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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集权、内部控制与公司会计绩效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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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文编号:el201709181757248281
  • 日期:2017-09-01
  • 来源:上海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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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绪论
 
1.1  选题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21 世纪以来,财务造假事件从世界各地不断传出,激起了人们对于资本市场的不信任,极大地打击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阻碍了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影响世界经济的进步。安然公司,作为曾经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和电力公司之一,却因财务造假假丑闻的曝光,转眼间,只得申请破产保护,与此同时,作为安然公司聘请的事务所——安达信公司也因参与造假而倒闭。类似的,曾经美国第二大长途电话公司——世界通信公司(World Com),也因被曝光虚增收入,股价一落千丈,在短短几周内破产。最近,日本东芝公司又曝出虚报税前利润;中国桑德国际公司被沽空机构(Emerson  Analytics)指出存在虚假收入,会计账目混乱;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也被指出存在虚增收入与利润、披露数据不真实及未披露对外担保事项等财务造假行为。这一系列的财务丑闻与会计欺诈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人们对于内部控制的关注,各国都在想办法积极推动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增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以美国政府为首,安然事件后,美国政府迅速通过《萨班斯法案》,在公司治理、证券市场监管、内部控制建设、会计职业监管等方面做出了许多新规定,力图通过提高财务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加强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使得广大投资者能够重建对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信心。 近年来,我国也紧跟时代要求,越来越重视内部控制的建设。2006 年,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了内部控制指引,2007 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了内部控制指引,此后,《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得到颁布和推行,银监会和证监会希望能够通过此项规范为中小企业建立最基本的内控体系,帮助企业实现自我监督,从而实现对高管行为乃至公司行为的宏观把控,并随后颁布了与之相配套的指引及解释公告等。由此可见,督促上市公司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防范并减少企业日常风险,已成为一项全新的战略性安排。从理论上讲,内部控制希望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层级与层级之间的代理问题。良好的内控制度能够使企业实现自我监督,使其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会计审计准则以及相应的监管标准,最终使得公司绩效得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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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选题意义
截至目前,国内外经济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内部控制和公司绩效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但对内控体系、高管权力、企业绩效三者关系的探讨却不够深入。因此,本文按照高管集权程度(影响因素)——内部控制质量(结果、原因)——公司绩效(经济后果)这一路径,希望能够通过数据模型分析,探讨并解释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在股利激励措施的完善、内控制度的健全、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公司业绩的提升方面,提供一些参考性的思路意见。希望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为如何合理有效的分配高管权力、如何通过完善高管权利分配结构来健全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并提高公司绩效提供一些思路。同时,有效的内部控制也能够使企业数据,不仅仅是财务数据,还包括非财务数据逐步变得透明且可靠,期望本文的研究能够对维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提供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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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文献综述 
 
2.1 内部控制的概念、要素、衡量标准及相关研究现状 
内部控制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内部控制机制,可以有效增强信息透明度,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与规范性;能够降低投资者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减少委托代理成本;能够及时反馈经营管理中的漏洞与不足,使管理层能够及时的做出正确措施加以应对,减少了不必要的损失,提高了公司绩效。我国早先对内部控制比较权威的定义出现在 1997  年发布的《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9  号——内部控制与审计风险》中,其中将内部控制定为一系列程序和政策,目的是为了减少运营中的风险与舞弊,确保信息的真实完整与可靠,使公司能够正常运营。我国真正出现符合自己国情的、适合自己市场的中国版萨班斯(C-SOX)是在 2008 年,表现为内控委员会制定并公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在该规范中,确定了企业内部控制制定的主体,既包括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也包含在基层岗位工作的员工,而制定企业内部控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控制目标。目前,较为为广大学者接受并认可的定义是美国 COSO 委员会公布的 COSO 内部控制框架,其中将内部控制广义上定义为:一个受企业董事会、经理层和其他人员影响的,为达到下列目标提供合理的保证的程序:(1)提高经营的效率与效果;(2)确保财务报告真实可靠;(3)确保合法性与合规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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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管权力的定义、衡量标准及相关研究现状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当代企业的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究其根本,也就是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广义上的高管一般指的是接受所有者委托,掌握着公司重要信息,负责公司经营管理的人员,而狭义上的高管指的是总经理或者副总经理。尽管有这两种理解方式,但是到现在为止,对于什么是高管,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说法。企业制度规范上虽也有这方面的涉及,但是也没有对高管下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义,仅仅在对高管的内容方面做了一些界定。对高管较为权威一点的界定出现在《公司法》(2005)中,但也仅仅是对高管的涵盖范围作了一定描述,其中将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认定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从这里可以看出,对高管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因为高管的界定是比较灵活的,只要是公司章程规定了某类人为高管,那他就在高管行列。而在学术研究上,对于高管的界定也有不同的方式,总体而言有以下二种:第一,对高管不加以区分,仅以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酬的前三名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的高管既可以是董事、监事,也可以是经理等管理人员,例如:唐松、孙铮(2014)[21],陈冬华、范从来等(2015)[22]。第二,将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作为研究对象,例如 Cools and Praag,(2007)[23]、黄继承、盛明泉(2014)[24]。 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为理论出发点探讨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与公司绩效的影响。在本文所探讨的代理问题中,主要关注的还是企业高层如总经理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如果将高管薪酬的范畴扩大至企业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代理理论的界限就有可能不够明确。因此,本文中谈及的高管指的以总经理为首的高层管理者,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均不包括在内。此外,从各种研究文献和科学期刊中可以看出,CEO 通常被视作是高层管理人员的核心,在国内,该核心通常指代的是总经理,因此本文选择总经理作为研究核心对象。处于公司关键和核心地位的总经理向上需要对股东负责,向下需要制定公司的战略规划与公司的日常经营决策。相对于基层管理者而言,高层管理者做出的决策往往会影响到公司的发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高管人员决策失误或者某些自利行为的出现,对企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要比基层管理者出现失误带来影响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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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13 
3.1  理论基础 ........... 13 
3.1.1  委托代理理论 ........ 13 
3.1.2  人力资本理论 ........ 13 
3.1.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14 
3.2  相关概念界定 ........... 15 
3.2.1  内部控制 ........ 15 
3.2.2  公司绩效 ........ 15 
3.3  研究假设 ........... 16 
3.3.1  内部控制与公司绩效 .... 16
第 4 章研究设计 ...... 21 
4.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21 
4.2  变量定义与说明 ....... 21
4.3 模型的构建 ........ 23 
第 5 章实证分析 ...... 25 
5.1  描述性统计 ....... 25 
5.2  相关性分析 ....... 26 
5.3  多重共线性检验 ....... 26 
5.4  回归分析 ........... 29 
 
