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高管的超额薪酬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并且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质疑，薪酬差距的持续拉大也渐渐超出了人们可以容忍的底线。据调查显示，中粮集团总裁 2012 年和 2013 年分别获取 998 万元和 869.7 万元的薪酬，高居上市央企高管薪酬的榜首。另外据统计，2013 年 A 股 2502 家上市公司中，领取薪酬的高管共 29048 人，薪酬总额为 130.2 亿元，平均年薪达到 44.8 万元。 进入新经济时代，高管薪酬制度发生了重要变革，“按绩效付酬”取代了“按职位付酬”，高管薪酬的很大一部分要根据企业价值增长情况来决定。然而我们通过上市公司公布的年报发现，高管薪酬的高低和企业的业绩并不挂钩，公司利润下滑高管反而逆势涨薪。这种“奇迹”的发生不仅违背起码的经济学原理、违背起码的业绩考核制度，而且违背了最基本的常识。比如，招商轮船在 2013年出现了大约 22 亿元的亏损，净利润同比下跌达-2497%，然而，其总经理的薪酬从上年的 18 万元径直增长至 2013 年的 85 万元，增幅达 3 倍之多。这种现象说明自从 2009 年薪酬管制实施以来，高管的超额薪酬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无效率高薪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甚至有舆论称，拿着过高薪酬的上市公司高管，是真正吞噬公司利润的“硕鼠”。他们不仅以薪酬的形式掠夺了公司的财富，损害了股东的利益，而且高额的薪酬会增加社会的贫富差距，高薪养贪会引发人们对收入分配的不满，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高管薪酬的异常，西方文献对该问题的回答主要基于两种理论，一是最优契约理论，二是管理层权力理论。那么，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的超额薪酬是基于最优契约的考虑还是受到管理者寻租的影响？如果高管超额薪酬真的是对企业利益的攫取，那么他们租金的来源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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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1）与国外相比，我国对高管超额薪酬问题的关注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关于高管超额薪酬方面的文献较少，研究高管超额薪酬来源的文献就更少。本文从政府补助的角度出发，为高管超额薪酬的获取来源提供了一种解释，进一步拓宽了高管超额薪酬领域的研究视野，也为研究寻租现象提供了新的证据。
（2）本文从更深的角度，揭示出管理层权力这一中间变量对政府补助和高 管超额薪酬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且在实证分析的过程中，将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进行了对比，研究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高管在权力寻租上的差异，为我国国有及非国有上市公司完善高管激励政策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1.2.2 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检验政府补助与高管超额薪酬的关系，加深了人们对政府补助利用效果的认识，为减少高管寻租空间，抑制高管操纵薪酬提供了一定的信息和思路，对进一步完善我国高管薪酬激励制度以及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具有借鉴性的意义。同时本文的研究结果也具有一定的政策性意义，为政府补助应有价值的发挥敲响了警钟，促使政府加强对政府补助发放及使用的管控，使政府补助能够真正发挥作用，而不是沦为公司高管徇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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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政府补助的相关研究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中指出政府补助是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的货币性的或非货币性的资产，但是其中并不包括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本。根据新准则的规定，政府补助具有无偿性、政策性以及条件性三大特点。 《国际会计准则第 20 号——政府补助会计和对政府援助的揭示》中对政府补助的定义、分类及确认条件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从定义来看，该准则指出，政府补助是指政府以向一个企业转移资源的方式，来换取企业在过去或未来按照某项条件进行有关经营活动的那种援助，并指出这种援助不包括那些无法合理作价的政府援助以及不能与正常交易分清的与政府之间的交易。 从我国和国际上对政府补助的定义对比来看，我国对政府补助的定义较窄，没有对政府补助和政府援助进行区分，国际政府补助的准则规定得更为细致。李扬在《政府补助经济分析》一书中详细分析了政府补助问题，他认为，政府补助是政府提供给企业和个人的财富转移支付，政府补助效应通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发挥来改变预期，即政府补助改变产品和要素相对价格，从收入效应来看必定增加微观企业的实际收入，从替代效应来看会改变整个社会的产出或需求结构，进而可能重新配置资源，政府可以合理运用补贴工具来达到促进经济发展、贯彻产业政策和稳定经济的宏观政策[1]。 肖贱春（2011）在分析我国当前财政补贴存在的问题时指出，财政补贴是政府为了某些特定的需要支付给企业和居民个人的，通过影响、改变产品和生产要素现有的相对价格结构，改变资源配置结构和需求结构的政府无偿支出[2]。 张璐（2012）认为政府从经济市场中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角度出发，通过激励市场中的微观企业来引导市场中的自愿配置，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改变市场主体的行为，并最终实现政府的财政目标，而政府补助就是这样一种激励的手段[3]。刘兆劼（2014）指出财政补贴是政府从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出发，为了有计划地调节社会供求和社会经济生活，通过制定方针政策，将资金再分配给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一种财政性特定补助[4]。综上所述，政府补助是政府出于增加就业、稳定经济等方面的目的而给予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无偿补贴。对于企业来说，政府补助是一种最快捷、成本最低的资金来源，它是政府直接给予的，而不是通过企业自身努力经营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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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管超额薪酬的相关研究
