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毕业论文哪里有？本研究通过对数字化转型、ESG和企业价值进行文献梳理，探索三者之间存在的关系，并将ESG纳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关系框架中，以2012-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非平衡动态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
1 绪论
1.4.2 创新点
（1）研究内容的创新。首先，学界对于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实证研究大多涉及企业创新、企业绩效等方面，本研究以企业价值的角度探讨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内容上具有一定新意。此外，现有研究多是从短期视角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缺乏长效机制的研究。本研究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年至2022年的样本数据，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丰富了数字化转型长效机制的研究。其次，现有研究关于ESG的影响因素研究相对匮乏。本研究将数字化转型列为影响企业ESG表现的重要内部因素，丰富了ESG内部驱动因素相关研究。
（2）研究框架的创新。将数字化转型、ESG和企业价值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价值的内在机制，并运用soble检验和boostrap检验方法对其内在机制进行了检验。内在机制的检验与分析有助于加深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复杂关系的认识。
3 概念及研究假设
3.1 概念
3.1.1 数字化转型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的主要战略方向，研究者们也更加关注数字化转型，以期望获得更高的效率。“数字化转型”的概念最早于 1997 年由国外学者 Negroponte提出，他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生产资料的数字化渗透、生产关系的数字化重构和商业活动的数字化创新。Verhoef 等（2019）将数字化转型分为三个阶段：信息化、数字化、数字化转型。第一阶段的信息化是将模拟信息转换为数字信息的过程。第二阶段的数字化是指使用数字技术来改变现有的业务流程[100]。简言之，第二阶段被定义为数字技术的利用[101]，第一阶段是第二阶段的奠定基础[102]。第三阶段数字化转型则重塑商业模式[103]。
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内涵进行了阐释。Lee （2015）认为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使用先进的数字技术来改进传统技术[104]。Gray（2017）认为数字化转型是利用数字技术应用在商业场景中，使利益相关者获得相关产品信息的经济价值创造过程，以此创造企业业绩[105]。李柏洲等（2020）则认为数字化转型不仅是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需求预测和产品设计等方式提高企业运营效率，而且深刻变革企业商业模式，定义新的竞争方式，改变传统管理方式。从跟随消费者需求到利用大数据挖掘消费者潜在需求，创造新的消费者市场；从提供产品到提供数据服务；从企业单一创造到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价值共创；从供应链的线性结构到如今的网状结构等，重塑企业价值创造的方式[106-107]。曾德麟（2021）定义数字化转型是企业依托数字技术，创造数字化产品和数字化平台，支撑数字化转型，并引发个人技能、产业商业模式以及组织的管理方式变革，因此导致的积极和消极影响[108]。尹西明（2021）定义数字化转型为长期企业战略，企业通过数字技术改善企业战略，提高在行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实现企业的长期发展[109]。
5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表5-1为本实证研究的描述性统计，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程度，均值是1.4689，最小值是0，最大值为5.2095，可以看出有部分企业仍未开始数字化转型，整体数字化水平处于中等水平，企业之间存在转型差异，样本分布与吴非描述特征基本一致[77]。中介变量ESG的均值为30.053，标准差为9.164，最小值为12.765，最大值为58.183，整体处于中等水平，说明我国国内ESG处于发展阶段，部分企业对于ESG的披露意识不强。被解释变量企业价值均值为2.2912，整体企业价值水平较低，最小值为0.8004，最大值10.901，企业之间价值水平差距较大，符合我国企业目前头部梯队与尾部梯队的现实[3]。调节变量行业竞争度均值为0.142，说明市场整体行业竞争比较激烈，最小值为0.025，最大值为0.884，说明不同行业之间竞争程度差距较大，存在部分行业市场集中度高，行业竞争程度小。控制变量结果与以往研究基本一致。最后，为了保证结果有效性，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做了方差膨胀系数检验，结果显示，各个变量的VIF均小于10，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5.2 相关性分析
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如表5-2所示，数字化转型（Indig）和企业价值（Tobinq）在1%的水平上呈现正向显著，相关系数为0.106，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初步验证了H1；数字化转型和企业ESG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204，体现了数字化转型和企业ESG表现正相关关系，初步证明企业ESG表现在数字化转型和企业价值之间的中介作用；其余变量在1%、5%和10%的水平上也显示了和核心变量之间的显著相关性。
6 结论与建议
6.2 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政府层面
第一，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贷款支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底层支撑，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建设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网络，打造数字化中心发展平台。此外，资金作为限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原因之一，政府还应鼓励金融机构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贷款支持，开通专项融资服务，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增加企业数字化转型资金
第二，完善数字化转型帮扶政策。企业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政府应制定优惠政策扶持企业数字化转型，如：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以减轻企业压力，从而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积极性。其次，不同生命周期、不同产权性质以及不同行业的企业有自身的独特性质，企业应该有针对性的制定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帮扶政策，尤其是中小企业，适当进行资源倾斜和专项资金补贴，高效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此外，企业制定的政策应具有长期性，以保持政策环境稳定性，同时新政策与旧政策也能够有效衔接，减少对企业正常运营的影响。
第三，完善监察制度，强化信息监管。政府应完善监察制度，创造公平公正的数字社会，有助于降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门槛，解决企业“不能转”的问题。同时，数据对于企业来说至关重要，数据安全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考虑的首要条件，政府应加强信息监管，有效减少企业的数据风险，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安全保障。
第四，发挥行业竞争下的战略调控作用。注重宏观行业环境的竞争方向，针对激烈竞争的行业，政府部门应制定差异化战略，积极引导企业正确的战略决策方向；积极提供财政支持，降低这类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的资源风险；发挥龙头企业的模范带头作用，传输先进的生产经验给中小企业，实现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