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的慈善事业发展迅速，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水平的提高使得公司或个人有更多的可支配资金，另一方面是因为公众慈善意识的提高。在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公司发挥着积极且重要的作用。据《2013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的数据显示，2013年，公司的慈善捐赠金额占年度捐赠总额的 69.67%，同比增长 11.63%。公司慈善捐赠不仅增加社会福利，而且巨额的慈善支出为公司带来无形的价值，提高了自身的知名度，优化公司在利益相关者心中的形象，最终带来公司财务绩效的提升。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时的慷慨解囊是否都是出于利他主义的动机，还是存在利己动机或互利动机。Wood 和 Jones（1995）[1]指出当代公司的慈善捐赠已并非出于单纯的利他主义和社会责任感的驱动，同时，公司慈善捐赠经济后果的研究已经证实，慈善捐赠可以为公司带来良好声誉（Godfrey，2005[2]；Brammer 等，2006[3]），提高顾客的品牌忠诚度（O’Hagan 和 Harvey，2000[4]；薛永基等，2012[5]），获取竞争优势（Mescon和 Tilson，1987[6]）与提升公司的价值（Godfrey，2005[2]；杜兴强和杜颖洁，2010[7]）。国外慈善事业的发展经历了自发自愿、被迫被动和主动自觉三个阶段（唐更华和许卓云，2005[8]），那么我国当前的慈善事业处于哪个阶段，公司的慈善行为又是出于什么动机？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大量的资源仍掌握在政府手中，慈善行为的背后隐含着政治、经济与社会等问题，公司进行慈善捐赠的动因存在较大的差异，公司的慈善行为是否受到其股权性质的影响？作为上市公司的终极控股股东又会对公司的慈善行为有什么影响？回答这些问题，有利于更好地阐释我国上市公司慈善行为的差异。终极控股股东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利用其绝对的表决权优势掌握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取代了管理层或董事会对公司行使决策权的传统观点，终极控股股东对公司行为具有重要影响，这其中就包括对公司慈善行为的影响。终极控股股东通过复杂的金字塔式链条对上市公司实施控制，上市公司慈善行为的发生与推进过程往往受到终极控股股东的绝对影响。同时，我国的资本市场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因此，在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下研究终极控股股东与公司慈善捐赠的关系是本文的实践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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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意义
一、实践意义
第一，对公司慈善捐赠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利于了解与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慈善行为。分析终极控股股东的产权性质、现金流权、两权分离度与控制层级对上市公司慈善行为的影响，可以以此为政策出发点，在最大程度上推进公司慈善捐赠。第二，金字塔结构下的终极控股股东行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通过对上市公司终极控股股东行为的研究，可以对终极控股股东的行为做出预测，有效的监管终极控股股东的行为
二、理论意义
第一，分析并检验终极控股股东的产权性质、现金流权、两权分离度与控制层级对公司慈善捐赠的关系，从公司治理角度探讨公司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丰富了公司慈善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第二，将研究视角从直接控制公司的股东转向隐藏在其背后的终极控股股东，使得出的公司慈善捐赠影响因素更具说服力。第三，制度环境在终极控股股东与公司慈善捐赠之间起调节效应，为制度环境的研究增加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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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公司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研究
国内外的学者对影响公司慈善捐赠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发现公司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类为三个方面，分别是组织层面、个人层面与社会层面，以下将从这三个方面展开综述。组织规模理论最早始于 Johnson（1966）[14]的研究，他认为规模越大的公司，其可见性越大，相应地会受到社会公众更多的监督，导致公司慈善行为发生的概率与水平也会越高。Meznar 和 Nigh（1995）[15]指出，规模经济与大公司完备的科层结构使得其可以对社会环境做出更积极的回应，导致公司规模与慈善捐赠正相关。Zhang 等（2010）[16]对中国企业在汶川地震中的慈善回应进行研究，发现在灾难事件中，公司的规模越大，进行慈善捐赠的可能性越大，表明大公司更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并有更大的提高公司声誉的捐赠动机。方军雄（2011）[17]认为公司面临的捐赠压力和捐赠的广告效应随着公司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公司规模与公司慈善捐赠的水平正相关。公司的财务状况包括盈利能力与资产负债率两个方面。盈利能力衡量公司获取利润的能力，资产负债率衡量公司财务杠杆的高低。实证研究证明了公司盈利能力与慈善捐赠的正相关关系，闲置资源理论解释了这一现象。闲置资源理论认为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强，就会产生更多的闲置资源，从而有更多的冗余资金用于慈善活动，慈善捐赠的可能性与水平就会提高。Useem（1988）[18]认为，影响公司慈善捐赠最重要的市场因素，就是传统的衡量公司成功的净利润标准。山立威等（2008）[19]用总资产净利率（ROA）衡量公司的盈利能力，实证检验了公司的业绩与现金捐款正相关，表明业绩好的公司现金更加充裕，有更大的经济能力去承担社会责任，这种捐赠行为与经济学理性呈现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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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终极控股股东的治理行为研究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研究中十分重要的方面，研究股权集中度与控股股东的类型可以更好的解决代理问题，有效保护投资者的权益。随着终极产权论的提出，终极控股股东的存在性被普遍证实，学者们对股权结构的研究转向终极控股股东，并对终极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与行为动机等问题进行研究。在综述终极控股股东的治理行为研究前，先对本文中涉及到的终极控股股东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La Porta 等（1999）[60]首次沿着公司股权的链条，追溯出拥有公司最大投票权的股东，将该股东称为终极控股股东（Ultimat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并发现许多国家的公司中都存在着终极控股股东。