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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地社区能力影响路径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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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文编号:el2020032721075719815
  • 日期:2020-02-10
  • 来源:上海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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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旅游管理论文,本文关注乡村旅游社区建设进程中社区能力影响路径和机制问题。选取了大连市具有代表性的金普新区石河镇东沟社区、甘井子区红旗街道岔鞍社区和普兰店区安波社区进行实地调研。通过访谈当地居民修正完善了社区能力测量题项,同时通过社区居民对社区增权、社区参与、社区能力内容各指标题项打分,获取了问卷数据。在文献研读的基础上提出假设,用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验证了各因素间的因果关系。本文主要结论有以下两方面。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2017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旅游作为助推乡村发展的重要战略,多次出现在国家下发的重要通知或意见中。2007 年,国家旅游局《关于大力推进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的通知》提出要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建设新农村的有效途径之一,强调乡村旅游发展目标、措施要与新农村建设实践相结合。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积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生态休闲、旅游观光、文化教育价值,加大对乡村旅游休闲基础设施投入,研究制定旅游发展土地使用、财政、等支持政策,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加大用地政策支持力度,实施移民搬迁、乡村旅游扶贫等项目。
1948 年联合国提出“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理念,社区日益成为基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早期农村社区的发展通过外来企业或委托政府向农村地区提供开发援助,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是典型的依靠外力来促进社区本地发展的外生发展模式。但是,外生发展模式导致农村经济文化独立性的丧失,环境和资源陷入了危机。一些乡村旅游社区因为游客到来所获得的巨大收益,往往被善于经营的外来客商所得,当地社区居民由于资金不足,技能缺乏等原因,只能“望旅兴叹”(王会战,2015)[1]。社区旅游参与主体主要是外来客商和当地精英形成的合作联盟(叶余旦,2012)[2],即使支持旅游发展的当地居民,也无力打破发展收益为地方精英垄断和控制的局面(Akama,1996)[3],乡村旅游社区居民依旧处于贫困状态。20 世纪 90 年代,Cloke(1994)[4]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观被引入乡村研究中,以往乡村发展追求经济增长的方式被认为是过度简化了乡村结构的多样性,忽略了生活质量、文化保存、生态保护等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仅依靠吸引外部资源以促进社区发展是不够的,社区发展不能只关注社区缺乏或需要什么,应坚持能力导向,采用以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Kretzmann,1995)[5]。乡村发展逐渐由追求经济增长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由外生式转向内生式发展模式(张环宙、黄超超、周永广,2007)[6]。乡村旅游作为欠发达农村地区摆脱贫困的一种方式,也开始引发内生性研究。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立足于培养乡村自身发展能力,其所引导发展的乡村旅游必是具有自发动力的,是基于本地居民充分参与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任开荣,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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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文的目的在于探索乡村旅游地社区能力影响路径,辨识社区增权和社区参与对社区能力的影响,为提高乡村旅游地社区能力,促进乡村旅游社区发展提供参考建议。具体包括如下几个子目标:
(1)开发乡村旅游地社区能力测度量表。对典型内生式乡村旅游社区进行调研,通过发放问卷、居民访谈等,提取出构成乡村旅游地社区能力的主要内容,并对相关题项进行信效度检验,最终形成完整的乡村旅游地社区能力测量量表。
(2)识别乡村旅游地社区能力影响路径。基于内生式发展理论、社区场域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分析乡村旅游社区居民的参与动机(社区增权)、参与行为(社区参与)、参与结果(社区能力),通过文献发掘,识别社区增权、社区参与是提升社区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构建以社区能力作为因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识别乡村旅游地社区能力影响路径。
(3)提出促进乡村旅游地社区发展的对策建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乡村旅游地社区增权、社区参与及社区能力的关系。并结合结构方程模型中的路径分析,验证模型假设结果,以提升社区能力为目标,提出促进乡村旅游地社区发展的对策建议。
