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我国在历经了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目前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逐步向中、低速增长转变，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全新的历史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经济结构都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整个经济体的活力将全面释放。近年来国内兴起了一阵并购重组的浪潮，控制权市场不断活跃，这是顺应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势所为，这种情形下，企业一旦经营不善就有可能被收购，这对企业决策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挑战。与此同时，政府在产业政策上的大幅调整也给企业经营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样一种复杂多变和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各个行业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改革与创新。战略管理学者认为企业与环境是一种相互影响、动态、互动的关系，只有组织战略与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相匹配，战略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作为企业的决策者，不仅要考虑如何设计一个有效的战略，更重要的是要对原有的战略进行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使企业能够保持竞争优势、实现稳步发展。企业战略变革的重要性日趋明显。周长辉（2005）认为目前我国已进入了战略管理时代，战略变革是中国企业在战略管理时代面临的首要任务。因此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战略变革也将成为一种新的常态。董事会作为企业的战略决策机构，直接对战略负责。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董事会更能识别和利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机会，并选择与环境条件相适应的战略及其行为方式，进而产生战略变革，就成了我们所关心的焦点。另外，企业在进行战略变化的过程中同样会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通过对董事会特征、战略、环境方面的理论拓展和实证研究，探索在中国转型经济大背景下，企业董事会特征与战略变革幅度（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之间的关系以及行业环境对两者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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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 研究目的
在传统的董事会研究中，往往从代理理论的视角出发，研究什么样的董事会结构或模式可能会具有更强的监督控制能力，以及这样的董事会结构或模式与公司业绩是否相关，相关研究变量涉及董事会规模、独董比例、董事会中领导权结构、董事会自身激励强度等等。这些研究都基于两个假设前提：（1）假定董事会的主要职能就是强化对经营者的控制和监督；（2）假定董事会结构与董事会控制机制、控制效率之间存在关联性，进而导出董事会结构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王斌、童盼，2008）[1]。如今在新的环境条件下，重新审视这两个假设前提发现它们要么重要性降低要么显得不合时宜。首先，关于董事会职能的定位，“现代管家理论”和“友好董事会理论”都对委托代理理论提出了质疑，认为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存在合作的基础和可能，此时董事会的主要职能也从监督控制转为向管理层提供咨询和建议。“资源依赖理论”则认为董事会的主要职能是为组织提供资源，使企业在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时减少对外部环境的依赖。事实上，在高度动荡复杂的环境下，企业需要的是一种战略柔性，而这种战略柔性与企业内部的管理控制机制是矛盾的，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强调董事会的控制、监督职能已不合时宜。相比之下，探讨董事会对于公司战略管理的潜在意义显然更有价值。其次，董事会结构真的是通过其控制机制来影响公司业绩吗？因为影响公司业绩的因素太多，这就导致董事会结构与公司业绩之间的解释链条太长，如此研究出来的结论就会变的众说纷纭，变的极不可靠。事实上，如果董事会的主要职能是战略管理，那么其直接产出就应该是战略决策，由此研究董事会结构与公司战略之间的关系显然更有说服力。最后，虽然现在已有部分学者（比如 Hillman 等）在研究董事会特征与公司战略变革的关系，但都没有考察外部环境对二者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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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高管团队研究综述
高层管理团队（TMT）是由在企业中主要承担战略决策职能的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团体，是决定企业发展方向和影响企业绩效的核心群体。在现代公司制企业中，它通常由董事会成员、正、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以及其他参与战略决策的高层管理者组成。Hambrick & Mason[5]在 1984 年首次提出高层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Theory，简称 UE）之后高管团队就一直是管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该理论认为在复杂的决策情境下，个体领导者受自身知识和能力的限制难以做出高质量的决策，而要突破这种限制，最好的办法就是采用团体决策方式。之后，高管团队特征如何影响其决策逐步成为研究的焦点。根据 Hambrick & Mason 提出的理论模型，UE 理论中的战略决策流程可以用图 2—1 来表示（黄旭等，2011）[6]。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出，UE 理论中战略决策的起点是高管团队对环境的感知和理解，而这种感知和理解又与高管团队成员自身的人口特征和心理特征密切相关。比如：一个做市场出身的高管和一个工程出身的高管他们在看待同一件事情时，观点迥然不同。高管团队的不同特征决定了他们对环境的解读，因此在作出战略决策时产生出不同的“偏好”，最后不同战略自然会产生不同的绩效，这便是 UE 理论的战略决策理论。目前高管团队相关研究的重点主要偏向于 TMT 的客观特征对公司战略、公司绩效的影响，这些客观特征包括 TMT 的年龄、任期、性别、职能类型、教育背景、社会关系等。其中人口统计特征是主要的研究对象，这主要是因为该类特征易于观察与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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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战略变革的理论综述
