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就旅游区流动人口的高危行为产生的后果及流动人口高危行为的控制与管理作一初步探讨，以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促进旅游业健康、持续地发展。
一、对旅游区流动人口与其高危行为相关性的初步认知
AIDS从20世纪80年代初诊断第一例病人至今，以其特有的传播速度在全球各国迅猛传播和流行，现在累计HIV感染者已超过3430万人以上，成为了人们谈虎色变的话题与疾病。中国于1985年报道检查出第一例外籍艾滋病人以来，到2000年12月底，全国除台湾和港、澳特区外累计HIV感染者已有22517例、AIDS病人880例（已死亡446例）（注：据全国艾滋病防治办有关资料。）。说明国内外艾滋病防治工作任重道远。 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区流动人口增多，或多或少伴随着一些色情服务和高危行为。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甚至以色情旅游作为旅游吸引物。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Graburn曾对色情旅游(Sex Tourism)下过定义：以追求商业性的性关系为主要动机的旅游。它是在明确界定时间和地点为性服务支付金钱或物品的商业交易[2]。Gay宣称约有70～80%的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西欧国家去亚洲旅游的男性游客唯一的追求就是性娱乐[3]。Naibavu和Schutz指出每年有近10万来自菲律宾、韩国、泰国及台湾妇女前往日本从事日本的色情业。至于旅游业与色情服务有无联系，根据东南亚及非洲的某些国家的研究表明，这种关系并不明显。如巴厘的妓院其顾客绝大部份是巴厘本地或其它地方的印度尼西亚人。针对外国游客的色情服务主要发生在海滩或采用包身的方式。色情与旅游本身并无太大联系，这种结论在非洲的一些国家也得到了印证。但在泰国、加勒比海地区却把色情作为一种吸引物来推销，一些西方人曾一度称泰国是“男人的天堂”，一些日本、我国台湾及香港特区的旅游者去泰国度假是作性旅游。马来西亚色情旅游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与日本游客的数量攀升有关。早在17世纪和18世纪欧美就把东南亚国家促销成“东方情调”、“南海浪漫风情”、“失去的天堂”[2]。随着改革开放、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以及某些经营管理者把色情当作一种吸引物资源，有着色情服务能增加收入和就业的错误观念。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一些社会恶习有所回潮，如卖淫、嫖娼等有所抬头，并经屡次“扫黄打非”活动，仍然是屡禁不止。在一些旅游发达区流动人口增多，一些来自贫困地区、城市无业的青年妇女进入到色情服务行业，甚至转向卖淫取得经济收入，少数旅游者为寻求刺激、放纵自我等在旅游区嫖娼，或寻找“妓男”等，从而使旅游区流动人口中的部份人群有高危行为，并进而导致STD、HIV/ADIS传播等严重社会后果。 在STD、HIV、AIDS流行蔓延过程中，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是造成感染的三大途径。其中，性传播的问题是其中主要的一个方面。旅游区流动人口的不洁、不律的性行为是其组成部份。说明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与STD、HIV/AIDS传播有重要的关系。
二、对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危害性的认知
色情旅游发达的国家多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而政府十分强调经济发展，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把经济发展放到第一优先地位，而较少考虑其社会代价。这些国家无疑把发展色情旅游作为经济发展手段，作为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手段，这是西方消费主义思想传播到第三世界的结果。斐济就是典型案例。Naibavu和Schutz指出：色情是完全地方化的产业，它能给没有技术而又没有任何其它合适工作的妇女创造就业机会，它不需要任何外国投资，能带来大量外汇，且没有一点经济损失[2]。在泰国，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泰国各旅游城市、度假区的酒吧、按摩院、歌舞厅等不断增加，其中不少地方就是通过色情招徕顾客。据不完全统计，光曼谷一地就拥有350多间酒吧、130多家按摩院、100多家歌舞厅，贩卖色相的妇女达10万人，全国约50万人。如闻名世界的“人妖”，在歌舞表演之后，一些人还要从事“第二职业”，按摩院中有健康者，亦有许多特殊的浴客，甚至在当地报刊刊登的广告也公然特意标明该浴室拥有多少“佳丽”，随时提供额外的“特殊服务”[4]，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泰国旅游业和经济发展。
