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伦理审视财务行为
【摘要】笔者认为, 管仲作为我国古代伦理范式的最早探索者和实践者, 其“仓廪实则知礼节, 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彰显了巨大的时代魅力; 他所倡导的富国裕民、取之有道的筹资伦理, 用财审度、为之有道的分配伦理等财务伦理观为现代理财家所遵循, 成为中国财务伦理史流变中的价值坐标。
春秋战国时期, 随着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 价值领域产生了诸子纷起、百家争鸣的局面, 这一时期, 以伦理为核心的国家财务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尤以管仲的财务伦理为代表。
一、“和谐有度”“国家本位”的财务伦理理念
代写会计论文春秋末年, 围绕伦理作用、道德本源、人性与人的本质、伦理准则、道德修养等各种伦理问题, 诸子百家展开了激烈的义利之辩。与儒家“仁爱”、道家“无为”、墨家“兼爱”的伦理观不同, 管仲作为齐国法家的代表人物, 指出经济与伦理之间存在着某种适度的张力, 伦理实践必须要在一定的和谐秩序中才可能顺利实施。这种和谐状态下, 各种财务活动与财务关系都处于一种良性发展状态, 与国家的理财意图相容, 从而实现财务持续发展与快速增长, 最终有利于国富民强。齐国王霸天下, 实现政治的最高理想, 即一种“ 和谐有度”的思想。同时, 作为封建制度的追随者, 管仲的财务伦理行为以国家利益为重, 既主张富国, 也主张裕民, 他认为国家之所以要管理财务, 其目的就在于此, 故倡导通货积财以富国裕民。《管子》说:“凡治国之道, 必先富民。”国家只有拥有丰裕的财富, 有能力在物质上给人民以利益, 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戴, 为天下所归附,“国多财则远者来, 地辟举则民留处。”人民只有生活富裕, 衣食充足, 才能接受伦理教化, 顺从国家统治,“民富则易治也, 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 民富则安乡重家, 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 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是以善为国者, 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同时, 国富民富才能兵强。军事力量的强大靠经济力量的雄厚,“国富者兵强, 兵强者战胜, 战胜者地广。”可见,《管子》把富国裕民作为国家经济状况好坏、政治是否安定、社会是否和谐来看待, 他谈论财务,是由经济而言理财, 即辩证地从经济入手而分析理财, 根据本国经济条件来管理财务,然后反过来又通过理财来富裕经济, 借助理财以达到和谐的目的, 这同我们当代的财务伦理思想是趋同的。
二、“取民有度”“慎于征敛”的财务筹资伦理
管仲认为, 治国理财必须善于广开财源, 使国家富裕。在《管子》看来, 发展生产,不仅能使本国的人民安居乐业, 吸引远方的人民归顺, 而且人民的伦理道德也随着生活的改善而提高, 国家也强盛, 容易治理。既然民富是国富的基础, 国富主要靠人民生产, 那么, 向人民征敛就要慎重, 要考虑人民的负担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 保护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不能竭泽而渔, 破坏财源。为此, 管仲对国家征敛赋税作出了具体的规定。#p#分页标题#e#
( 一) 筹资的明确性, 即让人民预先知道征收多少。春秋战国时期, 各国为了争霸, 需要大量的财物, 而影响征收的关键在于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管仲说:“不告之以时, 而民不知, 不道之以事, 而民不为。与之贫货, 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 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 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即预先让人民知道赋税在产品中的比重是适宜的, 人民就会努力生产, 即使不加督促, 全家老幼也不怠慢。
( 二) 筹资的薄征性, 即轻徭薄赋。国利与民利的关系, 处理得当能调动积极性, 反之, 则挫伤人民的预期。管仲指出:“薄税敛, 毋苟于民。”强调赋税征敛要轻, 不要随便聚敛, 赋税过重会影响社会再生产。他要求商税“征于关者勿征于市, 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赋税过重会引起人民对国家的不满, 他认为财富的生产受天时和人力的限制, 多征会引起动乱, 因为“取之无度, 用之不止, 国虽大必危。”
