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企业的组织形式由个人独资企业演变到了公司制企业。而在公司制企业中存在的最显著问题便是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所引起的代理问题。因此，董事会作为一种控制和监督经理者机会主义的内部治理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Fama 和 Jensen,1983）。一个运作效能性高且组织结构合理的董事会能为企业创造价值，而一个效率低下的董事会则不会为企业带来价值，甚至会成为公司陷入经营危机的主要因素，使公司蒙受巨大的损失。董事会多元化作为改善董事会组织结构中较为重要的一环，对董事会的机能有着重大影响。董事会多元化强调董事会内部各个成员自身的个人特征对董事会成员的行为选择有不同的影响，最终影响到企业的战略选择和决策。上个世纪 80 年代，Hambrick 和Mason 提出的高层阶梯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认为高管异质性对企业有重要影响。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董事会成员的年龄、性别、教育背景、任期等显性特征和工作经验、宗教信仰等隐性特征，影响了董事会成员的价值观、认知和风险偏好，进而影响了董事会成员的行为选择，最终对企业的战略选择、战略实施和组织产出产生影响。
近年来，提高女性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是各个国家所关注的问题。2002 年，挪威率先发动了一场关于女性董事的革命，其颁布《性别平等法案》，要求企业董事会中女性董事占比达到 40%。2007 年，西班牙政府也颁布了类似的法案，要求在职工人数超过 250 人的公司里，公司的女性员工必须是公司总人数的 40%以上。2017 年，德勤发布了《董事会成员性别多元化：全球视角》第五版，结果显示，从全球范围来看，女性董事的平均占比仅为 15%。其中，美国女性董事比例为 14%，较 2015 年上升了两个百分点，但女性董事会主席的比例却没有发生改变，仍然低于 4%。加拿大女性董事比例为 18%，较 2015 年上升 5 个百分点。但女性董事会主席的比例却有所下降，由 2015 年的 6%下降到了 2017 年的 5%。南美洲女性董事比例为 7%。女性董事会主席的比例仅为 2%。挪威作为首个颁布法案并引入性别配额的国家，其女性董事比例为 42%，女性董事会主席的比例为 7%。英国虽然没有法案要求女性董事比例，但仍有 20%的女性董事和 3%的女性董事会主席。意大利女性董事比例增长至 28%，但女性董事会主席的比例却有所下降，由 2015 年的 14%下降到了 2017 年的 9%。澳大利亚的女性董事占比呈上升趋势，目前，董事会中的女性董事占比达到 20%，其中有 5%的女性董事担任董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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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女性董事与公司诉讼.................................20............................
第二节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对于女性董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并没有获得一致的研究结论。例如，Kanter 认为是“象征主义”，而 Admas 和 Ferreira 却认为女性董事能为企业带来价值。但他们仅从女性董事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方面来研究，并没有考虑其中的作用机制。然而，引起企业绩效变动的因素有很多，例如创新、投资、股权性质、公司诉讼等。因此，近年来关于董事会多元化的研究，逐步从企业绩效转变到了作用机制上。部分学者从创新、投资等角度，研究了女性董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但却没有学者从公司诉讼的角度来分析女性董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公司诉讼作为影响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是一种解决利益冲突的高成本方式（王彦超等，2008），一旦公司陷入了诉讼，其不仅面临着高额的或有显性成本，还存在着巨大的隐形名誉成本，严重损害了企业和资本市场投资者的利益，不利益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周美华等，2015）。因此，公司诉讼对企业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
一、理论意义
对于女性董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并没有获得一致的研究结论。例如，Kanter 认为是“象征主义”，而 Admas 和 Ferreira 却认为女性董事能为企业带来价值。但他们仅从女性董事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方面来研究，并没有考虑其中的作用机制。然而，引起企业绩效变动的因素有很多，例如创新、投资、股权性质、公司诉讼等。因此，近年来关于董事会多元化的研究，逐步从企业绩效转变到了作用机制上。部分学者从创新、投资等角度，研究了女性董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但却没有学者从公司诉讼的角度来分析女性董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公司诉讼作为影响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是一种解决利益冲突的高成本方式（王彦超等，2008），一旦公司陷入了诉讼，其不仅面临着高额的或有显性成本，还存在着巨大的隐形名誉成本，严重损害了企业和资本市场投资者的利益，不利益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周美华等，2015）。因此，公司诉讼对企业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
基于以上考虑，首先，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女性董事与公司诉讼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接着，在此基础上，考虑女性董事对公司诉讼的作用机制，探究女性董事与内部控制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最后，区分董事类别，研究女性独立董事与女性非独立董事对公司诉讼的影响，考虑女性独立董事与女性非独立董事和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
