旅游现象时注意到，边境地区独特的地理区位与氛围对旅游客源市场有着很强的吸引力[9]。Prokkola（2007）等对 Swedish -Finnish地区的研究也发现，跨境旅游合作是实现边界由“障碍”向“资源”转变的关键抓手[10]。与此同时，Matteo（1996）和 Timothy（1999）还关注到了美加之间的跨境购物（cross-border shopping）问题③，通过对历时性数据的跟踪、比较，他们发现美加之间存在的商品和税收的差异是导致跨境旅游活动发生最主要的原因[11-12]。
第 3 章 边境旅游研究的框架探讨
3.1“边境旅游”系统框架构建
截至 2018 年初，我国公民可持普通护照在 66 个国家和地区享受入境便利政策，出国旅游审批手续日益便捷化。边境旅游的讨论甚至完全可以纳入出入境旅游的讨论范畴，在此背景下，我们不禁要扣问边境旅游的特质性何在？研究边境旅游的意义又是什么？事实上，作为国内边境旅游研究的发起者，张广瑞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就强调：“目前边境旅游仍局限于接壤国家边境公民的跨境旅游活动。”并进一步提出了 “发展边境大旅游”的观念，要在吸引力上下功夫，延长游客的逗留时间，多发展有利的副产品[112]。长期以来，国内旅游研究均局限于对西方研究理论和成果的简单移植和借鉴，边境旅游研究同样如此，一方面，国外边界旅游的研究在国内被简化为边境旅游，且研究的内容和学科视野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国内边境旅游发展的特定背景和实践又未能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研究意义和价值因此大打折扣。结合中外边境旅游研究的成果比较及当前国内边境旅游发展的实践背景，以边境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主客互动”为切入点，可以构筑出如下的一个国内边境旅游系统框架（图 3.1）：
第 5 章 云南边境旅游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变
5.1 云南边境旅游发展的时间线索
国家间的经贸合作以及旅游发展政策是影响边境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结合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云南省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及旅游发展政策的调整历程，大致可以将云南边境旅游的发展分为起步、发展、间歇性低迷、高效发展和停滞五个阶段[74,80]。
5.1.1 起步时期（1991—1993 年）
自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后期，云南省与缅甸和越南毗邻的边境地区已经有了旅游活动往来。1991 年 12 月国务院正式批准瑞丽和畹町组织出境一日游，正式揭开了云南边境旅游发展的序幕[195]，到 1993 年国家旅游局正式回复云南省政府，批准在中缅和中越边境旅游线路。这一阶段可视为云南边境旅游发展的起步时期。这一时期云南边境旅游的发展以河口、瑞丽和畹町三个口岸为依托，以中缅和中越边境旅游为核心。向中央部门申请批准边境旅游线路和提供边境旅游发展的通关政策支撑是这一时期云南边境旅游发展的主线。1992 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先后向国家旅游局提交了《关于中越、中老边境旅游的请示》、《关于开展中缅边境旅游的报告》，同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云南省中缅边境地区中方人员出入境管理暂行办法》（8 月 13 日）、《云南省中越、中老边境地区人员出入境管理规定》（8 月 131 日）、1993 年 2 月 25 日，云南省旅游局又发布了《关于云南省中越、中老、中缅边境旅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边境旅游证件办理的责任主体、程序以及出入境的具体规定。1992 年，大湄公河次区域成立为云南边境旅游的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确定了旅游业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项目开展的领域之一。借此契机，畹町、瑞丽和河口被批准为沿边开放城市，到 1993 年 5 月，国家旅游局正式回复，批准了中越河口-广宁 8 日游、中缅畹町-腊戌 3 日游、瑞丽-曼德勒 6 日游和瑞丽-八莫3 日游 4 条边境旅游线路。这一阶段的边境旅游活动主要是以观光为主，活动主要局限于双方指定的边境沿线区域，时间短。
5.2 云南边境旅游发展的空间差异
云南省 25 个边境县中，2 个县与老挝相连，7 个县紧挨越南，17 个县与越南接壤，江城是唯一一个同时与越南、老挝相邻的边境县。其中，文山、红河和思茅分别与越南的河江、老街、莱州省接壤；西双版纳和思茅与老挝的丰沙里、乌多姆赛、南塔省接壤；德宏、保山、临沧、怒江、西双版纳、思茅 6 地州市则与缅甸的掸邦和克钦邦接壤。云南省边境旅游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是伴随着云南省与周边邻国之间的贸易活动的开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1991 年 12月国务院批准了瑞丽和畹町两个口岸开展中缅出境一日游，宣告云南边境旅游发展正式起步。经过多年积累，云南边境旅游发展初具规模。
