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众所周知，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在我国已成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业负担是众多政治负担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业问题一直是我国各级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已演变为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优先考虑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与之相应的失业问题则会对社会稳定造成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 年的失业率已达到 5.1%，失业人数较多再加上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从而会严重影响失业人员的生活，继而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甚至国家的安定。提高就业率一直是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加上其已成为对政府官员考核和提拔任用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各级政府都十分努力地提高各自地区的就业率。但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主要依赖国有企业解决就业问题，这是因为政府拥有国有企业的控制权以及对高管人员的任命权，可以通过行政方式要求国有企业承担该任务。迫于政府的压力，国有企业便一直成为解决就业矛盾的不二选择，形成了不必要的冗员负担。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大幅增长,他们的“天价薪酬”成为社会各方面热议的话题并广为公众诟病，上海荣正咨询公司发布的《中国企业家价值报告（2014）》（即“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持股状况综合研究报告”）显示，2013 年方大特钢董事长钟崇武以 1973.54 万元的年薪高居榜首，万科董事长王石 1590 万元年薪次之。根据2009 年至 2013 年统计整理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数据发现，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关系共有四种类型：高薪酬高业绩型、高薪酬低业绩型、低薪酬高业绩型和低薪酬低业绩型。而对于一些国有企业巨额亏损的业绩，其高管薪酬不降反升亦或巨幅增长的高薪酬低业绩型，更易让社会各方面争议高管薪酬的激励机制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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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本文主要利用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考察冗员负担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具体而言，本文整体构架共分为以下六大部分： 第 1 章：绪论。首先描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问题的提出，并且从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两个方面探讨了研究的意义所在；然后是本文的基本内容以及结构框架图；最后简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总结了可能存在的创新点与贡献。 第 2 章：文献综述。首先整理了国外学者对于冗员负担的研究以及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研究成果；然后归纳了国内学者在相关方面的研究，从冗员负担的现状、产生原因和产生的经济后果包括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进行了总结；最后对现有研究进行了总结。 第 3 章：理论分析。主要是对冗员负担的涵义及预算软约束理论、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涵义及其理论进行了阐述，为之后的实证分析打下基础。 第 4 章：实证研究设计。以前述理论为基础提出本文的 3 个假设，借鉴曾庆生和陈信元（2006）的模型对冗员的衡量，构建冗员模型和定义冗员变量，选取本文实证研究的样本、数据来源、选取了其他变量和本文的实证模型。 第 5 章：实证的研究结果及分析。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其次是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最后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第一步是将全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样本和非国有企业样本分别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再进行对比分析，第二步将国有样本划分为中央政府控股样本和地方政府控股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再对比分析，最后再将地方政府控股样本划分为省政府控股样本和市政府控股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再对比分析，同时对第 4 章中提出的假设进行了验证。 第 6 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包括研究结论、政策建议、研究不足与展望三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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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2.1 国外文献综述
较长时期以来，国外学术界在探索冗员负担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文献。 对于冗员负担产生的原因多从政府行政干预的角度分析研究。Shleifer 和Vishily(1994)指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关键因素就是，政府官员会利用控制的国有企业来获取政治上的支持[1]；Boycko,Shleifer 和 Vishny(1996)更进一步指出,与政府官员相联系而不是与高管人员相联系的代理问题是导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最主要的原因[2]；Frydrnan,Hessel 和 Rapaezynski(1998)发现国有企业，下岗、裁员等行为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行政干预为那些本应该处于失业边缘的劳动者编织了一个安全网，导致企业无法按照自身的需求进行合理安排员工继而承担了较重的冗员负担[3]；Li、Lin 和 Ca（i1998）及 Tian（2001）在研究文献中指出：在建国初期，我国为了实现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各级政府选择将投资在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企业，这些企业本身吸纳的就业人口较少，但政府为了解决众多的闲余劳动力，通过行政干预这些企业承担冗员负担[4]；Dong and Putterman（2001,2003）使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中国国有企业 1980 年至 1994 年数据考察中国企业出现冗余雇员的原因。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冗员负担不是历史遗留问题，而是政府对下岗裁员指标的限制、对非劳动力投入的不足、需求的下降以及非国有企业高工资压力下的工资上涨[5,6]。 国外也对冗员负担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了研究分析。Pun Wingchung(1995)指出国有企业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带来的预算软约束现象，导致国家给予更多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从而使企业资产受到掠夺[7]；Frydman 等(2000)认为承担政策性负担的企业会出现预算软约束现象,外部机制失去对高管的约束能力,导致各种代理成本的增加,最终损害了企业业绩[8]；Zhu，Xu 和 Lin（2005）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高管人员在裁员方面拥有的灵活性会对企业业绩产生较为显著的积极影响，换句话说政策性负担中冗员负担这个因素会对企业业绩产生一定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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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外部环境的研究主要是从市场化程度与失业率两方面来衡量，市场化程度高，失业率低，非国有经济发展活跃，提供的就业机会较多，同时支撑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如社会保障体系、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等)较为健全。曾庆生、陈信元(2006)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高，经济越发达地区，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就少；高失业区的企业会雇佣更多的员工，承担冗员的压力越大[22]。曾庆生、姜红玲(2006)采用上市公司雇佣规模作为政策性负担的代理变量，得出的经验结论与此相同[23]。薛云奎和白云霞（2008）研究也发现市场化程度低，失业率高的地区，企业会承担更多的冗余雇员[24]。