虽然色情旅游或色情服务在短期内扩大了旅游流量，经济收入有了一定提高。但却忽视了社会成本、旅游目的地形象等，忽视了性别与社会等级问题，造成伦理道德的丧失、性病和艾滋病流行、种族关系的冲突、社会犯罪、家庭破裂等众多严重问题。文明人羞于去此地旅游，家人也不允许亲人去这些地方旅游，一旦疾病流行，风景再美也无人敢于问津，对旅游目的地造成恶劣影响。色情旅游或色情服务无疑是饮鸩止渴，与死亡共眠。泰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旅游业衰退与此息息相关。泰国四分之一的妓女吸毒，77%的吸毒者共享针头，使色情、吸毒与STD、HIV、AIDS流行相伴生。据报道，泰国总人口5600万，仅6～16岁的卖淫儿童就有25万，其中84%有性病，28%血清检查呈阳性。在泰国有40万血清为阳性者，这意味着约有几百万人要为此而死，相当于损失国民生产总值的10～20%。近年来泰国竭力主张改变旅游形象，发展家庭旅游，重新修改旅游发展目标，放慢发展速度，提出“开展有尊严的旅游，而不是美元与性的旅游”的口号[2]。说明国外清楚地认识到，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所带来的社会代价以及STD、HIV/AIDS传播等危害。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向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对“黄”总是严厉打击的，每年都要开展多次打黄，但一些地方管理干部、经营管理者违反国家法规，或明或暗在包庇、纵容色情业的发展，不明白其中的危害之大。必须猛喝一声：醒来吧，别与狼共舞。
三、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的控制与管理
旅游发展导致了旅游区中大量流动人口的发生与迁移，这些流动人口良莠参差，有部份会发生高危行为。正是有这些少数流动人口的高危行为，导致性病、HIV感染和AIDS传播，且有加速传播的趋势，造成严重的社会恶果，应引起有关人士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和有关部门的控制管理。为此，特提出以下几个方面供有关部门和人士参考：
（一）加强研究，构建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HIV/AIDS关联性的分析研究模式。
旅游区流动人口迁移及其行为是—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行为及其现象。关于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与HIV/AIDS传播关联性分析研究模式，可以选择社会控制理论、社会隔离理论、社会地理网络理论、行为地理理论、管理科学理论、心理学理论、卫生保健理论等作为理论框架和指导，在宏观分析研究市场转移、旅游业发展、劳动力临时迁移、旅游者行为活动规律等基础上，构建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HIV/AIDS关联性的分析研究模式，其分析研究模式构建如下图，今后有待进一步修改完善。
（二）提高认识，加强经营者、管理者观念转变，并强化其自觉抵制行为。
前已述及，虽然旅游区流动人口中某些高危行为能为经营管理者和地方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这种效益是短期的，是以长期的社会成本、旅游目的地形象损伤等为代价的，是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政方针相悖的，支持、经营色情业是违法的。因此，要加强旅游区经营管理者和某些地方干部的法制教育和政策教育，加强卫生保健教育，使其意识到支持旅游区流动人口的高危行为会造成包括STD、HIV/AIDS传播在内的人类社会危害，是对人类身心健康的犯罪，同时也是违背社会主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犯罪，支持、经营色情业是违法的，会受到道德法庭和真正法庭的审判，使其转变观念，能站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人性道德的高度，从思想观念上清晰其危害性，自觉地采取抵制、主动控制旅游区流动人口的高危行为，控制和遏制包括STD、HIV/AIDS传播在内的疾病流行，净化旅游区环境氛围，使地方旅游业能健康、持续地发展。
（三）加强调研和管理，明晰旅游区流动人口状况和高危行为特征。