1.2.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针对国内社区能力理论研究主要沿袭国外研究成果,缺乏中国本土化理论体系构建的问题,本研究将内生式发展理论、社区场域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等应用于乡村旅游地社区发展的研究中,对乡村旅游地社区能力内涵、测度量表、影响路径等方面进行探索,
有助于补充中国情境下旅游研究领域的社区能力理论研究;本文开发的乡村旅游地社区能力量表通过了信度效度检验,可推动乡村旅游地社区能力的定量研究,为评价、追踪和比较乡村旅游地社区能力提供了理论工具;本文将社区能力作为社区旅游发展的阶段性成果,构建了以社区能力作为因变量,以社区增权和社区参与作为自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识别了社区增权、社区参与是提升社区能力的重要影响路径,拓宽了社区旅游在社区能力方面的研究。
图 1.1 研究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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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理论基础
2.1.1 内生式发展理论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乡村经济衰退的挑战。特别是地理位置偏远的乡村,维系生计和保障生存愈发困难,其中突出的问题就是人口和资金流失。如何解决乡村地区衰弱问题成为了重要的思考问题,通过旅游业来解决这一问题也成了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为了解决乡村贫困问题,一些地区采取了外生式发展战略,即通过外来企业或委托政府进行地区开发援助(张环宙、黄超超、周永广,2007)[6],旨在追求经济增长。随着后现代主义哲学观引入乡村研究,乡村发展逐渐从追求经济增长转向“以人为本”,这是一种内生的发展模式,倡导乡村自我发展,乡村居民自愿和自主参与到社区发展中,同时倡导建构地方认同、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以及实现区域资源和技术的最大化利用。内生式发展是自我导向的发展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既能达到乡村社区发展的目的,又能保证凭借乡土资源创造出来的利益被分配到当地社区中。至今,内生式发展模式被广泛应用在乡村扶贫、乡村治理、乡村旅游等领域,内生式乡村旅游开发实践也取得了较大成功[14-18]。内生式发展包括以下要点:(1)社区居民以本地产业、文化为基础,以地方市场为对象开展计划、经营活动;(2)注重环境保护,地方发展目标包括居民福祉,文化等;(3)产业开发不局限,力求让附加值回归地方产业关联;(4)管理机构要体现居民意志,保证社区居民拥有管制资本与利用土地的自主权,建立社区居民参与制度。乡村内生式模式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以当地社区作为开发主体,注重“自下而上”的自主性参与,强调主导权在社区组织或是社区居民手中,激发社区内部的生长能力,这种能力包括学习创新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应对外界挑战的能力等(吴文静,2010)[14]。内生式发展模式中包含的参与式发展理念与社区参与、社区增权存在重叠,内生式发展重在激发社区内部生长能力即提升社区能力,因而本研究将社区参与和社区增权作为重要的前因变量来研究社区能力的影响路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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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关概念界定
2.2.1 乡村旅游社区
乡村旅游是指在乡村地区开展的旅游活动,其有助于促进乡村经济多元化、增加就业、实现乡村振兴等(DFID,2000;王瑾、张玉钧、石玲,2014)[25-26]。滕尼斯在《社区与社会》中最早提出“社区”一词,认为社区是基于亲族血缘关系结成的社会联合。学者们在研究社区概念时,由于研究视角及目的的差异性,还未对社区内涵达成一致理解,总结来说,社区包括以下三层含义:(1)社区是由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有机地域共同体,在地域内具有内在互动关系与文化维系力;(2)社区是一种研究方法,将社区参与看成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法(Murphy,1985)[27];(3)社区是一种社会工作或社会行动,社区作为社会公共管理的基本单位,可理解为适应社会变动的手段(王会战,2015)[1]。社区在一定程度上是旅游发展的载体和依托(黄雪珂,2018)[28],社区的空间、资源以及居民等是发展乡村旅游不可或缺的要素。旅游社区是基于旅游目的地、旅游活动等发展起来的,与旅游者、旅游企业共同享受同一旅游资源带来的利益,也共同承担同一地域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旅游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地方文化独立性消失等(崔晓明,2018)[29]。本文的乡村旅游社区是指开展旅游活动的乡村或乡镇社区,其目标是希望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以促进社区发展,文章题目中乡村旅游地指的就是乡村旅游社区。#p#分页标题#e#
2.2.2 社区增权
增权又被译为“充权”、“赋权”等,是指通过外部干预增强个人能力和对权利的认识,以减少或消除无权感的过程,最终目的是获取权力,通过社会行动导致社会改变(Zimmerman,1990)[30]。增权理论最初是为社会工作而提的,重点是提高弱势群体的权利及社会参与,之后逐渐运用到旅游研究领域。Scheyvens(1999)[31]正式将增权理论引入到生态旅游研究中,提出了四维社区旅游增权框架,包含经济增权、心理增权、社会增权、政治增权四个方面。旅游增权的实质是通过增强当地社区在旅游开发方面的控制权、利益分享权和强调社区在推动旅游发展方面的重要性,使社区居民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行动,打破不平衡的权力关系,获取旅游发展中的决策权,保证当地居民的利益最大化并且能够部分地控制旅游在地方的发展,让旅游为我所用而不是我为旅游所用(左冰、保继刚,2008)[32]。社区增权从内容上可划分为四个维度:经济增权、心理增权、社会增权、政治增权(王会战,2015;Boley,2014;Andi,2017;Marianna Strzelecka,2017)[1][33-35]。本研究将从经济增权、心理增权、社会增权、政治增权四个维度研究乡村旅游社区的社区旅游增权,其中经济增权指通过发展旅游实现居民经济利益的增加;心理增权是指增加居民的自豪感和社区认同感;社会增权是增加居民的凝聚力;政治增权是指为居民诉求提供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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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15
