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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激励对盈余稳健性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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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文编号:el201706072323108157
  • 日期:2017-05-31
  • 来源:上海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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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企业的会计行为决定了其会计信息的质量,进而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决策行为。盈余稳健性作为会计盈余信息质量的重要特征之一,不仅能够帮助信息使用者清晰地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更是公司决策者和监督者进行内部治理的重要机制。中国的会计制度先后经历了 2001 年和 2007 年两次重大变革,基本上形成了逐步与国际会计准则相趋同的变迁思路。在稳健性方面,鉴于该原则在实务中与决策有用性会计目标和中立性会计原则不一致,2006 年 IASB 和 FASB 建议将稳健性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中移除;2008 年其联合推出的会计概念框架中没有提到稳健性;2010 年在《通用目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的最终稿中,已明确彻底革除稳健性。在中国,稳健性最早见于 1992 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制度》,并将稳健性(谨慎性)原则作为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基本原则之一,此后通过强化收入确认要求、界定或有事项确认条件以及扩大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范围等,会计准则逐步加强了对稳健性原则的规定,扩展了其应用范围。为进一步推进与国际准则的正式接轨,2007 年新《企业会计准则》参照国际财务会计准则进行了较为争议的改革,在债务重组利得和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等方面的规定都与稳健性原则相悖,放松了对稳健性的要求。但不可否认的是,盈余信息的稳健性自产生起就对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意义深远,遵循稳健性的会计惯例对企业经济行为的重大作用已具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公司治理不完善的情境下,盈余稳健性能够改善信息不对称局面,提高投资效率,具备降低利益相关者间交易成本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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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当前,管理层激励契约由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等一系列子契约组成,在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特殊的薪酬管制和高管控制权的影响下,各种激励方式在国企与非国企中的运用程度和有效性存在差异。为了获得理想的薪酬或者为高额薪酬进行“正当”的辩护,高管进行盈余操纵的动机和可能性越强,对企业会计信息稳健程度的影响就越大,盈余稳健性的作用可能会伴随不同激励组合和激励方式的实施增大或弱化,最终会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和社会资源的配置。那么,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现行的管理层激励机制是有效的吗?它是否实现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利益的一致性以及是否提高了企业会计盈余信息的稳健性?不同的管理层激励方式(如货币薪酬方式、管理层持股方式、职务消费方式)对会计盈余信息稳健程度的影响是否具有显著差异性?另一方面,环境变化给企业的经营活动引致较大的不确定性,内部治理的有效性需要在考虑外部环境因素的前提下进行评价。本文基于对以往文献的研究,引入了代表企业环境变量的权变因素:环境不确定性,以此为基础探讨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环境的适应情况。同时考虑到国有企业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占据绝对比例,其面临的外部环境特征与非国有企业存在显著不同,那么富于变化的企业环境对国有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有什么样的影响?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环境的适应性如何?这种适应性是否会影响管理层对外披露会计信息的行为?当企业外部经营环境存在较高不确定性时,不同激励方式对会计盈余信息稳健程度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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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相关概念及文献综述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Hambrick 等(1984)提出的“高阶梯队理论”打开了高级管理层研究的大门,其后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展开了对高级管理层构成的界定。国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以 CEO 为核心的高管团队拥有较大控制权和话语权,因而国外对管理层的研究范围较小,往往仅包含以 CEO 为核心的高管团队。我国一些学者将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纳入到管理层的研究范围,也有学者仅将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作为管理层来研究。 梳理以往研究可以发现,在界定高级管理层的范围时,学者大多参照了管理者的职位头衔和身处的管理层级,并且通常根据自身研究的需要来进行定义,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对管理层范围的不同界定,可能是导致高级管理层领域相似研究却存在结论分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借鉴以往学者及《公司法》的界定方法,同时结合国企高管任用特征和年报披露的高管信息,本文将高级管理层定义为:以法律和公司章程为依据,通过董事会或政府机构任命,其职责是在企业内部执行日常经营管理,在企业外部代表公司整体利益,能够直接或间接参与公司各项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的个人或群体。 因此,本文将管理层界定为仅处于公司执行层面的管理人员,将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排除在外,仅将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作为管理层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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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献综述
