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绪论
1.1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993年6月28日，深市上市公司银基发展进行董事长及总经理的变更拉开了我国董事长变更的序幕，随后董事长变更不断涌现。随着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深入，部分学者将研究思路转向了对公司业绩与公司高管变更的公司治理机制的研究。我国最早的关于高管变更的研究为龚玉池(2001)，他通过Logit回归，分析得出高管层的更换并没有显著改善公司业绩。随后一大批学者对此进行进一步研究，他们深入分析了公司业绩对高管变更的影响程度，公司业绩是否为高管变更的核心原因，同时又深入探寻高管变更是否引发了公司业绩的提升。这些研究无疑推进了对我国公司治理机制与公司治理结构的不断健全与完善。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强调，不断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项重要任务。在国有企业的董事长职位选聘与考核中，努力摆脱过去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不作为思想，摒除“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恶劣现象，着力建立起“能者上，庸者下”的人事管理思想，通过优胜劣汰的考核方式，力求源源不断地引入具有优秀企业家才能、拥有丰富管理经验的高素质人才作为董事长，带领企业做大做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经济改革方面的议题占据了重要篇幅。三中全会作出明确指示，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现阶段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又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与此同时，国务院批转了《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在现阶段改革的总体要求中着重提出了 “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同时，李克强总理也曾在许多重要场合提出，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由于在以往的改革中往往存在地方政府往往过分千预市场、从而不能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情况，对此李克强总理曾经说过，“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合理厘清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干预边界，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治理结构的不断改善，以及实施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府干预行为至关重要。简政放权这一中国政府的新举措标志着“大政府”管理模式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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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问题、方法与内容
通过以上的研宄背景的回顾，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引入公司治理的时间相较西方国家较晚，以公司治理为专题的相关学术研宄也兴起较晚。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化与改革，公司治理机制等的研宄也不断的健全，国家也在不断引导与规制公司的治理思想与机制，更好地扮演政府的应尽职能。但是，在这条国有企业的改革之路上，我们不禁想要提出两个问题：我们真正做到遵循市场规律办事并未过度干预，将管理企业能力较差导致企业业绩下滑的董事长予以免职处分了吗？作为职能部门的政府，真的践行努力推进市场化进程，让国有企业都到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更好地按规律办事了吗？诚然，我国政府不断强调引入高素质人才，不断健全公司治理结构，让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然而，由于国有企业的股权性质的特殊性，往往存在董事长任命由政府直接指派等问题，这种情况使得董事长的选聘与职业经理人市场脱节，没有得到经理人市场的有效调节。除此之外，董事长具有企业的行政职位同时又具有政府部门的相应职务，在企业经营业绩存在下滑改善无力或无法达到预期目标时，由于政府背景等相关政治因素，在考核董事长个人业绩时，作为市场调节的经济因素很有可能被忽略，即公司业绩很有可能不再是董事长业绩的第一考量要素，这将使得“不称职”的董事长并没有受到免职的威胁，经济规律没有得以发挥，最终会削减国有资产的价值，损害国家利益。因而，国有企业董事长的选聘制度的实施有效性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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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2.1概念界定
在公司的治理结构中，董事长属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称为高管，是指掌握公司的实际经营权与控制权，并且对公司的业绩负责的公司内部高层管理人员，同时也是“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重要代理方之一。在国外的文献中，学者通常将公司高管人员定义为公司的总裁、首席执行官，即CEO或董事会主席等拥有其中任一头衔的职业经理人。然而在我国由于体制背景的不同，高管人员这一概念不同于国外文献，被赋予了其他含义。在传统的公司体制中，公司的高管人员指的是公司总经理或者厂长。在现代的公司体制中，按照我国现行《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的高管人员指的是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以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其他高管人员。中国证监会要求从2000年开始上市公司需要对公司高管变更的原因进行详细地披露。段毅才(1994)认为，仅从高管变更这一视角出发，目前国内的学者对于高管人员的界定这一问题，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董事长是公司实际经营权的绝对拥有者，因而从实质上看，董事长是公司的高管人员。而经理只是公司管理的参与者。