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我国乡村旅游业发展概况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 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228 元，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9853 元，占比70.33%。在国民可自由支配收入比例大幅度增加的同时，2018 年全年国内游客达55.4 亿人次，其中乡村休闲旅游接待游客 30 亿人次，占比超过 50%；2018 年国内旅游收入 51278 亿元，其中乡村旅游收入为 8000 亿元①。在全国旅游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乡村旅游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近五年来，乡村旅游参与度与热度只增不减。(见图 1-1、图 1-2）。
据人社部最新规定，中国人每年至少有 115 天闲暇时间，加上人们可自由支配收入逐渐提高，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人们自发参与到旅游活动中，且越来越追求精神层面的田园生活，喜欢亲近自然、放松身心，这将进一步促进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
.......................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近几年来，我国乡村旅游发展迅速，而目前关于乡村旅游的学术研究多偏向于概念研究、景区规划合理性研究、经营模式研究、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研究等方面。学者大多从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视角探讨开展乡村旅游对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乡村旅游扶贫、乡村旅游（尤其是古村落）社区的变迁影响研究、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感知研究等。总之，目前对于乡村旅游共生的研究还比较匮乏。
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对“社区”、“乡村”都做过专门论述，周莹（2018）通过总结费孝通先生的观点，把乡村旅游社区定义为:在一些农村地区，以同质人口为核心的社会群体，村落是当地居民的主要因素，以农民为主⑤。乡村作为乡村旅游发生的场域，对村民而言，它是家园，是祖祖辈辈生产和生活的地方。所以，村民才是乡村旅游的灵魂和主体。凡是脱离村民、忽略村民利益的乡村旅游都是没有灵魂的空壳。村民世世代代与村居、土地为伴，他们在乡村这一空间生产生活，村民之间互为熟人、亲戚，他们的家族在此繁衍，村民之间不计回报相互关心和帮衬，是充满人情味和地方。试问如果没有村民在其中，如何重构一个乡村社区？答案是否定的的，这无异于新建一个旅游景区。
近年来，虽然有部分学者开始着手研究乡村旅游共生问题，但是绝大多数关注点都集中在产业链共生、跨区域合作共生、经营者通过分工及合作共生、乡村聚落演变共生等方面，缺少围绕以村民为主体为核心要素的重点深入研究，本文运用共生理论与阿玛蒂亚·森的发展理论，通过构建“以村民为核心共生单元，与当地政府、旅游企业、游客和村民四个共生单元之间的”共生关系研究模型，对影响村民发展的各种共生因素进行分析，构建大冲村共生机制与模式，为大冲村共生发展提出优化策略，并首次将共生理论应用于贵州乡村旅游的研究中，丰富旅游共生的研究案例。除此之外，本文还运用了经济学、生物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交叉研究。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2.1.1 乡村旅游
迄今为止，关于乡村旅游这种旅游方式，不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在产业领域，大家的认识均不统一；国内外专家学者也有着不同的理解。
2.1 概念界定
2.1.1 乡村旅游
迄今为止，关于乡村旅游这种旅游方式，不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在产业领域，大家的认识均不统一；国内外专家学者也有着不同的理解。
欧盟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乡村旅游定义为发生在乡村的复杂、多形式的旅游活动⑦，是“发生在乡村和自然环境中的总和”的一种旅游形式⑧。伯纳德·莱恩(Bernard Lane)则认为乡村旅游的界定并非如此简单，它是一种复杂的旅游活动，涉及诸多方面的内容⑨。
我国关于乡村旅游的研究著述颇多，目前国内学者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他们对乡村旅游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本文罗列了 2000 年以来部分学者对乡村旅游的定义，见表 2.1.1。其中，肖佑兴、乌恩、何景明对乡村旅游的定义强调了乡村旅游的发生地为乡村地区，乌恩强调乡村旅游不过多依赖资本和技术，较少使用专用接待服务设施⑩，何景明特别强调了乡村旅游的乡村性。刘德谦认为乡村旅游是以农事相关的风土、风物、风俗、风景组合而成的乡村风情为吸引物。郭焕成从产业的角度对乡村旅游作了定义，他认为乡村旅游是以农业为基础，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相结合的新型产业。李宪宝强调乡村旅游是以农民为经营主体，经营方式为农村家庭经营。就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而言，本文比较认同於涤非对乡村旅游的定义，即：乡村旅游是以乡村为场域，以村民为主体，以乡村田园风情、农业生产、农村生活、民俗文化等为特色旅游资源吸引游客休闲度假、观光游览的一种旅游活动。
.........................
.........................
