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管理博士论文哪里有？本研究试图构建乡村社区旅游包容性发展影响机制的分析框架。以新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理论为研究视角，进一步从主位立场、微观层面揭示社区能力对旅游包容性发展的影响机制，以及制度嵌入的调节作用，弥补以往关于社区旅游研究的不足。本研究还探究社区能力是如何通过社区认同来影响旅游包容性发展，以及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是如何嵌入并影响社区能力与旅游包容性发展的关系。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第一节 包容性发展的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一、包容性发展的内涵
（一）包容性增长
自从 2007 年亚洲开发银行提出来以后，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上，均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都呼吁用包容性增长理念来破解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困境，这一要求纷纷得到各国的认可和响应。我国近年来陆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精准扶贫等国家发展战略与包容性增长相呼应，倡导包容和科学的经济增长方式。
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对包容性增长的定义也有所区别（Vittal，2007； Felipe，2007；林毅夫等，2008）。学者们主要通过多个角度来界定和阐释包容性增长内涵，比如过程和结果视角、收入程度及重要性视角、包容性测度视角等。包容性增长追求经济增长成果的同时，突出强调对增长过程的重视。亚洲开发银行认为，包容性增长应该是一种成员参与经济活动并获得均等机会的经济模式（ADB，2007）。2 类似地，Ali ＆ Zhuang（2007）将其视为社会成员的机会增加和平等的增长。他认为无论社会成员的地位和环境如何，仅考虑其努力程度，在多维的减贫因素里，除了收入层面，其他的非收入层面导致的贫困也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3因此，当人们的机会均等时，就达到了包容性增长目标。在世界银行的定义里，包容性增长具有几个要素，如可持续增长、惠及人群广泛、生产性就业等。世界银行认为，贫困人群不仅是在平等机会增长中的受益者，还是经济增长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在亚行的基础上，学者们除了经济和收入层面的增长，对包容性增长内涵进行扩展，更加强调非收入增长，促进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因此，包容性增长不仅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除了经济财富的再分配，还要关注生产性就业和社区参与，促进社会生活的全面发展。Ali & Son（2007）通过社会机会函数来测量包容性增长，也有学者利用 Bonferroni 指数法测度包容性增长水平（Silber & Son，2010）4。
尽管学者们对包容性增长的定义和测度各不相同，事实上，总体来看，学者们一直认可包容性增长的一些基本内涵，肯定了参与过程的机会平等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既强调结果又突出过程，减贫策略不再是简单输入而是强调生产性就业。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经济增长模式，即可以当作一种目的，也可以作为工具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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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模型及研究假设
第一节 社区能力与旅游包容性发展的关系
旅游社区能力建设影响着旅游目的地可持续性发展的进程（李春梅、刘祥恒，2019）。 学术界通常认为，社区能力的构建是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方法和过程（朱冬亮、朱婷婷，2019）。 钱宁（2007）认为，我国农村贫困问题归根到底是内源发展能力的缺失，因此要加强社区能力建设，探索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发展。 提升社区能力是为了实现内源发展的目标，通常被视为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探索方式。内源性（造血式）发展才是破解可持续生计问题的根本，无论是内生式发展抑或是外嵌式发展，根本上还必须依赖于社区自身的能力。包容性发展不但强调过程，而且其发展过程对参与人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这势必密切关系到社区的根本利益。在复杂的利益相关者中，广大农村社区受限于先天的知识技能劣势和一定的制度安排，使得社区的权利和能力遭受极大限制。通过一定的赋权，强化社区能力建设，使得旅游参与的受众面更广，参与过程更加平等。赋权或增能实质上都是加强社区能力建设，社区赋权可以有效促进其内部的资源整合，调动社区成员的主观能动性，提升其应对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因此，成功的社区赋权往往能提升社区的主观认同，整体上促进社区能力的发展（吴晓林、张慧敏，2016）。
