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现代企业制度。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改革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频频出现，其中，腐败问题尤为突出。腐败和反腐败一直是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自十八大以来，我国对腐败问题的关注更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腐败问题的波及范围十分广泛，从官员腐败到高管腐败，横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各个社会领域。根据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的 2014 年清廉印象指数（CPI）①显示，我国得分仅为 36 分，在 175 个上榜国家及地区中排名 100。从 1995 年进入清廉指数的统计对象以来，我国排名一直处于中下游，腐败情况十分严峻。 作为腐败的一大范畴，高管腐败一直层出不穷，许多高管利用自身权力通过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手段为自己谋取利益。2003 年，原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刘金宝因贪污 772 万元，受贿 143 余万元，1478 余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而被捕，给国家造成了 5 亿多损失。2008 年，双环科技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吴党生被查，在 2001 年至 2008 年期间，陆续收受财物达 514 万余元。2009 年，古井贡酒灵魂人物王效金被判处无期徒刑。在这次轰动全国的白酒业腐败案中，陆陆续续牵扯出了 10 名高管，其受贿时间跨度达 17 年，受贿行为发生于多个环节，涉案金额从数十万元到上千万元不等，收受的财物多种多样，行贿受贿交织。近几年，在政府空前的反腐力度打击下，高级管理人员更是频频落马，贪腐集体化，涉案金额令人咂舌。中远集团、中国联通、中金黄金、南方电网、中石油等企业高管持续被查，以中石油为例，从 2013 年 3 月中石油昆仑天然气总经理陶玉春被带走调查开始，包括在中石油系统任职的高管和与中石油有利益合作关系的人员，已有 46 人因中石油案而倒下。据《2014 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统计，2014年共发生 657 起企业家犯罪案例。从企业家犯罪触犯罪名的频率看， 犯罪的国有企业家主要以贪腐类犯罪为主，集中在受贿罪、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三个标志性罪名上; 犯罪的民营企业家所触犯的罪名分布更为广泛，不仅诈骗类犯罪 融资类犯罪的比重大，而且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挪用资金罪等贪腐类犯罪也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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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文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合的方法，从公司控制权角度出发，研究公司控制权配置对企业高管腐败的作用机理。本文的规范研究以委托代理理论和寻租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特殊的市场经济，分析诱发高管腐败的根源，并从企业控制权配置的三大主体——股东、董事会、经理层三个层面探讨研究了企业内部控制权配置对企业高管腐败的影响。具体研究内容及结构如下： 第 1 章 绪论。说明了本篇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标与思路、研究方法及论文结构。 第 2 章 文献回顾。对企业高管腐败的研究现状、国内外学者对企业高管腐败的研究进行阐述，针对企业控制权配置研究进行归纳。 第 3 章 企业高管腐败的理论分析。分析企业控制权配置的内涵，就高管腐败的内涵、类型、现状和特征进行分析归纳，然后从委托代理理论和寻租理论对诱发腐败的机理进行分析。 第 4 章 研究假设与实证设计。根据文献综述和前文的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其次对本文实证中设计的变量来源和定义进行说明；最后从股东、董事会、经理层三个层面构建逻辑模型并对其进行阐述说明。 第 5 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本章运用 stata 软件对相关变量做了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单变量分析和逻辑回归分析。回归分析主要分为四个方面：（1）股东层面的控制权对高管腐败有什么影响？（2）从董事会层面看，董事会的监督作用能否得到有效发挥？（3）从经理层层面看，经理层拥有的控制权是否增加了企业高管发生腐败行为的可能性？（4）子样本回归。由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处于不同的制度背景，因此本文分辨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了回归分析；另外，本文根据不同的行业将企业分为保护性行业和非保护性行业，并对相应的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第 6 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本章包括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建议、可能的贡献、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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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控制权配置文献综述
控制权是一个具有丰富外延和内涵的概念。早在 1932 年，伯利和米恩斯就指出控制权是公司制度的特殊产物。他们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将其界定为控制权就是指无论是通过行使法定的权利还是施加影响，对董事会成员或大部分董事成员有实际的选择权。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由于人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交易成本的存在，特别是相关变量的第三方（尤其是法院）的不可证实性，导致契约是不完备的。Gorssman&Hart（1986）等认为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企业的控制权配置显得尤为重要。 国外关于控制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外部的控制权市场和公司内部的控制权配置两个方面。企业控制权是一个多维的、可分割的权力。企业控制权配置则主要是指将多维、可分割的控制权在企业内部进行分配组合以及各个分配层面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一般情况下，企业的控制权配置会集中在股东、董事会、管理层三个层面之间进行。而通常学者们在对控制权配置进行研究时，大多都集中在这三个层面。朱羿锟（2001）、朱海英（2014）、王季（2009）等人都从股东、董事会、经理层三个层面出发，对企业控制权配置进行了相关研究。许楠（2013）从第一大股东控制权、董事会结构、高管持股等方面分析和揭示了宣告股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控制权配置现状，并研究了控制权配置对股权激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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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腐败研究综述
