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毕业论文哪里有？本文利用2011-2021年我国沪深上市A股公司的数据，实证研究了融资成本对企业研发操纵的影响以及FDI对融资成本与研发操纵的调节作用，以及深入研究在地区经济制度环境不同的情况下，FDI的调节作用是否存在差异。
一、绪论
（三）创新点
首先提出了融资成本高是企业研发操纵的动机之一，在以往的研究中从企业融资约束角度出发，利用企业的规模与年龄来衡量融资约束程度与研发操纵之间的关系，本文以期末负债中财务费用所占比例衡量企业的融资成本，并从该角度研究企业研发操纵的动机，为研究研发操纵提供新的视角。其次引入FDI的金融作用讨论FDI能否在二者之间发挥调节作用。在以往研究中，学者对研发操纵的研究多数聚焦到获得更多税收优惠的政策迎合动机上，很少考虑外部融资成本压力动机。融资成本高是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在政策优惠的条件下，企业会产生为缓解自身融资压力而获取更多政策优惠的研发操纵倾向。本文引入FDI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债务契约理论结合，研究融资成本与FDI对企业研发操纵行为的影响，对抑制企业研发操纵行为提供新思路，并拓宽了FDI的金融作用。
三、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相关理论基础
较高的融资成本如何引起企业研发操纵并且FDI如何缓解这一现象，可以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债务契约假说来解释。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由于信息差异的存在，资金提供者会认为企业的创新投资项目风险较高，因此会增加资金的使用成本，企业由此产生利用信息差异进行研发费用操纵误导投资者的动机。企业的创新项目在对外寻求融资时，不可避免会因为与投资者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差异而产生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外商在投资前要对企业进行详细调查，当外资企业认为被投资单位能够给他们带来的效益超出投资效益发生的成本时，才会对企业进行投资，并且当外资决定流入后，会向外界披露投资报告，因此，FDI的流入能够发挥一定的信息传递功能以及充当利好信号，缓解了企业与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情况[47]。此外，根据Watts等提出的债务契约假说，在债务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企业与债权人之间的债务协议可能会诱导管理层做出激进的盈余管理行为，增大企业研发操纵动机。FDI可以通过给企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发挥治理效应，抑制管理层的研发操纵行为。
企业为达到认定办法门槛而进行的研发操纵行为只是增加了企业的研发投入费用，并不会给企业带来实质性的研发成果[45]，韩凤芹等（2020）发现税收优惠政策不会给有迎合行为的企业带来创新绩效的提高，并且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43]，一定程度上会损害股东权益，不利于公司的未来发展。而公司发展质量差又会导致企业借入资金的使用成本高，诱导企业操纵研发费用进行盈余管理，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如何缓解融资成本与研发操纵之间的困境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2011-2021年上市公司样本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5.1所示。从表5.1中可以看出0.5%水平下的研发操纵MRD1的均值为0.108，1%水平下的MRD2的均值为0.201，表明样本中有10%-20%的公司存在按照门槛规定操纵研发投入的研发操纵问题。企业融资成本的均值为0.005，最小值为-0.191，最大值为0.069，与王芬（2020）等[29]结果相似，说明样本中不同企业之间的融资成本差距较大，这为研究融资成本的差异与FDI和研发操纵之间的关系设立了良好的基础。FDI的均值为0.023，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469，说明样本企业吸引外资流入存在一定差异，与王芬（2020）、陆剑峰等（2020）[32]结果相似。控制变量中SOE的均值为0.292，说明样本中有29.2%为国有企业。企业的研发程度均值为4.833，最小值为0.019，最大值为28.48，说明样本中企业的研发程度差距较大，部分企业在研发项目上投入较高，说明企业对创新研发的重视程度不同。样本中的企业规模也存在一定差距，说明在市场中，部分企业会因企业规模不同而面临不同的融资难度，进而影响了融资成本以及研发操纵行为。其他控制变量统计值基本符合已有结论。
（二）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FDI与融资成本之间相关系数为负，其相关系数为-0.025且在1%水平显著，表明FDI与融资成本之间显著负相关，基本符合前文提出的假设H2，但具体关系仍要进行进一步回归检验。在多元回归分析时，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会导致难以区分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单独影响，影响了假设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导致最终的回归结果不稳建。首先，从相关系数大小来看，绝对值最大的是企业亏损（LOSS）与盈利水平（ROA）之间的相关系数（-0.657），但低于一般认为的经验值0.8，因此初步认为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其次，为进一步验证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共线性，对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进行计算，结果均小于一般的经验值10，因此可以认为本文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七、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当前国内企业普遍面临融资成本高的问题，但是企业对研发活动的参与度却成上升状态，引发了学术界的讨论。在融资困难与政策优惠并存的情况下，企业存在操控研发支出以达到政策门槛进而获得税收优惠的动机。本文利用2011-2021年我国沪深上市A股公司的数据，实证研究了融资成本对企业研发操纵的影响以及FDI对融资成本与研发操纵的调节作用，以及深入研究在地区经济制度环境不同的情况下，FDI的调节作用是否存在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
（1）除了税收优惠等政策优惠外，企业还存在迫于高债务成本下进行的研发操纵动机。在面临较高的融资成本困境下，企业存在利用研发操作以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称号的动机，以此实现政策优惠的获得以及提高企业的声誉等。
（2）FDI流入企业后发挥信号传递作用，减少了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成本，并且还能发挥溢出效应，提高企业的管理能力，从而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3）FDI的流入降低了企业的融资压力，并且通过示范效应等提高了管理层的责任意识，抑制其在债务契约压力下的操纵行为，弱化了企业融资成本与研发操纵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4）在不同的地区经济制度环境下，FDI发挥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别。在开放程度较低、知识产权保护较弱以及要素市场发育较差的地区，FDI的调节作用不再显著，不能改善企业在高融资成本下的研发操纵倾向，而在不同信任程度的环境下，FDI都能发挥出显著的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