本文中所指的终极控股股东，是指沿着企业产权关系控制链条的层层追溯，通过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而掌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最终控制实体，该最终控制实体也被称为终极控制人或实际控制人。本文中的终极控股股东控制上市公司的方式包括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当上市公司的第一大直接控股股东未通过多层股权结构而直接拥有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时，为直接控制；当最终控股股东通过多层股权结构而间接拥有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时，为间接控制。参考 La Porta 等（1999）[60]与 Claessens 等（2000）[61]学者对终极控股股东的研究，并考虑本文的研究对象，对本文中的终极控股股东的产权性质、现金流权、控制权、两权分离度与控制层级等概念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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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22
第一节 理论基础........22
一、委托代理理论........22
二、终极产权理论........22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23
第二节 终极控股股东与公司慈善捐赠的关系机制......23
第三节 研究假设........24
第四章 研究设计......27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27
第二节 变量设计........27
第三节 模型构建........30
第五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31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31
第二节 相关性分析....32
第三节 回归结果与分析........33
第五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下表 5-1。在描述性统计中，将上市公司是否参与慈善捐赠用虚拟变量 IFDON 表示，在相应报告年度进行慈善捐赠用 1 表示，反之，用 0表示，以此来分析上市公司慈善捐赠的参与度。由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知，在 4668 个研究样本中，共有 3924 个样本在相应年度进行了慈善捐赠，占比 84.06%，说明上市公司慈善捐赠的参与度较高。上市公司的慈善捐赠水平的标准差较大，说明上市公司的慈善捐赠金额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公司慈善捐赠差异的影响因素，这也是本文主要解决的问题。在所有的研究样本中，有 48.61%的上市公司具有政府背景，说明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并没有改变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占有相当比重的现象，上市公司中仍留有较强的历史经济印记。两权分离度与控制层级的标准差较大，表明上市公司的终极控股股东的持股方式有较大差别，股权结构较为复杂。终极控股股东的控制层级最大值为 9，该上市公司为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其终极控股股东是郭广昌，属于本文中定义的终极控股股东为非政府的上市公司，金字塔式的持股方式导致该终极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的控制层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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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将本文实证研究的结果进行汇总，形成下表 6-1。本文共提出 5 个研究假设，其中，4 个假设通过检验，1 个假设未通过检验。终极控股股东是对股权结构研究的延伸与拓展，相比较于表层公司治理因素的研究，对终极控股股东的研究更能科学的阐述公司慈善行为。本文以公司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为出发点，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终极控股股东的产权性质、现金流权、两权分离度与控制层级对上市公司慈善行为的影响，并在产权性质与公司慈善捐赠的关系研究中考虑我国制度环境对两者关系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终极控股股东的产权性质对上市公司的慈善捐赠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相比于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非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具有更强烈的捐赠动机，公司慈善捐赠的水平更高。非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试图通过慈善行为更好地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预期，弱化政治风险与财务风险。在某种意义上，慈善捐赠成为非政府控股上市公司的寻租方式与避风港。同时，制度环境在终极控股股东的产权性质与公司慈善捐赠之间起调节效应，表现为制度环境越好，非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越能够有效地利用市场机制传递公司信息，增加了慈善行为的经济动机，提高了公司慈善捐赠的水平。第二，终极控股股东具有掏空或支持上市公司的行为动机，当终极控股股东的利益与上市公司的利益趋于一致时，终极控股股东会更加关注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更好地履行慈善责任。具体而言，终极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与公司慈善捐赠存在正相关关系，由于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的所有者缺位及其充足的政治资源，导致终极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与公司慈善捐赠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而这种正相关关系主要表现在非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中。当终极控股股东的利益与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一致时，终极控股股东的慈善捐赠动机减弱，从而降低上市公司慈善捐赠的水平。具体而言，终极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度与控制层级都负向影响上市公司的慈善捐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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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