高管是指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经营业绩负责并且能够进行战略决策的高级管理人员。综合国内外已有研究对高管的界定，主要有三类：一是将董事长和总经理作为高管；二是按照《公司法》的界定，将高管的范围界定为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三是更大范围地将高管界定为包括董事会、管理层和监事会的所有人员。本文根据研究的内容，考虑到董事、监事对管理层权力的制约作用，本文依据《公司法》将高管定义为除董事、监事之外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在《关于进一步规范央企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中规定，企业高管薪酬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中长期激励收益三部分组成。企业高管基本年薪按月支付，绩效年薪按照先考核后兑现的原则，根据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确定。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一般都是以工资、奖金、福利、津贴等形式支付的货币薪酬，而中长期激励一般采用股权激励。然而，由于我国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较晚，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比例较低，甚至存在很多零持股现象，而且根据上市公司公布的数据我们很难分辨出哪些股票跟薪酬激励相关。因此，国内学者在研究高管薪酬时基本上不考虑股权激励部分，一般以上市公司“高管前三名薪酬总额”作为高管薪酬的衡量指标。因而本文也选取了该指标衡量高管薪酬，仅对高管货币性薪酬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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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17
3.1 理论基础 .... 17
3.2 研究假设 .... 20
3.2.1 政府补助与高管超额薪酬的关系 .......... 20
3.2.2 管理层权力对政府补助与高管超额薪酬关系的调节作用 ...... 21
第 4 章 实证研究设计 ........ 25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25
4.2 变量的选择和说明 .... 25
4.3 模型创建 .... 26
第 5 章 实证检验与分析 ...... 28
5.1 高管超额薪酬的提取 .......... 28
5.2 高管超额薪酬与政府补助的关系 ........ 30
5.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30
5.2.2 相关性分析 .... 36
5.2.3 高管超额薪酬与政府补助关系的回归分析 .......... 38
5.2.4 管理层权力的调节作用回归分析 .......... 40
5.3 稳健性检验 .......... 50
第 5 章 实证检验与分析
本章首先进行高管超额薪酬的提取，接下来以实证检验的方式分析政府补助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同时以两职合一、独董比例和股权集中度来代表管理层权力，从管理层权力的来源和对管理层权力的制约正反两个角度来检验管理层权力对政府补助与高管超额薪酬关系的调节效应，以验证假设是否成立，从而使理论更有说服力。 #p#分页标题#e#
5.1 高管超额薪酬的提取
表5-1是对2010-2014年总体样本的描述性分析。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高管薪酬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相差悬殊，而且均值过百万，初步表明上市公司的高管中可能存在领取超额薪酬的现象，POE的最小值为-69.80，最大值为15.27，而均值较小仅为0.04，说明上市公司总体的经营业绩并不理想，初步证据表明高管薪酬和经营业绩不匹配。VIF值都小于2，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方程的调整R2为0.282，表明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的28.2%，即合理薪酬占总薪酬的28.2%，那么方程残差的部分也就是超额薪酬占到总薪酬的70%多，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检验这部分超额薪酬的性质。另外，当DW值显著的接近于0或4时，则存在自相关性，而接近于2时，则不存在自相关性，本次回归结果得出DW值为1.974，接近于2，表明误差项独立，基本上不存在自相关性问题；F检验值Sig为0.000，小于0.01，表明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呈现很强的线性关系，方程的显著性通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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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在总结国内外对高管超额薪酬和政府补助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我国上市公司 2010-2014 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补助与高管超额薪酬之间的关系以及管理层权力对政府补助与高管超额薪酬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
第一，政府补助为高管超额薪酬的来源提供了一种解释。从现有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不论是国企还是非国企政府补助与高管超额薪酬显著正相关，说明公司高管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以及天然的信息优势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擅自改变政府补助的流向，使得政府补助资金的配置效率降低。如果高管尝到了政府补助的“甜头”，就可能把提高公司的价值转移到套取政府补助以获得超额薪酬上来，这不论是对公司还是对国家来说都是不利的。
第二，两职合一在政府补助与高管额薪酬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在总经理兼任董事长时，政府补助与高管超额薪酬的正相关关系更强，说明高管自身权力大的话，会助推高管利用政府补助攫取私利的行为。而且从国企和非国企的分样本实证分析结果来看，两职合一对非国有企业高管寻租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在国企中却并没有对高管利用政府补助谋取超额薪酬的寻租活动起到明显的调节作用。即在国企和非国企中两职合一对政府补助和高管超额薪酬关系的调节作用强度不同。
第三，从独董比例的调节作用来看，在国企中独董比例越高，政府补助与高管超额薪酬的正相关关系越强，是一种正向调节作用，而在非国企中独董比例越高，政府补助与高管超额薪酬的正相关关系越弱，是一种负向调节作用。说明在国企和非国企中独董比例对政府补助和高管超额薪酬关系的调节作用方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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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