第 5 章实证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我们优先使用 STATA11.0 对各种变量进行统计描述,分析诸如“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其他控制变量”等变量,详细结果请参考表 5.1。从统计结果来看,公司绩效指标 ROA 和 ROE 的均值分别为 0.034 和 0.065,说明上市公司整体业绩良好;为衡量不同样本公司之间的绩效的差异性,我们计算了 ROA 和 ROE 的极值与标准差,因这两个统计值差异较大,说明上市公司间绩效差异较大。中位数 6.504 相差 0.02 左右;而最大值 6.883 与最小值 2.818 之间相差 4.065,说明样本公司中内部控制质量相差比较大。高管集权变量 Power1 均值为 0.133,中位数为 0,说明两职合一的现象在我们所选取的样本中并不严重,而 Power2 的均值为 0.330,中位数为 0,与 Power1 类似,说明样本公司中高管持股现象并不太普遍,对高管的股权激励尚未普遍化。在本文所选取的控制变量中,公司规模这一参数的最小值为 19.478,最大值为 27.703,均值为 22.585,这说明所选取的公司样本有着较大的规模差异。公司资产负债率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0.504 和0.508,两者均接近 0.5,说明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比例处于一个合理的水平,负债结构也较为合理;但从资产负债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来看,不同公司的负债情况差异较大,某些企业的的负债比例过高,而某些公司负债比率过低,这既可能是由于企业所处的融资环境不同,也可能与企业对于财务风险的厌恶程度有关。计算公司成长性的参数可以看到,某些销售增长率很高的公司,也在其他指标中表现出了很强的增长性,而有些成长性的不佳的公司则已经在不断缩减或者剥离其业务。关注公司治理层方面的衡量参数可以看到,样本公司中,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比例最低为 10%,最高为 80%,平均为 36.6%,即独立董事人数在董事会总人数中占到 1/3 左右。股权集中度方面,样本公司中前 10 大股东持股比例最大值为 72.6%,最小值为 0,平均值为 18.1%。 #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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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基于公司产权性质,以 2012-2015 年沪市 A 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探究在国企和非国企中,公司高管集权、内部控制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提升公司绩效;高管组织权、高管所有权的集中与公司绩效没有明显的直接关系;在国有控股公司,高管组织权的过度集中会对公司内部控制产生负面影响,进而降低公司绩效水平;而高管所有权因国有企业高管持股较少,虽然会对公司内部控制产生正面影响,但是效果不显著。在非国有控股公司,高管组织权的过度集中会对公司内部控制产生正面影响,进而提高公司绩效水平;而高管所有权的集中则会对公司内部控制体系正常运作带来威胁。 通过本文的实证结果不难看出,上司公司高管的权力配置会影响到内部控制对公司绩效的提升作用。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由国家指派并监督,官场思想比较严重,高官们对于企业盈利的重视程度可能较低,他们可能更在乎自己的政绩。在国有企业中通常是由“一把手”当家,这使得高管有着绝对的控制权,此时,看似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将很难限制高管的一些不当行为。非国有企业虽然也存在这种现象,但是非国有企业高管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就必须重视公司绩效的好坏,尽管他们也可能会稍加利用自己的职权优势,为自己谋取一些小利,但往往会根据公司内部控制反馈信息,调整自己行为,做出正确的决定,基本不会出现“干一票就走”的现象。内部控制可以起到监督高管的作用,而高管权力的集中也有利于管理者迅速高效的调动公司各种资源,提高各种资源的使用效率,两者相辅相成,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因此,非国有企业高管组织权的相对集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内部控制对于公司绩效的提升作用。从全部上市 A股公司来看,高管所有权的提升,能够使高管从股东角度出发,去设计符合公司健康长久发展的内控体系,包括自己在内,都需要严格按照制定好的内部控制制度管理日常事务,减少代理成本的发生,促使企业提高。而在国有控股公司,因高管持股数量很低,高管所有权集中度很低,虽然同样可以提高内部控制对于公司绩效的促进作用,但是效果不明显。在非国有企业中,高管持股数量往往很高,高管所有权相对比较集中,此时,公司内部控制对高管的牵制作用可能就会不太明显,此时高管可能就会抓住内部控制薄弱点加以利用,满足自身利益需求。因此,在非国有企业中,高管所有权的集中往往会降低内部控制对于公司绩效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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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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