由于公司股东与董事会之间所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董事会接受股东大会的委托对公司的资产进行经营管理，董事长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董事会只是将一部分公司经营权委托给了交由总经理进行管理。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由董事长领导的董事会才是公司的实际经营者，董事长才是公司真正意义上的高级管理者，而经理层仅是公司管理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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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部分主要分为从公司业绩与高管变更关系和市场化程度对二者关系影响两部分，分别进行回顾。公司业绩是导致高管变更的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公司业绩的度量方法可以按照度量角度的不同，分为以市场指标度量业绩的方法与。Yen和Leon ShihWei(2002)认为公司业绩不论釆用以市场指标度量业绩的方法还是釆用以会计指标度量业绩的方法进行度量，其结果均表明公司业绩与高管强制性变更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从市场指标度量业绩的角度出发，Coughlan, A.,Schmidt, R. (1985)、Warner, J., Watts, R., Wruck, K. (1988)和 Weisbadi, M.(1988)均认为股价的波动可以反映公司管理层的经营能力与经营成果，股东可以利用资本市场上的股价波动对公司业绩及高管的努力程度进行评价，因而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与经理人市场中，股东回报与高管变更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业绩较差的高管不能为股东带来期财富的增加，更容易被公司所更换。然而，一些学者同样指出，市场业绩指标由于易受噪音干扰等存在局限性，其效用弱于以会计指标度量业绩的方法。Engel(2003)通过理论模型的构建，推导出当存在多种业绩度量指标的情形下，最有效的契约应该更多地建立在能够更为精确与敏感地体现代理人努力程度的业绩度量指标，并且依靠以股价等市场业绩度量的方法其有效性要弱于以会计指标度量业绩的方法。Gilson, M.(2003)和DeFond，M.,Hung,M.(2004)认为，在新兴市场中，以会计指标度量业绩的方法相比于以股价等市场业绩度量的方法更能反映公司业绩与管理者的努力程度。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并不成熟，经济正处于转轨时期，股市仍受到强烈的投机行为的干扰，受到噪音影响，在我国用股东回报等市场指标很难反映公司业绩与高管的努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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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17
3.1委托代理理论........17
3.2研究假设........19
4实证研宄设计........23
4.1变量选取........23
4.1.1董事长变更变量........23
4.1.2主要解释变量........23
4.2觀设计........25
4.3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26
5实证检验........28
5.1描述性统计分析........28
5.2相关性分析........32
5.3 Logistic 回归分析........32
5.4稳健性检验........38
5实证检验
5.1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上文篩选后结果进行统计，发现2007?2009三年间，共发生董事长变更429次，详见表4。其中，2007年为152次，2008年为141次，2009年为136次。按照董事长变动次数分别占当期样本总量的比值进行计算，2007年占比13.18%，2008年占比11.28%，2009年占比10.15%。通过以上统计，发现自2007至2009年三年来，除去离职退休等正常变动原因以及公司在一年内发生多次变动的情况，董事长变动的次数略有下降，但其占总体比例较为稳定，大约在11%左右。尽管如此，我国董事长变动的比率相较西方发达国家的变动比率相对较高。董事长作为公司的高层领导者，其变动很可能会使市场对公司未来表现失去信心，因而我们有必要关注这些变动的必要性，以及变动的根本原因。国泰安数据库将董事长变动的原因分为以下12类，并用相应数字代表：1.工作调动；2.退休；3.任期届满；4.控股权变动；5.辞职；6.解聘；7.健康原因；8.个人原因；9.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10.涉案；12.结束代理；99.其他。#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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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以2007至200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宄样本，核心针对国有企业公司业绩与董事长变更进行分析，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我国上市公司中，企业业绩与董事长变更存在负相关关系，企业业绩较差时会引发董事长的变更。较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业绩与高管变更的这种负相关关系相对较弱。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国有企业业绩与高管变更的负相关关系越强。政府干预越强的地区，国有企业业绩与高管变更的负相关关系较弱。产品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地区，国有企业业绩与高管变更的负相关关系也会更强。通过研宄得出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面临经营业绩不佳时，董事长更换概率较低。这说明，在国有企业中存在着许多除经营管理之外的其他考量因素，这些因素往往在公司存在问题需要改革时阻碍公司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使得公司治理机制效率降低。因而，在国有企业内部应该出台相应的制衡机制，例如在考察董事长业绩时降低其政治因素的占比，更多地将经营管理因素比重加大；加强公司监管机制，对于一些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治理行为及时提出，不断完善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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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