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论文哪里有？本文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研究实际控制人的家族主义信任文化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本文以2011-2017年A股上市的家族企业为样本，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WVS）构建家族主义信任文化指标，从CSMAR数据库中获取企业慈善捐赠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控制潜在遗漏变量和使用地区方言多样性、2000年人均水稻种植面积的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
导论
三、研究贡献与创新
本文的研究贡献和创新有：第一，本文选择了家族主义信任文化这一体现“差序格局”独特内涵的中国传统文化，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探讨了文化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家族主义信任文化通过影响决策者的价值观，使其更关注信任、关系和声誉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从而促进企业慈善捐赠以与利益相关者建立关系型信任和声誉型信任。特别是在正式制度逐步完善的社会转型期，研究中国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在文化影响力的度量上，参照吴超鹏等（2019），本文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数据构建实际控制人个人的家族主义信任文化指标进行研究，从决策者个人特征角度为企业慈善捐赠的文化因素补充了新的文化特征，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行为的研究文献。
第二，已有文献多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利他风尚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徐细雄等，2020；修宗峰和周泽将，2018；余威等，2020）。虽有中国传统文化情境下的文献指出了慈善捐赠的利己主义动机，如Du等（2014）表示决策者为了提高企业声誉会通过慈善捐赠去回应所在地区的文化氛围，但缺乏慈善捐赠如何帮助企业积累社会资本和声誉的证据检验。本文通过研究家族主义信任文化影响企业慈善捐赠的机制，以及该文化影响下家族企业慈善捐赠的经济后果，证明了该文化促使的企业慈善捐赠是一种理性行为，是通过获得社会信任、搭建关系网络以及树立企业形象和声誉来产生一定经济效应的一种手段，具有“利己”的属性。本文为企业慈善捐赠的文化因素研究增添了“利己”色彩，为战略性慈善捐赠提供了文化角度的证据支持，丰富了企业慈善捐赠战略性动机的研究文献。
第三章 研究设计
第一节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文以2011-2017年A股上市的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本文从CSMAR家族企业数据库中选择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或家族，且至少1名有亲属关系的家族成员参与持股或管理的家族企业。此外，为避免特大灾害对公司决策行为的影响，如2008年汶川地震和2010年玉树地震，本文选择2011-2017年作为研究期间。本文对数据进行以下筛选：剔除ST、PT企业，剔除金融行业企业，剔除数据缺失企业。相关连续变量在1%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最终样本包括837家家族上市公司，共3,320个观测值。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单个或多个自然人的家族企业，所以当企业实际控制人为家族多名成员时，选择控制权比例最高的家族成员作为实际控制人（王明琳等，2014）。首先从CSMAR数据库中获得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基本信息，之后通过巨潮资讯网手工搜集招股说明书、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获取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的身份证号，对大量缺失的出生地数据进行补充。慈善捐赠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财务报表附注营业外支出中的对外捐赠项目，其他相关财务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
第四章 实证分析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4-1所示。可见，样本中有77.3%参与了慈善捐赠（donation1），平均捐赠金额占期末总资产的0.02%（donation3）。实际控制人的家族主义信任文化（familism）均值为0.98，表明就平均而言，人们对家人的信任度比对熟人的信任度高大约1分，即高一个等级；最大值为1.217，最小值为0.315，表明我国各省人们的家族主义信任文化观念存在较大差异。
就控制变量而言，样本企业的资产负债率（lev）均值是35.5%，总资产报酬率（roa）均值是4.9%，成长性（growth）均值是22.7%。从财务基本面看，家族企业整体发展情况良好。平均家族控制持续时间（time）是6年，由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的比例（famchair）均值是98.7%，由家族成员担任CEO的比例（famceo）均值是62.6%，平均家族董事占比（famboard）23.3%，平均家族高管占比（fammanage）17.8%。可见，家族企业内部人保持着较高的控制权和经营权。样本中实际控制人平均年龄为54岁，男性占比高达94%，本科以上学历占73.5%，有政治背景的占44.5%，有学术背景的占41.1%，有海外背景的占7.3%。
第二节 相关性分析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如表4-2所示。可见，家族主义信任文化（familism）与企业慈善捐赠（donation1、donation2、donation3）在1%和10%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与本文的假设H1初步一致。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虽然有部分呈显著性，但均小于0.5，表明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研究总结
二、研究启示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启示。
首先，本文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决策的影响，揭示了中国家族主义信任文化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作用机制，肯定了受中国家族主义信任文化影响的企业慈善捐赠具有目的性这一论断。差序格局是中国人际信任的独特表现，人际信任尤其在制度信任短缺时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应正确引导人际信任文化的发展，加强制度信任建设以弥补过度追求人际信任而导致的投机或腐败行为，促使企业积极健康的履行社会责任。
其次，本文在进一步研究中的发现，为中国家族企业履行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决策提供了客观的参考标准。虽然家族主义信任文化激发的战略性捐赠在商业信用融资上起到一定的效果，但并不能真正带来会计绩效的提升。企业家在发展家族企业时应意识到工具性捐赠在追求信任和关系资源方面的有限作用，避免有限资源的过度浪费。
最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在利用家族企业的慈善捐赠信息对该企业价值信息做出判断时，本文的研究结论或能为其决策提供一些启发。已有研究表明家族主义信任文化影响公司内部治理，本文则为家族主义信任文化影响公司外部决策提供了支持。非家族投资者在对家族企业投资时，应考虑这种文化观念对企业的影响，避免因捐赠等外部性强的企业行为影响投资者的理性判断。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