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茨与齐默尔曼的《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评析
摘要：瓦茨与齐默尔曼的《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Towards aPositive Theoryofthe Determination ofAccounting Standards,以下简称《理论》)于1978年发表,并与次年发表的《会计理论的供给与需求》连续两次获美国注册会计师会计文献杰出贡献奖;2004年,瓦茨与齐默尔曼凭《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一文获得美国会计学会的会计文献开创贡献奖(American AccountingAssociation Sem-inal Contribution tothe AccountingLiterature Award),该奖是会计领域最权威的学术成就奖。迄今仅有四篇论文的作者荣此桂冠。
关键词：会计准则 注册会计师 会计文献
一、作者简况及本文献诞生的背景瓦茨是著名会计学家、会计教育家,罗切斯特大学威廉•E•西蒙工商管理研究生院教授。1966年,瓦茨毕业于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wcastle)并获得学士学位,1968年与1971年在芝加哥大学分别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曾任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商业系主任,罗切斯特大学教员委员会副主席,西蒙商学院院长遴选委员会主席,金融研究与政策项目主任、院长顾问,《会计与经济学杂志》等著名学术期刊的编委。瓦茨曾受聘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和厦门大学的兼职教授。齐默尔曼是著名会计学家,美国会计学会重要成员,罗切斯特大学威廉•E•西蒙工商管理研究生院教授。197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曾任西蒙商学院副院长,《会计与经济学杂志》等著名学术期刊的编委。齐默尔曼曾是香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访问学者。齐默尔曼的研究和教学领域主要集中于财务和管理会计等方面,因其独到的见解与高质量的理论价值而多次获奖。自从美国会计准则开始制定之后,就在许多团体之间造成了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些团体包括联邦政府的代理机构(著名的有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财政部),州管制委员会,公众会计师,半公众会计准则制定委员会(CAP、APB和FASB)以及公司管理层。由于会计准则会对这些团体造成影响,这些团体也一直在努力去影响会计准则的制定。瓦茨和齐默尔曼认为管理层在决定会计准则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拟通过分析会计准则在企业管理中所产生的成本和利益,扩展最初的成果,从而有助于理解管理层反对或支持各种会计准则的动机。1974年,FASB发布了讨论备忘录“报告一般价格水平变化在财务报表中的影响”(简称GPLA)并举行了公众听证会,恳求公众进行评论并给出意见书。作者以此为契机,提出理论假设,建立预测模型,并通过FASB进行反馈意见对公司的数据进行检验。
二、《理论》的基本结构文章开篇就鲜明提出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这种理论有助于理解“民间”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所承受的压力来源,有助于理解各种团体花费资源来努力影响会计准则制定的程序的原因。与以往研究不同,文章认为管理层利益与股东利益的非一致性是研究会计准则制定实证理论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管理层在决定会计准则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而构建出管理层对准则制定游说的理论模型假设,并以1974年FASB“一般物价水平调整”准则的企业意见反馈为例,进行理论测试和判别式分析来验证该假设,得出管理层对GPLA投票行为最重要的单个因素是公司规模(在控制盈余变化方向之后);其他条件相同时,规模较大的公司更可能赞成GPLA(如果盈余下降)。由此验证了所构建管理层对准则制定游说理论假设的显著性和适用性。文章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
文章共分六大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影响管理层对准则态度的因素;第二部分分析影响管理层财富的因素;第三部分指出各群体根据会计准则变化进行调整的动机;第四部分构建管理层对会计准则游说的一个实证理论;第五部分进行经验测试;第六部分为总结与结论。从行文的逻辑顺序看,每一部分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体现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证方法与会计理论及实践研究的完美结合。