旅游区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地方工商管理、地方卫生部门、地方行业协会及有关群众性组织、经营管理者等，应加强对旅游区流动人口的调查研究和管理，清楚地知道旅游区流动人口数量、分布地点、从事职业、社会背景、经济状况、人口学特征、心理特征、身体状况、社会行为状况、迁移动态等，以便心中有数，实行有效管理。在一些“灾情”较重或流动人口较多的旅游区，甚至可在美国毒品研究所在其国家AIDS研究项目中所使用的高危行为评估问卷(RBA)的基础上，根据本旅游区的实际和特点修改、完善个人问卷等，进行一些问卷调查，以了解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发生的特征与规律，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有效的管理措施，做到有的放矢，更好地杜绝旅游区流动人口的高危行为，遏制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所带来的STD、HIV/AIDS的传播。
（四）加强关心和教育，使旅游区流动人口自觉杜绝高危行为，促进其身心健康。
旅游区流动人口同其他地区流动人口一样，旅游区流动人口（除旅游者以外），大多经济收入不稳定或经济贫困、情感孤独、与主流社会隔离等，会导致部分流动人口转向卖淫以取得经济收入(Lveeks,1998)，远离家庭和主流社会，逃辟孤独窘境又会导致部分流动人口嫖娼、寻找姘妇姘夫以慰藉自我，从而导致流动人口中的少数人群产生高危行为。有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发生高危行为者是外来农民、城镇无业人员、私营个体业主、营销人员、外来或合资企业、国有或集体或乡镇企业承包经营者，部分演艺人员等[5]。因而当地社区应多从组织有益活动、联谊活动、文体活动等，丰富外来流动从业人员的生活，多关心其生活，努力改善其生活条件，创造较佳的生活氛围。同时，利用一些机会，如每年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日、周活动等，加强对旅游区流动人口卫生与健康、艾滋病的危害、预防措施、艾滋病流行病学特征、艾滋病防治等的教育，使流动人口增加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以减少SID、HIV的感染与AIDS传播。使其外部生活环境和内心世界厌恶高危行为，从而避免STD、HIV/AIDS的传播，形成文明、健康的旅游区。
（五）加强政府职能，加强“扫黄打非”力度，遏制流动人口的高危行为。
在AIDS发展成为问题之前，AIDS曾是公共卫生问题。明智的公共卫生工作者意识到，只有当社会和经济环境赞同然后支持行为的改变，才能最容易改变个体行为。反对高危行为主要依靠对总体人群进行干预，而不仅仅是对个人。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在相当的范围内实施这些干预，从而带来公共卫生方面的变化[6]。政府应组织有关人员研究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HIV/AIDS传播的关系模式，在研究基础上，会同相关学者、旅游部门、公安部门、工商管理部门等，着手制定诸如旅游区从业人员管理政策、行为规范等管理政策体系，并予以实施。在一些必要方面，加大经费投入，如旅游区流动人口的研究、流动人口的管理、相关知识的普及及宣传教育等，使防治STD、HIV/AIDS传播的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有所提高。尽管我国对“黄、赌”向来打击是严厉的，每年开展多次扫黄，但经常是黄色现象时隐时现，看来对扫黄工作必须持之以恒，常抓不懈，以更严厉的法律形式打击这一丑恶社会现象。政、法相结合，增加遏制力度，尤其是严惩某些从地方利益出发或明或暗地保护一些高危行为的企业管理者或地方官员，严格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法规，真正杜绝加速STD、HIV/AIDS传播的流动人口高危行为，还我旅游区以“清白”、“纯洁”。
流动人口管理是我国人口管理中的一大难题，流动人口的某些行为造成了一定的社会问题。旅游区的流动人口管理同样是难题。旅游区流动人口的一些高危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STD、HIV/AIDS的传播范围与速度，对此问题一向研究较少。笔者认为，有关方面应该予以关注和重视，加强该方面的研究以及控制管理。这也是把旅游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支柱产业建设应予以解决的问题之一，以确保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成就和旅游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