3.1 社区增权、社区参与和社区能力的关系模型及假设..................................15
3.1.1 社区增权与社区参与关系假设...........................................15
3.1.2 社区参与与社区能力关系假设..............................16
4 数据分析........................................26
4.1 判断标准.........................................26
4.2 信度和效度分析.......................................27
5 结论与讨论.........................................45
5.1 研究结论.........................................45
5.2 促进乡村旅游社区发展的建议..............................46

4 数据分析

4.1 判断标准
本研究对模型数据进行分析时,主要采用可靠性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和路径分析的方法。利用 SPSS 软件进行信效度分析时,主要包括可靠性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利用 AMOS 软件进行信效度分析时,一般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
表 4.1 验证性因子分析指标
可靠性分析中的信度系数指标是评价问卷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的重要指标,只有符合一定信度水平,才能证明量表的科学性,通常采用克朗巴赫α系数(Cronbach α)来说明。量表α值在 0.8 以上,属于较好的水平,0.7 以上属于可接受的范围(Nunnally,1978)[101]。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指标 CITC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量表的信度,单个指标的 CITC 值大于 0.5 属于较好的水平,大于 0.3 属于可接受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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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本文关注乡村旅游社区建设进程中社区能力影响路径和机制问题。选取了大连市具有代表性的金普新区石河镇东沟社区、甘井子区红旗街道岔鞍社区和普兰店区安波社区进行实地调研。通过访谈当地居民修正完善了社区能力测量题项,同时通过社区居民对社区增权、社区参与、社区能力内容各指标题项打分,获取了问卷数据。在文献研读的基础上提出假设,用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验证了各因素间的因果关系。本文主要结论有以下两方面。
(1)开发乡村旅游地社区能力测量量表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者们对社区能力的研究集中在社会学、教育、医疗等领域,旅游研究领域涉及较少。本研究通过借鉴其他领域社区能力的维度划分,结合乡村旅游社区实际情况,将社区能力划分为 4 个维度,分别为行动参与能力、社区归属感、组织管理能力和资源动员能力。对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开发了包括 18 个题项的社区能力测量量表,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探索性因子信效度分析。社区能力 19 项指标的 Cronbach 值为 0.943,高于 0.8,属于较好水平;单个指标的 CITC 大多大于 0.6,最小值为 0.485,满足大于 0.3 的标准;KMO 值为 0.932,大于 0.9,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说明数据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提取因子后,形成 4 个因子,因子载荷均大于 0.543,满足大于 0.5 的标准;解释方差累积比例为 75.240%,超过 50%,说明因子信效度良好。题项 NL24“如果搬离会非常舍不得”并未归类到预设维度,且没有与同一维度其它指标聚在一个因子下,故本研究将 NL24 题项删除。探索性因子分析将社区能力聚类为 4 个因子,分别为行动参与能力、社区归属感、组织管理能力和资源动员能力。
验证性因子信效度分析。采用探索性因子因子聚类结果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社区能力剩余 18 个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 0.598,满足大于 0.5 的标准,对应 T 值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信度指标 Cronbach 为 0.943,大于 0.8;4 个维度的组合信度(CR)均大于 0.841,满足大于 0.6 的标准。表明社区能力各维度内部一致性良好,题项构成稳定可靠,测度指标能较好地反应各因子的情况,社区能力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社区能力收敛效度——平均方差抽取量(AVE)为 0.517 到 0.797 之间,均大于 0.5 的标准;社区能力判别效度——AVE 的平方根大于因子相关系数,各维度区分度较好,社区能力量表具有较高的效度。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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