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本世纪初，美国颁布了《萨班斯——奥克斯莱法案》以应对世通和安然等公司舞弊丑闻发生后，人们对美国治理结构典范的质疑，其中 103 和 404 条款尤其强调了对内部控制的实施和监管，由此，内部控制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2008 年，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和保监会五部门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要求上市公司自行对公司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价，并将年度自我评价报告对外披露。2010 年，五部委再次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该指引连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被称为中国的“萨班斯法案”。这一套内部控制的规范在结合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适应本国的实际环境，标志着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基本形成。2014 年 1 月 1 日，我国正式实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该规范的亮点在于其对机制的建设，要求行政事业单位将制衡机制嵌入于内部管理制度之中，从而渗透在关键环节，有效提升制度的执行力，这也是我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一大突破。 近年来，企业通过建立政治联系所形成的政治关联①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一直深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一方面，政治关联对企业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可以帮助企业克服金融发展、产权和法律等的落后机制对企业发展的阻碍；另一方面，企业建立政治关联更有可能是为了向政府或其官员寻租②。余明桂等（2010）通过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此进行研究得到的结果支持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寻租假设，而且在制度越弱的地方，寻租行为越为盛行。寻租行为追求的是非生产性行为，对社会不会产生效益，而且还要付出精力、时间和金钱等来游说或者通过支出政府租金③来达到寻租的目的，这将会扰乱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阻碍社会生产的有效实施。同时，企业寻租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政府腐败的发生，一些政府部门通过干预经济的权力设租，部分企业则试图从外部寻找某种途径来增加盈利或者减少成本，这就导致了寻租性腐败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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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题意义
本文分别拓展了腐败行为防控和内部控制研究的新视角。（1）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寻租性腐败防控主要从宏观、法律、政治角度进行，通过调节政府对经济干预的权力，建立监督管理机制，以及提高寻租成本等来实现，缺少了从微观角度对腐败行为的防控，忽视对可能行贿方进行防控的必要性。笔者认为，对可能行贿方的防控也是从根源预防寻租性腐败行为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内部控制可以有效改善其对寻租性腐败行为的防控。（2）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内部控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经济后果上，比如保护投资者利益，提高企业融资水平、改善企业盈余管理等，很少涉及对企业腐败的防控。 本文通过实证证明了政治关联与寻租性腐败行为的关系，以及内部控制对其调节作用。对内部控制的研究由来已久，范围也日渐广泛，从内部控制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到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关系，从内部控制的诉讼风险到内部控制的缺陷识别，从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影响因素到内部控制指数的设想。但是目前将内部控制与政治关联以及腐败行为防控相互联系则少之又少，企业作为寻租性腐败的行贿方，对其制度规范的控制也不容忽视。本文的研究不仅开阔了对腐败行为的防控道路，也丰富了对内部控制领域的研究，为我国相关部门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以及加强腐败防控方面展示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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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回顾
第一节 政治关联相关研究
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作为政府与企业间的一种特殊纽带关系，存在于世界各个国家（Boubakri 等，2008 ；Faccio，McConnell& Masulis ，2006），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笔者对国内外学者对于政治关联的分析研究进行归纳梳理，主要整合在以下的两个方面：政治关联概念的界定和度量方法；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影响。“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s）”，又称作“政治联系”、“政治关系”，目前国内外对政治关联的具体界定和判定标准还没有官方统一的说明。Fisman（2001）最早提出了“政治关联”的概念，将政治关联认定为企业和政府官员之间建立的密切关系。Betrand 等(2004)则认为，政治关联是公司的 CEO 从高等学府毕业之后，曾经或现在在政府部门工作过。Faccio( 2006)认为政治关联是企业高管或者实质控制人是政府成员、国会议员或者相关政党。潘红波等(2008)将上市公司的核心高管（总经理和董事长）曾经或现任政府官员认定为政治关联。Fan 等(2007)、陈冬华(2003)对政治关联的认定主要根据董事会成员中有政府背景人员所占的比例。吴文峰等（2009）则将政治关联看作是企业与拥有政治权利的政府人员之间的一种隐性政治关系；罗党论等 （2009）认为政治关联是企业通过政治参与政府活动所建立起来的联系，比如上市公司聘请政府官员进入公司管理层、民营企业家通过进入人大参政议政等。杜兴强等（2009，2010）认为，上市公司中的高管至少有一位曾经、现在在政府部门任职，或者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将视作是政治关联，并创造性地将政治关联分为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和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游家兴等（2010）则是从高层管理人员的从政经历和政治身份两方面来认定政治关联，当高管来自政府部门、政府主管协会会长、国有银行，或者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模、得到过政府嘉奖的都将其认定为具有政治关联。笔者在国内外学者的基础上整理归纳得出政治关联的认定在于：企业的高管有政府部门的从政经历，或者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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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政治关联与寻租性腐败相关研究