关于战略变革的定义，学界至今还没有统一的认识。Tushman(1985)[45]等认为战略变革就是企业正式管理系统、组织结构的调整和企业文化的转型。Van deVen(1995)[46]将战略变革定义为一个组织与其外部环境互动的形式、质量和状态在一段时间里的变化，而组织与其外部环境的互动方式则被定义为：现在和计划的基本资源配置模式。这种变化可以发生在业务、企业、组织的各个层面(Ginsberg，1988[47])。Snow & Hambrick(1980)[48]则认为组织如果不能在根本上改变与环境的匹配方式就不能称之为战略变革，而只能算作是战略调整。他们认为，“变化”和“调整”从字面上看虽然差别很小，但这种差别对理论研究而言却是不可忽视的。Mintzberg(1987)[49]认为组织的变化是否是战略性的，主要取决于所考察的时间段，有些变化在短期内是战术性的，但在长期就是战略性的。由以上的总结可知，国内外学者对战略变革的定义，争议主要在于战略变革的程度和范围上。从战略变革的程度来看，有“并更”、“调整”、“转换”、“变化”、“革新”等类型，从变革范围来看有公司层、业务层、产品层面等。Van de Ven(1995)的战略变革定义强调组织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变化即可以是“渐变”也可以是“激变”，其范围也可以发生在企业的各个层面，由此，本文认为该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涵盖其他定义，并采用其作为本文战略变革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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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16
3.1 理论模型的提出.....16
3.1.1 已有研究的不足...... 16
3.1.2 理论模型.......... 16
3.2 研究假设.........17
第 4 章 实证研究设计......22
4.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22
4.2 变量设计.........25
4.2.1 因变量...... 25
4.2.2 自变量...... 25
4.2.3 控制变量.......... 26
4.3 模型设计.........27
第 5 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27
5.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27
5.2 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28
5.3 OLS 多元回归结果与分析.....29
第 5 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 Stata12 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5.1。从表 5.1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就 408 家样本公司而言，公司战略变化幅度较大，平均为 0.32；董事会成员的年龄异质性、职能背景异质性和教育专业异质性程度都较高，均值分别为 0.55、0.74、0.5，标准差分别为 0.13、0.08、0.12，这说明我国制造业企业董事会成员在这三方面的异质性差异不大，职能异质性水平较高可能与分类较细有关。我国上市公司前三大股东股权集中度普遍较高，平均 47.07%，公司年龄从 3 年到 55 年都有，平均 15 年，覆盖范围较广。主要变量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检验结果见表 5.2，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董事会年龄异质性、职业背景异质性、专业异质性与公司战略变革幅度分别在 1%、5%、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任期异质性也与战略变革正相关，但不显著。这与本研究的初步推测相符合。另外，本文所用大多数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很小，表明主要自变量之间的交叉影响程度不高，多重共线性问题不明显。#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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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主要沿袭国外文献的理论和计量方法，考察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董事会四个维度的异质性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以及行业环境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董事会在年龄、职业背景、专业方面的异质性会对公司战略变革产生显著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得出了以下主要研究结论：董事会任期异质性与公司战略变革的关系不显著。正如前文所述，多数国外学者都认为任期不同的董事会成员对企业自身的资源、能力和面临的外部环境的认知不同，这种认知错位更容易引起组织的认知冲突，继而可能引发对创新战略的讨论，并最终导致组织战略的调整。比如 Hillman(2010)研究发现，董事会教育程度、职业背景、年龄、任期等方面的异质性与公司战略变革显著正相关。但本文的实证检验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本文所采用的战略变革计量方式所使用的六个指标与国外多数关于战略变革的研究相同，但在计算变革幅度时方法不同，这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在 2010 年以前一致性较差，难以取得统一口径的数据，因此本文主要参考 YAN ZHANG(2006)[73]所采用的计量方式，样本也只涵盖了 2010-1013 年。其次，对于任期异质性的计量也有差异，对于年龄的分段方式，或者还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学界尚无一致的看法，这有可能成为本文结论不同的主要原因。最后，即便本文所用方法与 Hillman 完全相同，得出的结论也未必相同，毕竟中国和美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和制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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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