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为了加强企业的内部控制，美国 COSO 委员会在 1992 年发布《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对内部控制的定义、内部控制目标及内部控制的构成要素进行了设定。但企业由于内部控制失败而出现造假丑闻的事件却依然发生，如震惊资本市场的“安然事件”、“世界通信”等会计丑闻，使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受到损失，造成这些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内部控制的失败，这促使美国在 2002 年发布了《萨班斯法案》（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来强调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并强化内部控制建设。该法案既要求内部控制质量要由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进行评价，也要由外部审计人员评价，并且内部控制控制质量的评价结果要对外进行披露。在我国，政府部门也对企业的内部控制越来越重视，但企业因内部控制不健全而发生财务舞弊、经营失败、巨额亏损的事件时有发生，如“三聚精胺”、中海“资金门”、中国远洋巨亏 40 亿等案例。我国在 2008 年财政部等五部委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2010 年五部委又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也进入了强行披露的阶段。 在学术界，内部控制质量的研究是一个热点。学术界普遍从公司治理、企业特征、财务状况等角度出发来研究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因素。根据内部控制理论，内部控制环境是内部控制框架的基础，对内部控制其他要素的发挥具有重大影响。内部控制环境既包括企业治理结构、内部审计和管理层薪酬等“硬环境”，也包括管理层经营理念、企业文化、人的素质和品德、社会责任等这些无形的“软环境”。可以看到“软环境”的本质是有关环境中“人”的要素，相对于内部控制的“硬环境”而言，在内部控制实施中“软环境”的作用往往更加重要。“软环境”之所以是内部控制环境的重要层面，是因为内部控制环境具有“人本性”的特点。正如COSO 报告所强调的内部控制环境和各项内部控制活动的核心是人，人在内部控制环境和内部控制活动中起决定作用，没有人，内部控制活动就没法进行和完成。但是人的经营理念、企业文化、人的素质和品德、社会责任等是无形的，是人的心理特征，不可能直接衡量，这成为学术界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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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国内学者对民营上市公司的概念还未形成统一的界定，比较流行的观点有以下几种：第一，田昆儒（2003）1认为中国境内的民营企业或者自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为民营上市公司；第二，苏启林（2004）2认为民营上市公司是自然人或家族最终直接或间接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第三，林乐芬（2004）3认为，民营上市公司是第一大股东为民营企业或自然人且在 A 股上市的公司；第四，张俊喜（2004）认为第一大股东为自然人、民营企业或职工持股会的上市公司为民营上市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可知，界定企业性质的最佳途径是根据实际控制人。本文定义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我国境内民营企业或自然人拥有控制权的 A 股上市公司。 2014 年底，我国在 A 股上市的民营上市公司的数量已突破 1500 家，产业遍布各个领域，在我国的经济生活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因此研究民营上市公司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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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内部控制质量研究现状
2002 年美国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颁布实施之前，内控报告并非是企业强制性披露的，使得对内部控制质量的研究不能获取充分的相关资料，因此无论是对于内部控制质量的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相对较少。萨班斯法案的 404 条款明确要求企业对外披露内部控制评估报告后，对于内部控制质量的研究变得热烈起来。《萨班斯法案》要求上市公司要详细披露本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由于内部控制质量可以从企业内部控制缺陷中得到有效反映，因此此时国外的学者研究普遍用内部控制缺陷作为内部控制质量的替代变量，并研究了很多内部控制缺陷与企业其他方面比如盈余质量等之间的关系。Ge 和 Mc Vay（2005）12采用内部控制缺陷研究了内部弱化与企业的会计资源、组织结构等之间的关系；Hammersley 等（2008）13也采用内部控制缺陷的市场反应来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发现有内控缺陷披露的公司市场收益也较低。 2010 年我国《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对内部控制评价的内容和标准、程序和方法等方面做出规范。但这些规定普遍是原则性意见，没有充足的具体实践要求。在学术界我国学者对内部控制质量的衡量方式主要采用以下三种：一是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如程新生等（2009）14为检验某公司由传统的会计控制向内部控制转变的效果，采用向该公司内部控制部门的员工发放调查问卷的方法；张颖、郑洪涛（2010）15采用向企业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实证研究了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要素，发现资产规模、企业文化、发展阶段、管理层价值观以及内审机构运行等众多因素对内部控制质量都有影响。张先治和戴文涛（2010）16在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质量关系时采用的方式是向国内内控专家、公司中负责内控的高管等发放调查问卷。二是将内部控制评价信息作为衡量内部控制质量好坏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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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治关联研究现状
我国现在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但目前还未完全市场化，土地、资金等很多资源往往还是掌握在政府手中，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公司在获取融资、政策支持等方面处于弱势。我国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因此法律上对民营企业产权的保护也是不足的。虽然近年来，由于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开始给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但在实际工作中，政策很难落实。可见，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面临很多的制度障碍，因此为了寻求发展，民营企业将与政府建立密切关系看做一项重要战略。对政治关联进行度量是研究政治关联的一个难点，国内外学者们根据各国国情、政治体制等采用不同的政治关联度量方法，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种是用高管的政治关联替代企业的政治关联，即当高管具有政治关联时，就认定该企业具有政治关联，度量方法有虚拟变量法、赋值法和比例法，其中虚拟变量法最普遍采用的方法。