寻租性腐败（Rent-seeking corruption），作为目前学术界最为关注的一种权利腐败，往往伴随着寻租活动的发生，是一种以权谋私的腐败。除此，国内外研究都认为政治关联与寻租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政治关联的建立、维持和发展都肯可能引起寻租性腐败的发生。笔者将对政治关联与寻租性腐败的相关研究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寻租性腐败的概念和度量；政治关联与寻租性腐败关系；寻租（Rent-Senking），从广义上讲就是利用稀缺资源来换取其纯粹转移的活动（Tollision，1987）；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寻租是花费稀缺资源并通过政治活动而获得特权，并且该特权带给租金收获者的收益小于对他人利益造成的伤害，其本质是通过特权和垄断达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梁萍（2013）认为政府的行政管制和政策干预能够创造租金，当人民追求这种管制和干预时，就是寻租活动的产生。寻租活动往往是政府官员与企业等各种利益主体发生的双向寻租过程（丹青，2010）。寻租活动所引发的腐败行为就是寻租性腐败，寻租性腐败就是一种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贺卫等 2000）。 目前，学术界对寻租理论的研究有两个派别，分别是以布坎南（Janmes Buchana）和塔洛克（Gordon Tullock）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及以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和克鲁格（Anne Krueger）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学派。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利益主体为了获得特权（形成垄断）会花费稀缺性资源用来贿赂或者游说官员，这种行为就是寻租活动，但在寻租活动中，利益主体所花费的资源本来可以从事生产活动并创造社会财富的，但是用在疏通活动上只能减少社会的总福利。布坎南（1988）认为：当制度从有序走向无序，从市场配置走向政治分配，寻租者为了得到特权花费稀缺性资源而使得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最后结果不是创造社会财富而是社会浪费。塔洛克（1999）对寻租的定义是：寻租就是花费资源并利用政治过程以形成垄断，并且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自身收益的行为。可见，寻租活动是一种负和博弈，寻租收益不足以弥补其所产生的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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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假设.... 23
第一节 政治关联与寻租性腐败........ 23
第二节 内部控制对政治关联与寻租性腐败的调节作用........ 26
第四章实证研究设计.......... 28
第一节 样本建立和数据来源.... 28
第二节 变量定义........ 28
第三节 实证检验模型........ 31
第五章 实证结果和分析.... 33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 33
第二节 相关性分析.... 35
第四节 多元回归分析........ 38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44
第五章 实证结果和分析 #p#分页标题#e#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
本文按照民营上市公司核心高级管理人员（董事长、总经理）曾经担任或目前任职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作为衡量是否具有政治关联的标准，并将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按照部级、厅级、处级、科级、科级以下进行赋值，将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按照全国、省、市、县、乡镇进行赋值。按照文章的需要，本文在 2010 年—2014年间一共选取了 1855 个有效观测值。其中政治关联的描述性统计如下表 5-1 所示。首先，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我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基本在 40%左右，说明政治关联之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是普遍存在的，这可能源于不健全的制度使得企业倾向于建立政治关联以促进顺利发展；其次，政治关联的类别中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维持在 13%左右，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维持在 31%左右，即我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中政府官员类别的比例明显低于代表委员类，这可能源于构建政治关联成本代价不同引起，也与我国高层领导鼓励民营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关；再则，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层级强度均在在 2.8 左右，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层级强度在 4.2 左右，即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大多集中在地方级别，这可能源于更高级别政治关联意味更大的寻租“成本”，以及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对于企业的效率可能高于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基本在省级，这可能受到低层级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能力的局限或者成本代价相对较低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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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以现有文献研究为基础，将政治关联区别为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和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并在研究过程中分别利用虚拟变量和赋值法对政治关联进行度量。文章以 2010 年—2014 年沪深两市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在民营上市公司中，政治关联的建立与企业寻租性腐败之间的关系，以及内部控制对于政治关联、寻租性腐败的调节作用。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政治关联建立将增加寻租性腐败的发生，而且政治关联层级越高，寻租性腐败越多。这主要是由于民营上市公司为建立政治关联、维护政治关联所带来的寻租成本。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建立以及强度大小与超额管理费用成明显正相关关系，而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则相对较弱，这主要由于企业高管在建立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时的寻租机会较少，而且维护成本较低，但是随着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强度的增加，寻租性腐败的发生明显增加，这主要由于高层级代表委员竞争激烈带来的高寻租成本。
第二，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有效抑制政治关联对寻租性腐败的正向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内部控制与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之间的相互项系数与超额管理费用成明显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内部控制的强化能够有效调节政治关联建立所带来的寻租性腐败。这是由于内部控制促进公司的沟通管理、限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企业寻租性腐败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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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