笔者通过阅读整理国外与腐败相关的文献发现，国外对于腐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腐败发生的原因以及腐败的后果和影响两个方面。近年来，许多学者对腐败的成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很多学者研究发现，腐败与政府干预密切相关。当存在政府管制时，团体或个人为了获得利益，就会向政府官员行贿（Gao，Yongqiang，2011）。Collins 等（2009）通过对企业高管的问卷调查表明，政府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干预得越多，政府官员与企业高管的关系越紧密，腐败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按照寻租理论对腐败的分析，腐败行为的根源是租金。贸易限制、政府补贴、价格控制等政府干预行为都是腐败租金的来源。例如，当国家对某种出口产品进行限制时，企业为了获得出口许可证就会贿赂相关政府官员。Elliot（1997）和 Ades、Di Tella（1994）分别通过研究 98 个国家和 32 个国家的腐败状况时发现一个国家的贸易开放程度与腐败水平成反比，即贸易越开放，腐败水平越低。Warner（1995）通过研究发现，一个国家开放贸易的时间越早，其腐败程度越低。部分学者（Clements，Hugouneng，Schwartz，1995，Ades and Di Tella，1995）通过研究还发现政府补贴（如制造业的补贴）也会严重影响到腐败的程度。薪酬管制也是一直以来学者们研究的一个方向。很多国家（包括我国）都对政府官员或企业高管的薪酬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相对于企业而言，行政部门工资过低，同时又手握权力，有更大的寻租空间。因此，他们便会利用手中的权利收取贿赂。Haque 和 Sahay（1996）通过研究政府行政人员的工资水平和腐败的数据后发现，政府行政人员工资与腐败指数呈负相关关系，即工资水平越高，腐败指数越低。Assar Lindbeck（1998）通过研究瑞典政府人员的工资水平和腐败状况后，认为，瑞典之所以腐败程度很低，部分是因为瑞典自 20 世纪初以来，政府高官的工资收入是普通非政府人员工资的 10 多倍。但是由于个人道德水平和心理因素等，不管工资收入有多高，收受贿赂等腐败行为还是避免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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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相关理论基础...... 16
第一节 控制权配置相关内涵界定...... 16
第二节 高管腐败相关内涵界定.......... 17
第三节 高管腐败的类型和特征.......... 20
第四节 高管腐败的诱发机理分析...... 24
第四章 研究假设与实证设计............ 27
第一节 研究假设....... 27
第二节 实证设计....... 29
第五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33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 33
第二节 相关性分析............ 34 #p#分页标题#e#
第三节 逻辑回归....... 36
第四节 子样本回归............ 37
第五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
针对上述变量，本文进行了基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重点考察了各个变量的均值、方差、最小、最大值、以及 25、50、75 百分位点上的值。本文选取的数据中总共包含 360 条观测值。首先观察被解释变量 corrupt 的统计量，我们发现企业高管腐败的均值为 0.4 左右，说明选取的企业样本中，在该年度发生高管腐败案件的观测值占到了 40%，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企业由于股权的高度集中和所有者缺位所带来的负面问题。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高管权力强度（pow）这一变量，其均值为 0.347，标准差仅为 0.236，稍小于均值。这说明企业高管权力过度膨胀的问题亦较为严重，如何通过各方面的监督对其进行制约，亦是本文分析的衷心。 首先我们关注股东层面上的变量。Largest 的均值为 0.411，标准差为 0.165，说明在我国企业中大股东的平均持股比例为 41.1%，且趋势非常集中，这也直观地翻译了当前企业股权的高度集中的特点。我国企业制度中关于大股东的定义为任何人士拥有股本的在 10﹪或以上的权益，大股东是公司存在的基础，是公司的核心要素，故我们对此应当特别重视。 董事会层面上的指标亦呈现出一致的特点，这或许与我国目前的企业制度有关。Sdr的均值为0.291，故可知在控股股东单位任职的董事比例的均值为29.1%，即平均有 29.1%的董事在控股股东的单位里担任职务。进一步的，我们发现在经理层任职的董事比例平均为 24%（mdr 的均值为 24%）。与上述 29.1%相对比，我们发现一般而言董事的职位通常为经理层。最后，我们发现indr的均值为36.2%，其标准差十分小，仅为 0.067，这说明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全部董事的比例平均为 1/3 左右，且变异十分微小，这或许与《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有关，其中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独立董事。并且我们发现，几近所有企业都按照最低标准聘任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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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针对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频频发生高管腐败现象，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结合的方法，从企业控制权配置的角度出发，手工搜集了 142 家上市公司腐败样本，并且为每家公司搜集了 1~2 个配对样本，总计 360 个样本，运用逻辑回归方法从股东、董事会、经理层三个层面对以下三个 3 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是否与高管腐败负相关？（2）董事会的各个因素与高管腐败存在什么样的关系？（3）管理层权力强度是否会严重影响企业高管腐败行为？ 本文研究发现：（1）在不区分产权性质的情况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管腐败显著负相关，这说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高管发生腐败的可能性越小。一般来说，当股东拥有公司控制权时，大股东持有的股权比例越高就越有动力去经营公司，对管理层的监管力度越强。（2）从董事会层面来说，董事会人数与高管腐败显著正相关，这是因为董事会规模过大反而会引发“搭便车”现象，导致董事会的功能不能得到有效发挥。独董比例与高管腐败正相关，这在某种程度上对当前的独立董事制度提出了质疑。在我国，独立董事往往由企业自行选任，因此独立董事为了能长时间连任，会对高管的腐败行为听之任之，甚至助纣为虐；大股东控制的董事席位比例与高管腐败负相关，大股东控制的董事会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大股东保护自己的利益；经理层控制的董事席位比例与高管腐败正相关。经理层任职董事会，强化了经理层的权利，企业更容易发生高管腐败的现象。（3）从经理层层面看，管理层权力越大，越有可能发生腐败行为。 另外，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后发现，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有很大的不同。国有企业存在所有者缺位的现象，因此依靠公共的约束往往会造成搭便车的效果，没有人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对高管进行监督，这反而为高管腐败提供了便利。与国有企业不同的是，非国有企业在制约高管腐败上体现出较强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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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