三、《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决定会计准则制定的契约观《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契约理念,这一概念直接引自詹森和梅克林于1976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理论:经济人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而詹森等在这一论文中的想法,又源自科斯于1936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及后来的制度经济学派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转引许家林,2004)。文章在引言段和第一部分按照契约观的思路,假设管理层将基于自身利益对会计准则进行游说,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在此,管理层效用是未来期间(或财富)的预期薪酬的正函数,是未来薪酬(或财富)离差的负函数。然后提出问题:会计准则怎样影响管理层的财富。作者认为,管理层从公司获得的全部薪酬包括工资、激励薪酬(现金红利和股票或股票期权)以及非货币收入,包括额外的补贴。由于会计准则在非货币收入层次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可将其排除在外,而集中在前两种形式的薪酬上。因此,会计准则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增加管理层财富:通过提升股价(如股票和股票期权更有价值)和通过提高激励性现金红利。会计准则的选择既能直接改变薪酬激励的条款增加管理层财富,也间接地受到税收、管制(如果公司受到管制的话)、政治成本、信息生产成本的影响,并以增加现金流或股价的方式提高管理层财富。这种契约观的视角有助于从更深层面理解管理层支持或反对各种会计准则的态度。
(二)严谨缜密的理论铺垫文章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在整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影响管理层财富的各种因素和企业各利益群体根据准则变化进行调整的动机。影响管理层财富的因素包括税收、管制、政治成本、信息生产成本,管理层薪酬计划等。税收对财务会计准则的间接关系来自于Zeff(1972)和Moonitz(1974)的前期成果;管制的存在使得公共事业单位的收费由会计成本而非市场决定,若会计准则变化可能导致其收费(以及现金流)上升(暂时或永久),公共事业单位就有动机支持这一变化。同样,他们也有动机反对降低其收费的会计准则变化。政治成本主要取决于公司规模(Siegfried,1975),大企业的政治敏感性和所承受的财富转移额均大于小企业。由于政府和公众将高报利润和垄断租金联系起来,为避免“高”利润带来的关注,大企业往往通过发起社会责任运动、进行政府游说以及选择会计程序来减少报告收益;对公司而言,会计程序的变化并非没有成本。增加披露要求或者要求公司改变会计方法的会计准则变化,会增加公司的记账成本(包括为了薪酬额外培训而引起的会计师薪水的增加);管理层薪酬往往取决于会计收益为基础的激励(红利)收益(Conference Board,1974))和股价。在既定条件下,导致公司收益增加的会计准则的变化,会带来更大的激励收益。但是,这会减少公司的现金流,并且会导致股价下跌。作者认为,当管理层的税后激励收益的现值大于其所持股票的下跌值,且股东和非经理董事并不反对这一会计准则的变化时,就预期管理层会支持这一会计准则的变化。
需要说明的是,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政治成本、管制和税收效应若要真正起到作用,立足于一个严格而重要的假设,即政客和官员对会计准则变化调整的非充分性。因为个体(无论是股东,非管理董事,或者政客)是否对会计准则变化调整公司的会计数据,取决于其进行调整的边际成本不超过边际利益。在存在权益要求权的有效资本市场的条件下,股东和非管理董事根据会计准则的变化来调整薪酬方案的利益能直接实现。但对政客和官员而言,却缺少一个可以资本化对投资者未来现金流影响的资本市场,结果就是其针对会计准则的变化做出较少的调整。因此,鉴于政客和管理者比股东、非管理董事和其他资本市场参与者具有更高的边际调整成本,作者预测经营者从税收、管理和政治的角度考虑,受管制大企业选择能报告较低盈余(由此会增加现金流、公司价值和他们的财富)的会计准则比选择报告较高盈余的会计准则的动机要强。瓦茨和齐默尔曼专门用一章“企业各利益群体根据会计准则进行调整的动机”对这重要前提进行详细阐述,足见其严谨缜密的学术态度。
(三)精彩绝伦的模型构建瓦茨和齐默尔曼构建了一个精彩绝伦的管理层对会计准则游说模型,从而为后面的实证检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一项被提议的会计准则而言,管理层只有在预期现值大于零(即游说收益大于游说成本)时才会进行游说。准则变化导致盈余下降时管理层对FASB意见反馈的模型如图2所示。图2的