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管理层激励领域的实证会计研究主要涵盖三个方向。一是分析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经营业绩之间的相关性,这是该领域实证研究中最主要的内容,也是学者研究最多的领域(Jensen 等,1990;Mehran,2005;Rosen,2009;张俊瑞等,2003;刘斌等,2003;肖继辉等,2004;方军雄,2009)。二是随着近年来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在实证中的广泛应用,引申出对影响管理层激励业绩相关性因素的分析,其中作为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指标,盈余稳健性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调节作用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Leone 等,2006;Iyengar 等,2010;江伟,2007;周泽将等,2012;郭吉涛等,2014)[12]。 三是分析激励效果与行为结果的相互关系,研究管理层激励契约可能诱发的盈余管理行为以及由此导致的盈余信息质量下降的问题,本文就管理层激励对盈余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就是从这一方向对管理层激励的经济后果展开进一步的探索。Jensen 等(1976)认为高管薪酬激励能发挥公司治理效用,限制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提出高管薪酬有效激励观[13]。Watts(2003)认为高管薪酬激励会诱发盈余管理,增加了高管自利动机及程度,提出盈余管理风险观。Healy 等(1993)认为管理层盈余管理的目的是提高自身与企业业绩相关的薪酬,多是通过运用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实现对利润的操纵的方式来完成[14]。Somnath 等(2013)发现高管通过盈余平滑获得薪酬收益,随着盈余平滑的增加,CEO 薪酬不断增加,在现金流变动越大的公司,CEO 薪酬增加幅度越大[15]。李延喜等(2007)认为当控制了资产规模与债务水平,管理层现金薪酬与其调高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程度高度正相关,在薪酬与业绩挂钩的激励方式下,自利动机会驱使管理层有多列报公司当期盈余的倾向,采取的方式是调高企业应计利润,证实了管理层薪酬激励是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一大诱因[16]。王兵等(2009)从管理层持股、年度报酬、在职消费以及综合指标角度考察管理层激励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发现各种激励方式均与盈余质量负相关,高管激励并未发挥有效的公司治理作用[17]。张娟等(2014)发现管理层货币薪酬激励显著降低了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但股权激励治理效应较差;民营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时,股权激励和盈余管理正相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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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22
3.1  相关理论基础 ....... 22 
3.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28 
3.2.1  管理层激励对会计盈余稳健性的影响 ........... 28 
3.2.2  环境不确定性对管理层激励与盈余稳健性的影响 ......... 30 
第 4 章  实证研究设计 ....... 34 
4.1  研究变量设计及定义 ..... 34
4.2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40 
4.3  实证模型设计 ........ 41 
4.3.1  管理层激励对盈余稳健性影响的度量模型 ............ 41 
4.3.2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模型 ..... 41 
第 5 章  研究过程与结果分析 .... 44
5.1  基于修正 Jones 模型的盈余稳健性指标的度量 ....... 44 
5.2  管理层激励对盈余稳健性的实证分析 .... 45
5.3  环境不确定性对管理层激励与盈余稳健性关系的调节效应分析 ..... 51
5.4  稳健性检验 ............ 56 
 
第 5 章 研究过程与结果分析 
 
5.1 基于修正 Jones 模型的盈余稳健性指标的度量 
根据表 5.1 所示,总应计利润经过期初总资产标准化计算后的均值为-0.0014472,最大值为 6.667866,最小值为-0.9185096,主营业务收入变动量与应收账款变动量的差值经期初总资产标准化后的最大值为 2.167893,最小值为-31.26072,标准差达到 1.247119,表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应计利润的差距较大,不同企业的管理层拥有的盈余操作空间不同。 模型 F 值为 16.67,在显著性水平为 0.0000 时通过检验,表明基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样本数据的琼斯模型具有统计意义,各个自变量与总应计利润之间呈现显著的线性关系。模型中主营业务收入变动量与应收账款变动量的差值经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在 1%的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且回归系数为正,表明该变量与总应计利润显著正相关,即在权责发生制下国有上市公司净现金收入越高,总的应计利润也随之变高。 #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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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不确定性和风险广泛存在于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之中,管理层在对外披露财务信息时必然面临对经济业务和会计事项的估计和判断。如果企业对管理层激励缺乏有效性,管理层可能会为了满足自身薪酬期望和规避环境不确定性引致的业绩动荡,诱发机会主义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操控企业会计盈余,进而降低对外披露的会计盈余信息的稳健程度。 在整理和归纳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选取 2010 年至 2014 年中国沪深两市 A 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散性地运用八类基础理论,理清了研究变量之间潜在的逻辑关系,同时结合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薪酬制度改革背景和现实情况,同时考虑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手段,从管理层货币薪酬、持股比例和在职消费三个方面出发,研究了管理层激励对会计盈余稳健性的影响,并将企业及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看做一个系统,引入了代表权变因素的变量——环境不确定性,研究了外部环境特征对内部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性的影响,最后运用实证检验的方法考察上述理论分析的正确性。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  国有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薪酬激励和在职消费显著地降低了公司会计盈余信息的稳健性,而管理层的股权激励对公司盈余稳健性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当前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激励机制缺乏有效性,不仅没有达到激励管理层通过提高工作的努力程度来增加经营业绩的目的,缺乏对实现管理层和股东利益协同的积极影响,反而在管理层与股东利益的动态博弈过程中,提高了管理层自利行为的动机及程度,通过盈余管理行为,操控公司应计利润,从而降低了盈余信息的稳健程度,管理层激励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公司治理效应。
 (2)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影响管理层激励组合的激励效率和管理层的会计披露行为,同时这种影响的程度取决于管理层对自身薪酬水平、企业外部经营环境动态变化以及经营目标的认知程度。环境不确定性对管理层激励与盈余稳健性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较高的环境不确定性强化了管理层薪酬激励和在职消费对盈余稳健性的负向影响,但也起到了激发管理层股权激励对盈余稳健性正向影响的作用;当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较低时,激励水平的高低对盈余稳健性的影响程度相对较低;当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这种调节作用变得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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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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