因此，本文对丰富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研究有一定的理论意义。第一，拓展和深化了关于女性董事经济后果的研究。已有的大部分研究主要关注了女性董事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近年来的研究把目光从对结果的分析转到了具体的因果上面。但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从投资、创新的角度来分析女性董事的影响，并未考虑到影响上市公司价值的一个重大因素-公司诉讼。本文则选择了以往未被关注的研究角度，从公司诉讼风险来分析女性董事对企业的影响，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女性董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作用方式，丰富相关领域研究，从理论上深化了我国对女性董事治理功能的理解。第二，丰富和拓展了有关公司诉讼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于公司诉讼的研究，近年来略有发展，但是绝大多数研究都限于审计、媒体负面报道、内部控制等方面，主要分析了影响公司诉讼风险的因素以及公司应对诉讼风险的方式。而本文则通过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的角度，研究了女性董事比例对于公司诉讼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这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董事会特征对公司诉讼的影响。第三，从内部控制的视角，为女性董事有助于减少公司诉讼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解释。建立了“女性董事-内部控制-公司诉讼”的逻辑路线，将三者结合起来考虑，丰富和深化了内部控制相关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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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第一节 理论基础
一、委托代理理论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企业的组织形式由个人独资企业演变到合伙制企业，最终发展成为公司制企业。在此过程中，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也从简单变得更为复杂。但是企业的所有者却因为自身专业知识以及精力的限制，从而需要将企业委托给更加专业的经理人去代为经营管理，以帮助企业得到良好的发展和壮大。因此，这种情况导致了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1993 年，Berle和 Means 通过对美国 200 家大型公司的研究发现，公司已经实际上成为由经理者组成的“控制集团”控制。委托代理理论便是在这一的环境下产生的。
第一节 理论基础
一、委托代理理论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企业的组织形式由个人独资企业演变到合伙制企业，最终发展成为公司制企业。在此过程中，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也从简单变得更为复杂。但是企业的所有者却因为自身专业知识以及精力的限制，从而需要将企业委托给更加专业的经理人去代为经营管理，以帮助企业得到良好的发展和壮大。因此，这种情况导致了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1993 年，Berle和 Means 通过对美国 200 家大型公司的研究发现，公司已经实际上成为由经理者组成的“控制集团”控制。委托代理理论便是在这一的环境下产生的。
1979 年，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提到：由于企业制企业的管理者不是企业的所有者，其所管理使用的钱财是企业股东而不是自己的，所以企业管理者不可能会尽心竭力地为企业的所有者去创造企业价值。因此，委托人的利益与代理人的利益存在不一致性是导致公司制企业存在代理问题的首要因素。公司所有者的目标是使自己的财富最大化，因此，其会要求公司的经理者千方百计的去实现这个目标。虽然代理人也是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但是其会因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行为，侵害股东权益。例如，经理者不会因为提高股价而冒险，因为股价上升收益大部分归于股东，而下降的风险损失却由经理者的自身声誉承担。又或者经理者会通过装修豪华办公室，购置高档汽车等高消费的手段，以导致股东财富受损。
基于委托人的利益与代理人的利益存在不一致所导致的代理问题会给企业带来高额的代理成本。代理成本由监督成本、激励成本和偏离股东目标的损失三部分组成，其中，监督成本是由于股东为了监督经理人是否在管理企业的过程中侵害股东利益时发生的一系列费用，包括支付审计费等。激励成本是股东为了使经理人目标和股东目标一致而付出的成本，包括股票期权等。偏离股东目标的损失是指股东因经理人代替股东行使决策权，但由于经理人决策失误，从而导致企业价值亏损的损失。监督成本、激励成本和偏离股东目标的损失之间，此消彼长，
相互制约，股东应当权衡利弊，找出三者之和最小的均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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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献综述
董事会多元化作为改善董事会组织结构中重要的一环，对董事会机能的有着重大的影响。董事会性别多元化强调董事会内部各个成员自身的个人特征对董事会成员的行为选择有不同影响，最终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和决策。上个世纪 80年代，Hambrick 和 Mason 提出的高层阶梯理论，他们认为，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董事会成员的年龄、性别、教育背景、任期等显性特征和工作经验、宗教信仰等隐性特征，影响了董事会成员的价值观、认知和风险偏好，进而影响了董事会成员的行为选择，最终对企业的战略选择、战略实施和组织产出产生影响。#p#分页标题#e#
董事会多元化作为改善董事会组织结构中重要的一环，对董事会机能的有着重大的影响。董事会性别多元化强调董事会内部各个成员自身的个人特征对董事会成员的行为选择有不同影响，最终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和决策。上个世纪 80年代，Hambrick 和 Mason 提出的高层阶梯理论，他们认为，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董事会成员的年龄、性别、教育背景、任期等显性特征和工作经验、宗教信仰等隐性特征，影响了董事会成员的价值观、认知和风险偏好，进而影响了董事会成员的行为选择，最终对企业的战略选择、战略实施和组织产出产生影响。#p#分页标题#e#
一、董事会多元化与企业绩效
关于女性董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目前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关于女性董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目前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女性董事并不会给企业带来正面的影响，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Sharder 等（1997）通过研究女性董事在董事会中的占比与企业的财务业绩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的，但是并不显著。Kanter（1997）通过研究董事会性别多元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发现企业提高女性董事在董事会中的占比只是企业为了在形式上满足公司董事会性别多元化，这导致了女性董事在董事会中的占比与公司绩效水平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他将之称为“象征主义”，Kanter 的后续研究也支持了他的观点。Randoy（2006）通过研究女性董事在董事会中的占比与公司股价的关系，发现女性董事在董事会中的占比对股价并没有任何作用。Rose(2007)则研究了丹麦上市公司在 1998-2001 这四年间女性董事在董事会中的占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未发现女性董事在董事会中的占比与公司价值之间存在显著关系。Shukerietal（2012）则通过女性董事参与管理的角度，研究女性董事在企业日常管理中对企业的绩效水平的影响，发现女性董事在董事会中的占比并不会对企业的绩效水平有显著影响。Pelled 等（1997）通过研究 45 家美国上市企业的董事会结构及企业绩效水平，并未发现女性董事在董事会中的占比与公司的绩效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龚辉锋（2011）则将样本选择为中国 A 股上市企业，研究了女性董事在董事会中的占比对公司的绩效水平的影响，发现两者之间并无明显关系。Farrell 和 Hersch（2005）则运用事件研究法，研究女性董事任命公告这一事项对公司股价的影响，发现在女性董事任命前后，股价并没有明显的波动。也就是说，资本市场对于企业增加董事会中女性董事的占比并没有任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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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20