图2的曲线GB表明,只考虑税收、管制、政治成本和管理层薪酬计划的条件下,被提议会计准则对管理层预期现值与公司规模之间的函数关系。对于并不受到太大政治压力的小公司而言(规模在E点以下),经理人有动机反对所提议的准则。但超过E点,由于新准则而导致报告较低盈余的政治、管制以及税收利益就被认为能超过激励薪酬因素,管理层会倾向于支持所提议的准则。曲线IC表明,随着公司规模的增大,公司会计系统的复杂性和容量也将上升,造成了更多的信息生产成本。预期现值曲线GB与以及额外的信息成本IC之差,形成了净利益曲线NB。如果公司规模在区域0到B之间,那么净利益曲线NB就是负值,公司就会向FASB做出反对的意见反馈。在公司做出意见反馈之前,管理层将对FASB将采用准则的可能性以及如果公司做出反对意见反馈的情况下FASB采用准则的可能性仔细评估,以衡量是否反馈意见的价值增量。由此导致新的净利益曲线的预期现值ENB。#p#分页标题#e#
例如,如果准则被采用的话,公司就会产生负的净利益现值100000美元。那么准则被采用的可能性是0.6。如果公司对FASB发表反对的意见反馈,这个可能性降到了0.59,那么,进行意见反馈的利益的预期净现值就是正的1000美元。如果准则被采用,规模在B点以上的公司就会面临正的净利益。管理层会考虑对FASB支持该准则,从而增加了准则被采用的可能性。因此,预期净利益曲线在B点之外也是正的,因为它是在正的净利益和做出有利意见反馈情况下FASB采纳可能性的正的变化时的结果。如果意见反馈成本是CS美元,包含最初的经理时间机会成本,那么既定意见反馈成本下意见反馈的总预期净利益就是ENB曲线向下垂直移动CS,即ENB-CS曲线。如果ENB-CS是正的话,公司就会发表反对的意见。这种情况发生在反对意见的DA区域,以及赞成意见情况下的C点之外。在O和D之间,以及A和C之间没有意见反馈发生。图3表示准则变化导致盈余上升时管理层对FASB意见反馈
的模型。这种情况与图2相似,它预期对小公司而言,只有在管理层薪酬计划被认为超过税收、政治以及管制因素的影响时,总利益才是正的。规模在E’点以上,总利益就是负的,因为对那些公司而言,收益增加被认为会增加政府干涉(政治成本),提高未来税收支付,并且导致公共事业单位委员会减少公司收入(如果该公司受到管制的话)。净利益曲线再次成为GB(总利益)和IC(信息成本)的代数和,而且意见反馈的期望净利益减去意见反馈成本,即ENB-CS,与横轴相交在A’点。相应地,资产规模在OA’之间的公司没有做出意见反馈,规模超过A’的公司做出了反对的意见反馈。当综合考虑两个图的含义时发现:因所提议会计准则导致收益减少大公司(图2中规模大于C)就会做出赞成的意见反馈,如果收益增加的话,就会做出反对的意见反馈。小公司(图2中规模小于C,图3中规模小于A')不发表反馈意见或发表反对意见。如此简单一个的结论,背后竟蕴涵着深厚的理论内涵,这种大家的思维的确值得学习与借鉴。作者也指出,虽然图2和图3反映了会计准则的成本与利益随公司规模而变化的一般趋势,对此关系也有例外的情况。主要是忽略了相关变量,如经营盈余行业的政治敏感性的影响。(四)巧妙适宜的经验测试瓦茨和齐默尔曼巧妙地以1974年对FASB的“一般物价水平调整准则”讨论备忘录提交意见反馈的单位与公众公司为样本来检验上述实证理论,财务数据从COMPUSTA磁盘和穆迪手册中获取,管理层薪酬计划数据来源于问卷调查、代理人声明书(proxystatement)、年报等。
GPLA对公司报告盈利的主要影响表现在折旧和净货币性资产的损益上。在通货膨胀时期,按GPLA调整的折旧大于按历史成本计提的折旧,从而减少盈利。净货币性资产是货币性资产(即名义价值固定、不会随通货膨胀上升的的资产,如定额存款)与货币性负债之间的差额。如果通货膨胀时期净货币性资产为正,公司将报告净货币性资产的损失。因此,瓦茨和齐默尔曼借鉴先前Davidson,Weil以及Davidson,Stickney,Weil的前期关于GPLA的调整程序,用未调整的折旧和净货币性资产作为GPLA的替代变量,来估计所报告的企业因GPLA导致收益变化的方向。按照理论模型,作者假设:因GPLA准则而导致盈余增加的企业将反对该准则,而不论其规模大小;因GPLA准则而导致盈余下降的企业是否赞同该准则,取决于其在临界点资产规模C。从理论检验(主要是简单的描述性统计)的结果看:因GPLA准则而导致盈余减少的26家企业中有8家赞成,18家反对。且8家赞成的企业都是大企业,18家反对都是小企业。为检验8家赞成票的大企业与18家反对的小企业具有同样规模的零假设,作者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结果显示可在0.001水平拒绝零假设;因GPLA准则而导致盈余增加或没有改变的8家企业中1家赞成,7家反对。这样,基本符合管理层对会计准则游说模型中所作的预测,并证实了企业规模与管理层对GPLA态度的相关性。由于上述检验是基于盈余变动的方向而非根据变动值进行的,作者接着又进行了判别式分析。判别式函数如下:pi=α1+α2DEPiMKTVLi+α2NMAiMKTVLi+α3(SALESi)CHGi+α4(SALESiTSALESi)CHGi+α5MCOMPi+α6REGi其中:pi是当第i个支持GPLA,pi为反对GPLA的企业数占总企业数的比率,当第i个反对GPLA时,pi为支持GPLA的企业数占总企业数的比率;MKTVLi是第i个企业权益的市场价值(发行在外普通股数量×平均每股价格);REGi表示当企业i受管制时为1,否则为0,为管制程度的替代变量;MCOMPi表示当企业有管理层薪酬计划时为1,否则为0,为管理层薪酬计划影响的替代变量;DEPi是1973年第i个企业未调整的折旧费用;NMAi是1973年第i个企业的净货币性资产;CHGi是当一般物价水平调整收益低于未调整收益时且企业受管制时为1,一般物价水平调整收益高于未调整收益时为-1,否则为0;SALESi是第i个企业的销售收入;TSALESi是具有SIC代码的全部数据库企业的总销售收入;SALESiTSALESi是市场份额的替代变量;NMAMKTVA和DEPMKTVL度量了税收的影响系数。(SALES)CHG和(SALESTSALES)CHG是政治成本的替代变量。常数项在控制其他因素后揭示出信息生产成本的部分影响。通过对上述变量变换组合所构建七组模型的检验中,估计判别式函数与理论检验相一致。所有的判别式函数都显著,尤以企业规模为甚。事实上,企业规模解释了投票行为中已解释变量的超过一半以上。这些结论与Davidson和Weil研究中的结论一致。判别式函数显示政治成本因素较之税收因素更为影响管理层的态度。