5.2.1 中缅边境旅游
5.2.1.1 中缅边境旅游发展概况
中缅边境是云南省边境旅游发展起步最早，同时也是发展规模最大和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中缅边境山水相依，自 1950 年 6 月 8 日，中缅甸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到 1991 年 12 月正式允许组织边境一日游业务，期间，伴随着两国边境贸易的发展，已涉及旅游者的活动。据海关部门统计，仅边境旅游刚起步的1992 年，通过瑞丽、畹町有组织的出境旅游者就达到了 25 万人次 [195]。1992 年8 月，为规范中缅边境旅游市场，云南省出台了《云南省中缅边境地区中方人员出入境管理暂行规定》，此后中缅边境旅游一直处于稳步增长的态势。如表 5.2所示：
第 7 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7.3 有待深化的问题
正如旅游研究纪事主编特赖布（Tribe）在探讨旅游研究知识生产理论时所总结的那样：“旅游研究中有两种不同的知识生产方法（Knowledge production），一种是基于学科（disciplinary）意义上的知识生产，它可以是单一学科或多学科式样的。另一种是基于学科外（extra- disciplinary）的旅游知识生产，其基于实践应用的背景之下而产生（context of application），可以肯定基于实践意义之下的旅游知识生产，在未来的旅游理论建构和学术研究中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8]我们所讨论的边境旅游现象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张广瑞教授等所讨论的边境旅游显然是存在一定差异的。2012 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已达150 个，出境旅游消费 1020 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消费国。近年来更是增长迅猛，随着出境旅游成本的日益低廉化和通关的便捷化，我们不仅要思考，“作为出境旅游过度阶段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边境旅游，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何在，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何在？边境旅游研究又能对旅游研究的知识溢出产生怎样的影响？诚如文章中所强调的：边境旅游同时包含了“一种跨境旅游形式”和“一种旅游产品类型”的双重意义，随着实践的发展，边境旅游的概念内涵和外延早已扩大，面对这样一种转变，国内边境旅游研究的兴奋点和空间可能有哪些？这无疑是十分值得深思的。
结合本文的讨论以及当前国内边境旅游发展研究中的现实困境，特提出以下几点予以讨论：
首先，关于边境旅游研究的范式选择问题。国内边境旅游的成果已经很多，但是有知识生产和学科贡献的成果却不多，在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中存在大量基本理论和方法的重复研究问题。且大多研究均集中于国家、省区和县域等不同空间层面，对于特定城市、特定村寨、特定模式的边境旅游的微观研究则比较少见，如何将边境旅游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整合以进行研究结论、方法和理论的验证是今后亟待解决的问题。从研究的内容和重点来看，对于边境旅游的感知、动机和行为的研究，以及跨境旅游合作区和边境旅游试验区的建设研究等也是有待加强的。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的边境旅游研究成果中量化研究本身已经非常少，且现有研究多以政府部门历时的二手统计数据为主，由于指标、口径的差异，数据分析的结论并非不可推敲。如何通过问卷调查、网络文本等手段进行一手数据的搜集和研究，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其次，关于边境旅游概念界定问题。自 1996 年《边境旅游暂行管理办法》第二条对边境旅游的概念进行官方界定以来，至今已有 20 余年。对于“相邻国家间”、“指定的口岸出入境”和“指定的区域和时限内活动”等的概念约束与当前的国内边境实践也已有所不同。加之，由于该概念并未对边境旅游的时间、空间和形式进行具体的约定，使得当前的边境旅游统计不得不高度依赖于“海外游客”和“口岸出入境人次”两项指标统计。这两个指标与“边境旅游者”之间是存在差别的，由于统计的不精确性使得边境旅游资源的开发、规划等工作失去了应有的指向性，从调控和管理的角度，如何以官方的名义对边境旅游进行技术定义以便于进行监管和研究也就显得很有必要了[209]。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