社区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组织资源、文化教育资源、社会资本等内容。从社区能力的资源视角和过程视角来看，社区能力主要关系到社区本身具有的资源禀赋，以及社区组织或个体在整合资源和组织服务乃至社会资本等方面的能力。社区的资源整合能力是社区建设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旦社区的整合能力增强，才能够确保社区拥有和支配更多的资源（杨桂华，2010）。这种整合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社区在各种集体行动的过程中逐渐养成的。戚晓明和高昊（2017）将农村社区能力分成社区组织能力、社区自治能力、培育内部社会资本能力以及培育和外部社会资本能力 4 种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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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社区能力对旅游包容性发展影响作用的实证研究
第一节 正式调研的实施
一、调研对象选择
本研究以贵州省的特色村寨为主要的调研地点。近年来，贵州省以山地旅游和文化旅游为主导，旅游业井喷式发展，多年增速保持全国第一，近五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30%，迈入了我国旅游发展的第一阵营。全省累计有 724 个村寨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数量跃居全国第一。其中，黔东南州累计有 409 个，在全国的市级排行中数量最多和密度最大。这些村落以少数民族村寨为主，均为丰富的原生态文化旅游资源的载体，保留着明显的社区自治，旅游活动参与主体比较多元化。因此，选择贵州省的民族村寨为调研地，文化样态更为丰富，利益群体关系更加复杂，既符合本研究选题的需要，也为其他乡村社区旅游包容性发展实践提供借鉴样本。
本研究选择了贵州省的 5 个少数民族旅游村寨，包括雷山县的西江苗寨和郎德苗寨、黎平县的肇兴侗寨和堂安侗寨、以及从江县的岜沙苗寨。不同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不同的旅游开发管理模式，这些村寨的旅游发展水平不同、社区参与程度各异, 在社区旅游发展的社区能力和制度嵌入等因素方面具有极强的代表性。西江苗寨为 4A 级景区，由政府主导的国有旅游公司开发运营；郎德苗寨为 4A 级景区，运营模式从社区主导转为国有旅游公司主导和社区共同管理；肇兴侗寨为 4A 级景区，由政府主导的国有旅游公司开发运营；堂安侗寨为中国与挪威合作建设与保护的生态博物馆，运营模式以非营利组织和社区自治相结合；岜沙苗寨为 4A 级景区，运营模式以政府主导和社区自治相结合。
调研对象以乡村旅游社区居民为主，不仅包含当地村民，同时包括长期在该地工作和生活的群体，不含临时居住的外地游客。因为在乡村旅游景区内，长期居住的居民总会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旅游发展，一定程度上了解和熟悉当地社区文化，形成一定的社区感或社区认同，对旅游开发和运营状况具有一定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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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人口统计特征分析
通过对回收的 376 份有效问卷进行描述性统计统计，分别对性别、年龄、居住时间、受教育程度和职业 5 个方面的人口统计特征分析，统计结果如表 5-1。不难发现，在受调查的样本中，女性比男性稍多。大半受访对象处在 31-50 岁的年龄段，占总体的 50.79%。大部分人居住在 20 年以上，说明还是以本地人为主，居住 5 年以内的人数仅占 9.31%，主要是一些外来经营者和少量外地媳妇。从受教育程度的分布结构看，拥有大学文凭的比例非常低，这也体现了乡村旅游地难吸引高学历人才留守的事实。除了部分在当地旅游政府部门和景区企业上班以外，大多数受访者依然是农民为主，这可能也与入户调查的方式有关，由于旅游发展成熟度不同以及旅游业明显的季节性，许多农民选择半农半旅的生计方式。
表 5- 1 人口统计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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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第四节 研究局限与展望
第一，本文对社区能力、社区认同、制度嵌入与旅游包容性发展之间内在关系进行的研究，但并没有把地域差异、旅游发展类型、旅游生命周期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进而不能体现出这些因素对旅游包容性发展内在机制的具体影响。在不同的文化特征、经济实力、发展模式等旅游场域和社会环境下，乡村社区旅游包容性发展应对社区能力与制度嵌入变化时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因此对不同的背景环境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尽管研究难度有所增加，但也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第二，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收集资料，是基于某个时间点进行的假设验证。因此，本研究只能代表某个时间点的状况，并不能完全判定在不同的景区生命周期和旅游发展环境下，社区能力对旅游包容性发展的长效作用机制。未来的研究可以选择对特定的几个案例地进行长期跟踪，运用数年乃至数十年来观察社区能力对包容性发展的变化趋势，以及制度嵌入与社区能力的动态演化过程。
第三，本研究结论是基于农村社区的样本上，事实上，社区包容性问题存在于多种社区类型，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型社区。这些新型社区在社区治理和产业发展中容易体现出各种不同的特征，因此，将来我们应该扩大研究范围，例如民族互嵌社区、新型城镇化旅游社区、移民安置旅游社区等，使研究结论更加具有普适性，并推广和应用研究结论来破解社区旅游发展存在的各种实践困境。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