(五)富于启迪的研究结论瓦茨和齐默尔曼最后得出结论:影响管理层对GPLA意见的最重要的单个因素是公司规模,公司规模与政府干预(政治成本)正相关,准则制定机构面临巨大游说压力,政治活动影响企业管理层选择会计政策。这些试验性的结论对在一个混合经济中制定财务会计准则有着重要的含义。作者指出,“只要财务会计准则对公司未来现金流具有潜在的影响,诸如APB、FASB或SEC等机构的准则制定就会遇到公司的游说。CAP和APB不能够抵挡这种压力。FASB的前任主席也对政治游说进行了抱怨,而且FASB被迫推迟了受到争议的GPLA准则。直到最近,SEC才避免了直接涉入会计准则制定中。人们可以假设,这只是为了他们的自身利益。通过让AICPA成为替罪羊,SEC保持了其对美国国会和公众的‘可信性’”。
三、《理论》对西方会计科学理论发展的影响
(一)对前期会计科学理论的评析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首创了新的经济科学—实证经济学,将实证主义思想和方法运用到经济领域。受弗里德曼及其他实证经济学家的影响,西方会计学者也开始借鉴实证的研究方法。鲍尔(RayBall)与布朗(Philip Brown)的“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研究评价”、比弗(William H.Beaver)的“年度收益报告的信息含量”,正式在会计界提出了一个与原有的会计理论研究截然不同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和论证手段,从而产生了新的研究流派———实证会计研究。此时的实证会计侧重于研究会计信息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研究者把有效市场假说视为既定,认为盈利和反映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变量的其他会计数据可向资本市场传递信息,从实证方面检验了会计信息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实证会计研究方法中派生出一种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实证法,这种研究方法注重对不同企业和行业的会计惯例和会计政策选择的差异进行解释,而不是强调会计在提供计价信息中的作用。以詹森(Jensen)、瓦茨和齐默尔曼为代表的罗切斯特学派在倡导这种实证研究方法方面,发表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文章,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会计界的开始接受实证会计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76年詹森教授在斯坦福大学商学研究生院举办的“1976斯坦福会计”会上发表了《罗切斯特学派宣言》,同年发表《关于会计研究现状和会计管制的思考》一文,文章指出传统的会计研究几乎完全致力于回答含有“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对会计实务几乎不产生实质性的作用。
用实证会计理论则可以解释为什么会计具有目前的状态,为什么会计师从事他们目前的工作,会计实质对人们和社会贯源的应用产生了何种影响。此后,瓦茨和齐默尔曼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不仅重申了詹森的基本观点,而且提出了新的看法。他们认为,传统会计研究之所以对现行会计实务和会计准则的制定不能产生实质性的直接影响,其关键原因就在于缺乏有效的研究方法和缺乏事实证据。传统会计理论在方法上表现出的种种欠缺和薄弱,致使会计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相邻学科。如果要从规范会计理论中得出真正有助于会计实务发展和完善的规定,就需要建立实证会计理论。
(二)对其后会计科学理论发展的影响《理论》的贡献在于:通过验证管理层游说会计准则的模型,揭示了会计实务中管制的经验证据,正式检验了政治成本假设的存在,是最早对单一会计政策选择进行实证分析的经典论文之一。文章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在会计界引起了激烈的大讨论,极大地推动了实证会计的快速发展。McKee(1984)在扩展《理论》一文中的样本和修正相关偏误后,对该文的显著性和解释力提出置疑。Zmijewski and Hagerman(1981)则突破只调查管理层对单一会计政策的选择,从企业存货政策、折旧政策、投资减免税政策、退休金成本的摊销期限等会计政策组合的方面,综合检验了分红计划、负债与权益比率和规模假设,得出管理层可能选择不同的会计程序来获得当期最佳的盈利额,当然,更有学者将瓦茨和齐默尔曼倡导的实证会计研究等同于哲学上的逻辑实证主义(Christenson,1983)。一时间,围绕实证会计的探讨和争论的现象呈愈演愈烈之势。瓦茨和齐默尔曼认为,实证源自实证经济学,用实证作为对所从事的研究其立意是区别于传统的规范会计研究;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是实证会计研究的宗旨和出发点;会计选择是实证会计研究的重心。如果说1968年鲍尔和布朗的《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性评价》一文标志着实证会计研究初露端倪,20世纪70年代中期詹森的《关于会计师研究现状及会计管制的评论》一文视为是向实证会计研究挑战的宣言的话(杜兴强,2000),那么,瓦茨和齐默尔曼这篇《理论》则成为实施会计研究开始与规范会计研究分庭抗礼的标志性“檄文”之一。#p#分页标题#e#