( 三) 筹资的公平性, 即主张区别对待,按负担能力征敛。税赋与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管子》说:“巨家美修其宫室者, 服重租, 小家为室庐者, 服小租。”即是说, 富户建造华丽房屋的负担重税, 小户盖茅草小屋的负担轻税。土地税则根据纳税人土地的多少和土质的好坏确定征收量, 即“相切而衰征”, 不搞一刀切。
三、“用财审度”“效能为上”的财务投资伦理
投资是财务活动的重要环节, 管仲认为, 为国理财者, 不仅要善于生财、聚财, 而且要善于用财, 审度量, 为之有道。“百事治则百用节矣, 是故事者生于虑, 成于务。⋯⋯为之有道。”即通过周密的考虑, 可以把事情办成而花费少。用财不当, 造成浪费, 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因而, 统治者必须慎于用财, 不能随心所欲。
( 一) 量力而行, 去玩奉本。管仲主张用财应量力而行, 注意有所积累,“量民力则事无不浅”“非有积蓄, 不可以用人, 非有积财, 无以劝下。”他强调要处理好筹资和投资的关系, 做到国家用度虽多而财物充足,因有积累而不乏取给。要求减少享乐的开支, 用于发展生产, 开辟财源, 从而保障资财丰实。
( 二) 俭不伤事, 讲求效益。管仲强调用财要注重实效。“不作无补之功, 不为无益之事。”同时指出, 过分节俭, 该办的事情没办成、办好, 造成返工, 也是一种浪费,“ 用财不可以吝, ⋯⋯用财吝则费, 事不工而数复之, 故曰劳矣。”
( 三) 争取民心, 用于兴德。管仲认为,从财务支出的投向可以看到国家的兴衰。“ 王主积于民, 霸主积于将士, 衰主积于贵人, 亡主积于妇女珠玉。”他告诫统治者争取民心, 多做兴德的事情,如“ 养长老, 慈幼孤, 问疾病, 吊祸丧⋯⋯”要求统治阶级在财务预算中增加社会福利预算, 为人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福祉。#p#分页标题#e#
四、“贫富有度”“依礼节制”的财务分配伦理
“天下不患无财, 患无人分之”, 即是说, 天下不怕没有财富, 怕的是没有人能使人民各专所业。管仲很强调分配, 他认为分配关系要依礼以节制,“ 上下无义则乱, 贵贱无分则争, 长幼无等则背, 贫富无度则失, ”其中所谓“贫富有度”就是要求贫富之间要有法度, 若“贫富无度”, 则会造成侵占财物, 引发混乱。《管子》主张, 民不可太富,但也不可太贫, 太富、太贫都对国家不好。人若富了, 就不受利禄的驱使; 人若穷了,就不怕刑罚惩治。国家法令不能贯彻, 人民所以难治, 都是源于贫富之不齐。怎样才使贫富有度呢? 管仲认为, 国家要起主导作用, 实行限制和调节政策。不过统治者在“夺”、“予”中要讲策略, 因为人们都是看重信用伦理和追求财利的。国家在实行干预、给予时应注意: 在夺取人民利益时, 千万不能暴露夺取的手段, 在给予人们以利益时,则一定要显露出来, 称之为“ 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五、“配置有度”“以人为本”的财务关系伦理
“财之所生, 生于用力; 用力之所生, 生于劳身。”财务活动没有人的参与是无法展开的, 管仲最早提出了“ 轨守其数”的国家人力资源统一规划利用的伦理观, 主张士、农、工、商必须按其职业“ 群萃而州处”, 均应合理配置, 即所有的“ 士”及其家庭都必须共同聚居在一个指定的区域;“处农就田野”, 以便从事农业生产,“处工就官府”, 以供应官府所需要的各种器械;“ 处商就市井”, 以便进行贸易交换, 而且要求各集团成员的职业须世代相传。这种看似停滞的就业方式, 将子承父业的职业道德推演为一种家庭世袭制的、步步强化了的伦理观念。同时, 管仲强调人力资本的培养与发展, 指出“ 一年之际, 莫如树谷; 十年之际,莫如树木; 终身之计, 莫如树人。”人才的标准应“ 德”“ 才”兼备, 既重视人才的自然属性, 也考虑到人才的社会属性,“量能而授官”充分发挥人才的能力, 因人而异, 知人善用, 用人所长而不求全责备。此外, 管仲强调人力资本管理赏罚严明的重要,“言是而不能立, 言非而不能废, 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 若是而能治民者, 未之有也。”管仲倡导量功授禄,“绩多者食多。”即按照功绩给予禄赏, 不按功绩、政绩分配,就会造成“离上、不力、多诈、偷幸”等现象,这样一来, 举事则不成, 应敌则不用, 对国家经济发展是不利的。这种以人为本、任人唯贤的人本主义思想对人力资本的配置赋予了伦理内涵, 这在封建社会初期是难能可贵的。#p#分页标题#e#
代写会计论文“ 管仲者, 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也; 其立说之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也。”管仲的财务伦理观, 从伦理学的视角考源溯流, 将抽象的德、义、礼等伦理理念融入财务实践, 构建了可持续的财务伦理发展模式, 开启了我国德法并重的治国先河, 折射出了我国古代伦理思想的浩瀚与深邃, 体现了伦理范式中的开放性视野和财务伦理的人文关怀, 儒家鼻祖孔子赞誉其为“春秋名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