也有学者对 2008 年金融危机的特殊环境对冗员的影响进行研究，吕帅（2013）发现在金融危机环境下，国有企业的冗员负担与在常态环境下相比更严重[25]。 林毅夫及其合作者的后续研究（林毅夫、刘明兴、章奇，2004；林毅夫、李志赟，2004；）发现，在建国初期，我国为了实现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各级政府选择将投资在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企业，这些企业本身吸纳的就业人口较少，但政府为了解决众多的闲余劳动力，通过行政干预这些企业承担冗员负担[26，27]。众多学者都是研究政府干预国有企业而导致冗员负担的增多，那么民营企业是否不存在冗员？郭剑花、杜兴强(2011)的研究则为我们验证了民营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具有“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企业的政治联系增加了企业来自于政府的行政干预而保持了企业冗员状况，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也因承担冗员而获得了较多的政府补助[28]。也有学者从其他侧面对政府干预导致冗员负担进行验证。杨治等（2009）通过考察集体企业中政府控制的变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后发现，当通过改制政府控制退出集体企业时，企业的多重目标任务就会减少更趋向于利润最大化，此时企业的冗员现象显著减少[29]；马连福、王元芳和沈小秀（2013）通过研究国有企业内部党组织对企业进行干预，发现国有企业党委会参与公司的治理会增加企业冗余雇员规模[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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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冗员负担与薪酬业绩敏感性相关理论 .... 15
3.1 冗员负担的涵义和理论基础 ....... 15
3.1.1 冗员负担的涵义 ......... 15
3.1.2 预算软约束理论 ......... 15
3.2 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涵义和理论基础 ......... 16
第 4 章 实证研究设计 ......... 19
4.1 理论分析及假设提出 ..... 19
4.1.1 产权性质、冗员负担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 19
4.1.2 产权隶属层级、冗员负担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 20
4.1.3 地方行政层级、冗员负担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 21 #p#分页标题#e#
4.2 研究设计 .... 22
4.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26
第 5 章 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 28
5.1 研究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28
5.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33
5.4 稳健性检验 ...... 37
第 5 章 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5.1 研究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经过上述的最终筛选，得到 5459 个上市公司有效样本数据，本文将对总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对高管薪酬、企业业绩、冗员负担分年进行描述性统计，然后再对这三个变量按照产权性质分为国有控股企业样本和非国有控股企业样本分组统计，按照产权隶属关系划分为中央政府控股企业样本和地方政府控股企业样本分组统计，按照地方行政关系分为省政府控股企业样本和市政府控股企业分组统计。从表 5.1 可以看到，2009 年到 2013 年，高管薪酬（PAY）的均值为 12.9270，还原成原始数据为 41.1268 万元，可以整体反映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水平。最大值为16.1405，还原成原始数据为 1022.6572 万元，最小值为 8.9955，还原成原始数据为 0.8067万元，标准差为 0.7815，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水平差距较为明显；总资产净利率（ROA）平均值为 4.08%，表明样本公司的业绩普遍处于一个较好的状态，虽然标准差较小，但可以从最大值 265.77%、最小值-99.86%上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存在较大差距。冗员负担（EL）的均值为 0.0298，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冗员负担，它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2002 和 3.9136,标准差为 0.1471，说明中国上市公司在冗员负担方面存在差异。 控制变量中，CENTRAL 的均值为 0.1964，表示有 19.64%的上市公司样本注册地位于中部，WEST 的均值为 0.1875，表示有 18.67%的上市公司样本注册地位于西部地区，可以看出总体上来说我国上市公司分布地基本上在东部地区，中部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所占比例不到 40%，财务杠杆（LEV）样本总体平均值为 50.55%，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在资本结构方面的平均水平较好。两职合一(DUAL)平均值 12.90%较小，说明12.90%比重的上市公司仍然存在两职合一。独立董事比例(RINDE)均值 36.79%，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要求是，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独立董事，因此独立董事比例(RINDE)均值 36.79%达到了相关部门对独立董事监管的要求。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R1）最大值 89.41%，最小值 2.20%，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差异较大。公司成长性变量(GROWTH)标准差 208.0254 在表5.1 中最大，表明上市公司成长性差异较大，各个变量除了销售收入增长率（GROWTH）、公司规模标准差较大以外，其他变量标准差较小，说明样本分布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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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在系统地总结及归纳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理论基础上，基于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以沪深 A 股主板 2009-2013 年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选取指标构建冗员负担的定义模型，然后再考察冗员负担对高管薪酬激励的影响。研究发现：
1.从产权性质来看，相比较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冗员负担显著降低了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敏感性。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由于国有企业中所有者缺失，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社会责任与政治责任并存，使得企业会计业绩中包含了众多政府行为的影响，造成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弱化了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联性。而对于非国有企业，虽然政府可能通过政府补助影响其承担冗员负担，但其承担冗员负担的成本远大于国有企业承担冗员负担的成本，同时其可以自主设计其薪酬激励方案，根据市场的变化迅速调整。由此可知，相比较非国有企业，冗员负担会显著降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的敏感性。
2.从产权隶属层级来看，冗员负担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是地方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最为敏感，地方政府控股国有企业存在的冗员负担显著降低了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敏感性。地方政府干预企业的动机更强，迫使地方控股企业雇佣更多的员工来实现其政治目标，为此可能会容忍地方政府控股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的机会主义，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而高管人员更偏好显性的货币性私有收益（权小峰等，2010），导致可能出现地方国有企业业绩下滑而高管薪酬不降反升的现象。而对于中央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一般是处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面临着所属中央政府部门尤其是国资委的垂直监管，审计署的审计压力与新闻媒体的监督，其高管人员受到了更多的约束，道德风险较小，其代理问题也就没那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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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