之后,瓦茨和齐默尔曼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出版,更推动了西方传统实证会计三大假设(分红计划假设、债务契约假设、政治成本假设)的发展与成熟(斯科特,2006),实证会计研究方法逐步成为会计学术研究的主流。四、《理论》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发展的启示与展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与发展为会计制度与会计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使实证会计研究逐步获得学术界的认可并得到快速发展。蔡祥、李志文、张为国(2003)分别从“会计信息的编报”和“会计信息的使用和评价”两个角度对中国的实证会计研究进行了精彩的述评,系统分析了主要文献的发现和潜在的改进之处,并指出各领域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具体在我国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证研究方面,前期的研究成果表明,西方传统实证会计研究的三大假设没有获得充分支持,我国的主要发现集中在三个领域:其一,会计规范选择与会计国际协调。
B股和H股公司在同时面向境内和境外投资者发布财务报告时采用了不同的会计准则,为对我国会计准则选择效果的实证分析提供了绝佳的研究机会;其二,会计规范选择与利益相关者参与。吴联生(2004)在对利益相关者就他们对会计规则经济后果性的认识水平、对会计规则制定的关心程度、参与会计规则制定的愿望、是否曾经参与了会计规则的制定、对举行听证会的赞成程度以及他们准备参与听证会的程度六个方面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利益相关者对会计规则经济后果性的认识不够、在参与会计规则制定方面存在“搭便车”倾向以及缺乏合适的渠道来参与会计规则的制定,是造成利益相关者对会计规范制定参与程度不高的重要原因;其三,会计政策选择与盈余管理。蒋义宏(1998),孙铮、王跃堂(1999)等对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频率分布进行了检验,均发现在配股生命线右侧(净资产收益率大于10%附近),上市公司具有非常集中的趋势,从而说明上市公司为了达到配股要求,存在着一定的利润粉饰行为。为避免退市或受到特殊处理,或达到配股要求,成为上市公司上市之后最重要的盈余管理动机(陆建桥,1999;陈小悦、肖星、过晓燕,2000)。陈晓、李静(2001)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支持积极参与了上市公司的业绩提升行动。文章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税率远远低于33%的法定水平,享受15%实际税率的公司占了上市公司的绝大多数,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许多上市公司将失去配股资格。这一分析不仅首次把政府作为一个独特的利益主体纳入了盈余管理研究的范畴,也拓展了人们对“政治成本”的研究思路。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一项基本会计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自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实行。这既标志着我国会计规范与国际趋同过程中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新一轮的会计改革正式启动。
由于新形势下会计改革所处的市场经济环境、会计准则制定的实践基础和理论依据以及具体的会计实务都迥异于前两次会计改革(1993年会计改革———两则两制的颁布,2000年会计改革———企业会计制度的颁布),这就为会计学者带来了难得的研究契机。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环境下,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已从微观走向宏观,国与国之间或各区域化经济集团之间才是经济权益的相关者,它们之间所发生的经济权益博弈也才是根本性的(郭道扬,2006)。由会计的特性和地位、作用所决定,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权益博弈最终都必然具体体现到会计方面,博弈的最终结果也必然由会计显示出来,会计准则的决定已跨越了国界,在经济全球化下日益凸现其复杂性,如何维护一国权益并最大化会计规范对产权保护与配置的效用,有待于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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