2.2 共生理论与乡村旅游
国外：1984 年，Peter F，Stringer 在国际旅游类顶级权威期刊《Annals ofTourism Research》上发表的《To-ward a Symbiosis of Social Psychology andTourism Studies》一文，首次将生物学领域中的共生理论引入到旅游领域中，他提出旅游研究中要以人为本，在实现社会心理与旅游研究的共生的同时推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由于传统旅游规划的过程和模式存在诸多弊端，Donald Getz、Tazim Bjamal 于 1994 年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社区、环境、私营部门等）共生的规划方式。2011 年，Arvid Vikeny 通过分析挪威 Svalbard 旅游业的各项情况，提出了“旅游业、研究与管理机构”三者共生模式，并且认为这三者之间是相互作用，互惠共生的关系。
国外：1984 年，Peter F，Stringer 在国际旅游类顶级权威期刊《Annals ofTourism Research》上发表的《To-ward a Symbiosis of Social Psychology andTourism Studies》一文，首次将生物学领域中的共生理论引入到旅游领域中，他提出旅游研究中要以人为本，在实现社会心理与旅游研究的共生的同时推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由于传统旅游规划的过程和模式存在诸多弊端，Donald Getz、Tazim Bjamal 于 1994 年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社区、环境、私营部门等）共生的规划方式。2011 年，Arvid Vikeny 通过分析挪威 Svalbard 旅游业的各项情况，提出了“旅游业、研究与管理机构”三者共生模式，并且认为这三者之间是相互作用，互惠共生的关系。
国内：第一篇真正意义上将共生思想运用到旅游研究中的代表是 2001 年钟俊的《共生:旅游发展的新思路》一文，作者在文中对旅游共生的基础理论作了探讨，并分析了旅游领域中共生特质、表现形式及实现旅游共生的措施。国内关于乡村旅游共生的相关研究进展，笔者筛选了部分学术代表做文献分析。邹统钎（2006）首次将共生理论应用于乡村旅游研究，提出“经营者共生”战略，总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旅游共生机制22。弓志刚（2011）结合乡村旅游产业特色，提出乡村旅游产业链共生。李亚楠（2011）和刘保丽（2014）分别对山西省和武汉市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和出现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从微观、中观、宏观方面的三种共生对策。黄忠伟（2013）依托共生理论，提出乡村旅游企业实施跨行业整合的对策。龚有坤（2015）以福建省为例，提出通过完善环境诱导机制，强化动力机制，减缓阻尼机制，形成乡村旅游综合体互惠共生一体化模式。
.........................
.........................
3 大冲村乡村旅游发展条件、多主体关系、共生发展模式分析....... 19
3.1 案例地概况............................. 19
3.1.1 红枫湖乡村旅游资源概况............................21
3.1.2 大冲村乡村旅游资源概况................................22
4 大冲村“以村民为主体”共生模式的设计与分析............................40
4.1 问卷设计......................................... 41
4.2 问卷发放、数据收集及样本说明............................43
4.3 问卷结果分析（实证研究）...............................44
5 乡村旅游共生发展优化策略......................................62
5.1 增权：政府——村民共生的关键.............................62
5.1.1 心理增权——增强自豪感...............................62
5.1.2 社会增权——增强居民归属感..............................62
5 乡村旅游共生发展优化策略
5.1 增权：政府——村民共生的关键
增权理论最早由所罗门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该理论是由“权力”、“无权”和“去权”等概念建构起来的。大冲村村民作为乡村旅游共生的主体、东道主，是发展旅游的关键所在。随着旅游热潮的席卷，大冲村原住居民参与旅游却不能公平地享受旅游带来的红利，这不利于乡村振兴，同时这也是关联系数最弱的具体体现。社区增权是社区居民参与内涵的延伸52，有利于提高原住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从而留住原住居民，营造一体化共生模式，实现生态文化旅游多主体“对称互惠一体化”共生。社区增权的实现为村民更有效地参与旅游发展提供了权力保障。#p#分页标题#e#
5.1.1 心理增权——增强自豪感
社区村民自主尊重，增强自豪感和自信心。政府要积极开办民俗文化保护、生态旅游影响教育及旅游服务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活动，使村民充分认识到乡村民俗文化的价值，意识到发展旅游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影响，进而做出关于旅游参与方式和发展方向的选择53，从根本上消除对外承包经营的社区去权现象54；增强对乡村旅游资源的自豪感和保护意识，提高本地旅游经营管理者的参与能力和对自身生存能力的自信心，形成多元化和全面化的社区参与形式。
5.1.2 社会增权——增强居民归属感
当地政府、村委会形成合力，提升本地居民的凝聚力，增强原住居民的社区意识、满意度和归属感，构建和谐友好的社区环境。为此村委会与当地政府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硬化、修建村民活动广场等，加强村居及传统文化的整体活态保护；通过举办节庆活动、奖励民俗文化传承者、民族民间艺人等多种途径提高村民对当地文化的认同感，避免村民被外来游客文化强势侵略。
...........................
6 研究不足与后续思考
6.1 研究不足
硕士论文要求规范严谨，笔者曾力求通过多种方式达到要求，但是由于笔者自身学术水平和阅读能力等有限，本研究存在着以下方面的不足：
第一，问卷的设计。笔者虽然有导师的指导，也通过与相关专家、学者、旅游者、村民等访谈搜集信息，但是由于目前对于乡村旅游共生的研究数据和分析资料极为欠缺，增加了问卷设计的难度，问卷对共生的分析仍比较浅显，没有专门构建结构方程计算共生度，显得不够全面。
第二，本文通过因子分析法对共生发展模式进行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可为乡村旅游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但该研究中相关结论的得出仅源于研究前期的调查数据，样本只选择了大冲村居民，研究点仅以大冲村为主，加上共生环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该结论能否适用于所有乡村社区旅游共生模式的研究，还需进一步验证。
第三，问卷的发放。通过问卷星发放的问卷，还是体现出了村民和企业不和谐的情况。样本并没有完全代表反映总体特征。
第四，由于笔者自身能力欠缺，在提出优化策略的过程中，没有全面考虑到了村民自身条件不同，具有不同类型的多样性特征，而不同村庄、不同地域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
第五，因时间和研究水平等限制，本文只做了关于乡村旅游共生模式最基础的四个共生主体的研究。其他角度不同的侧重点还有待深入研究，如乡村旅游共生里面人与环境的共生关系、村民内部共生关系及其子系统、本地和外来旅游经营者共生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共生话题，希望未来能有机会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