国外的 Faccio（2006）、Fan 等（2007）40以及国内的罗党论和甄丽明（2006）41都是用虚拟变量法来研究政治关联的，即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取值为 1，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取值为 0。赋值法则是根据企业高管政治关联的等级不同主观的对政治关联的程度赋予分值。邓建平和曾勇（2009）42、贾明和张喆（2010）43对其关键人物的政治背景按照乡、县、市、省、国家的层次分别赋值0、1、2、3、4、5，来度量政治关联的强度。杜兴强等（2009）44将政治关联分为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这两种政治关联的赋值标准是不相同的，对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标准参照邓建平、曾勇（2009）的赋值方法，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则用关键人物个人的政治级别与企业政治级别的乘积进行赋值。比例法的原则是通过计算有政治关联的高管占公司全部高管的比例作为该公司政治关联的得分，采用比例法度量政治关联的有罗党论、唐清泉（2009）4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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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论基础 ..... 16
3.1 内部控制理论 .... 16
3.2 高层梯队理论 .... 19
3.3 管理者背景特征与内部控制质量 .... 20
3.4 委托代理关系 .... 20
4 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 22
4.1 我国的政治制度 .......... 22
4.2 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制度背景 ...... 22
4.3 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类型 .... 23
4.4 研究假设 ....... 25
5 研究设计与实证检验 .... 28
5.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28
5.2 变量设置与模型选取 ...... 28
5.2.1 变量设置 .......... 28
5.2.2 模型选取 .......... 29
5.3 描述性统计...... 30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32
5.5 稳健性检验...... 35
5 研究设计与实证检验
5.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对民营上市公司是否具有政治关联的界定是：如果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曾在政府、军队等国家权力机关担任一定级别的领导职务（即副处级或副团职及其以上）;或现任或曾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党代表，则界定该民营上市公司具有政治关联。并且将通过在政府、军队等国家权力机关担任一定级别的领导职务（即副处级或副团职及其以上）的方式建立的政治关联界定为政府官员型政治关联，而将通过现任或曾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党代表的方式建立的政治关联界定为代表委员型政治关联。衡量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数据我们采用来自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的“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73，政治关联数据的来源是国泰安数据库中高管简历和新浪财经网站等途径手工获取，其余数据来自国泰安。 本文选取国泰安（CSMAR）民营企业数据库中 2012 至 2014 年在 A 股上市的民营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剔除了 ST 或 PT 公司、金融和保险行业公司、当年上市的公司以及没有内部控制指数的公司，共得到 4032 个样本，其中 2012 年的样本量为1238，2013 年的样本量为 1389，2014 年样本量为 1405。被解释变量：本文采用的“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作为内部控制质量的替代变量，定义被解释变量内部控制指数 ICindex，因为内部控制指数数值较大，本文将其除以 100 进行标准化。 #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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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国现在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土地、资金等很多资源往往还是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且我国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因此法律上对民营企业产权的保护也是不足的。使得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面临很多的制度障碍，因此民营企业为了寻求发展，将与政府建立密切关系看作一项重要战略。根据高层梯队理论，管理者的政治关联这一背景特征可以反映管理者较高的政治觉悟、较高的文化素质、优良的道德品质以及高尚的社会责任感等特质，而根据内部控制理论，管理者的这些特质又是内部控制环境的“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其他内部控制要素的发挥，进而对内部控制质量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以 2012 年至 2014 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民营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与政治关联的相关关系，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存在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较高。可以看到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均值要高于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并且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民营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与政治关联是显著正相关的。（2）并非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就一定较高，也要区分政治关联的类型。 首先，民营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政府官员型政治关联没有显著相关性，而与代表委员型政治关联显著正相关，当民营上市公司为代表委员型政治关联时，其内部控制质量较高。当民营上市公司为政府官员型政治关联时，内部控制质量没有明显提高。代表委员型政治关联优秀的企业家主动参与政治的行为，这些优秀的企业家往往政治素质高、文化素质高、道德高尚、社会责任感强等等。我国的内部控制建设又是由政府所主导，因此民营上市公司在获取政治关联后会积极响应国家的政策，加强内部控制的建设。而政府官员型政治关联的建立是官员下海经商、退休官员到企业任职，而政府官员并非是在商界打拼出来的专业经营者，并且政府官员与政府有着天然联系，反而可能会依仗着这种联系而不重视内部控制的建设。 其次，当董事长具有政治关联时，内部控制质量显著提高，而当只有总经理具有政治关联时内部控制质量并没有得到明显提高。董事长和总经理在内部控制中的作用是不同的，董事长起主导作用，总经理则是执行作用，并且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董事长的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经理人则可能会考虑自己的私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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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