第二节 女性董事、内部控制与公司诉讼...............................21
第三节 不同职位的女性董事对公司诉讼以及内部控制的影响........................................21
第四章 研究设计.....................................23
第一节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23
第二节 变量选择.........................................23
第三节 实证模型设计..........................24
第五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26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26
第二节 多元回归分析....................................30
第三节 稳健性检验................................33
第五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 Stata 14.0 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下表，直观反映了每个变量的分布特征。
由描述性统计可知，女性董事比例的均值为 0.117，标准差为 0.111，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0.833。这说明公司董事会中女性董事的比例相差较大，甚至有些公司并没有女性董事的存在。从均值来看，女性董事相对于男性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而女性独立董事和女性非独立董事的均值分别为0.052 和 0.065，标准差为 0.07 和 0.083，最小值均为 0，最大值分别为 0.5 和 0.556.这说明就职位而言，女性独立董事与女性非独立董事相差不大。公司诉讼的均值为 0.132，标准差为 0.338，这表明整个样本中大约有 13%左右的样本均陷入给公司诉讼。内部控制的均值为 6.497，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9.963，标准差为 1.478，这表明大部分公司的内部控制是较为有效的。
此外，表 2 中还能够看出，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还是普遍较高的，股权集中度达到了 36.9%，最大值更是有 75%，这说明股权集中现象在我国企业中是普遍存在的。上市年限 Lyear 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9.426 和 5.569，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0.948 和 21.94，相差较大。成长性 Growth 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219 和 0.598，资产负债率 Lev 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0.471 和 0.209，收益率Roa 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0.037 和 0.06，公司规模 Size 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21.759 和 1.254，反映出样本公司的规模存在显著差异，
Loss 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0.108 和 0.311，这表明样本中有近 11%的样本存在着亏损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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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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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
第一，样本企业女性董事比例与公司诉讼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女性董事会因为其自身的谨慎性和风险规避特性，在面临会导致企业陷入公司诉讼的重大不确定性的情形时，会选择更加谨慎的做法，以避免公司陷入公司诉讼的泥潭。
第二，样本企业女性董事比例与内部控制显著正相关。已有文献已经证明了内部控制对公司诉讼存在着显著的影响（毛新述，2015），即内部控制越好，公司的诉讼风险越小，而女性董事作为董事会结构的一部分，会对公司各个层面产生影响，因此，该结果表明内部控制时女性董事影响公司诉讼的作用机制。
第三，相对于女性非独立董事，女性独立董事对公司诉讼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却较弱。独立董事的职能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话题，特别是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和咨询职能是否有效更是得到了极大的关注，该结果表明，在影响公司经营风险的重大诉讼方面，独立董事发挥了其监督职能。而对于日常的内部控制建设和维护执行方面，独立董事更多的是发挥咨询职能。
第四，进一步的检验结果发现，女性关键职位董事（包括董事长和总经理）与公司诉讼以及内部控制之间虽然存在着与女性董事相类似的关系，但相对于女性董事而言，关键职位董事对公司诉讼以及内部控制的影响更小。
第二，样本企业女性董事比例与内部控制显著正相关。已有文献已经证明了内部控制对公司诉讼存在着显著的影响（毛新述，2015），即内部控制越好，公司的诉讼风险越小，而女性董事作为董事会结构的一部分，会对公司各个层面产生影响，因此，该结果表明内部控制时女性董事影响公司诉讼的作用机制。
第三，相对于女性非独立董事，女性独立董事对公司诉讼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却较弱。独立董事的职能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话题，特别是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和咨询职能是否有效更是得到了极大的关注，该结果表明，在影响公司经营风险的重大诉讼方面，独立董事发挥了其监督职能。而对于日常的内部控制建设和维护执行方面，独立董事更多的是发挥咨询职能。
第四，进一步的检验结果发现，女性关键职位董事（包括董事长和总经理）与公司诉讼以及内部控制之间虽然存在着与女性董事相类似的关系，但相对于女性董事而言，关键职位董事对公司诉讼以及内部控制的影响更小。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