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论文哪里有？本文的研究肯定了反腐败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社会经济的积极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要求，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我们既要做好市场制度建设，打破利益固化藩篱，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同时不断改进工作思路举措，加强对权力行使尤其是公职权力行使的制约和监督。这不仅有助于企业提升自身管理能力，优化内部管理机制，为企业营造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也为我国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相关的经验，推动国家经济建设走向现代化。
第一章 绪论
1.3 研究创新与贡献
本文对宏观角度的政治因素如何影响微观角度的企业行为进行了梳理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方面有所创新，有一定的贡献。研究方法方面，本文主要通过双重差分法(DID)比较干净地识别出了本轮反腐政策的净效应，借鉴温忠麟等(2014)[8]检验中介作用的方法，从费用粘性的中介作用视角出发，研究反腐败与企业微观行为的关系。对于费用粘性的研究，以前学者大多参考 Anderson 等(2003)[9]，孙铮等(2004)[10]所建模型检验费用粘性的存在性，为了更好的识别费用粘性的中介作用，本文利用 Weiss 模型的变式直接计算出每家企业每年的费用粘性，便于检验出费用粘性在反腐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研究内容方面，本文主要从企业费用粘性这一微观视角切入，将反腐败这一宏观政策与企业绩效这一经济后果连接在一起。首先，现有研究大多数聚焦于宏观层面来研究腐败、反腐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少有文章以中国的反腐政策为聚焦点来进行腐败与企业行为的研究，本文选择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管理费用”一栏数据，通过筛选计算业务招待费在反腐政策出台前后的差异变化来描述企业的腐败水平，继而得出反腐行动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的研究结论，从正面积极回答了部分社会媒体质疑“中国大力反腐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言论，肯定了中国反腐败的积极作用。其次，现有文献关于费用粘性动因探究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包括管理者过度自信(万寿义和王红军,2011)[11]、高管薪酬 (罗宏等,2015)[12]、公司内部控制 (韩岚 岚 和马元驹,2017)[13]等，本文将反腐政策作为外部制度建设的代表引入到费用粘性的动因探究中，使得对于研究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因素拓展了新的思路，也为企业进行内部费用管理提供了外部治理环境重要性的经验证据。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3.1 我国反腐败的制度背景
腐败问题是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尽管由于各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不同而略有差异，但是腐败被各个国家公认为困扰社会治理的最重大现实难题之一。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高速发展，腐败问题也一直如影随形。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人民都不禁发出一声赞叹：有一种速度叫做中国速度，有一种奇迹叫做中国奇迹！但是，根据反腐败国际组织(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发布的廉洁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CPI)排行榜，中国的排名长期靠后。随着我国国家改革进程和法治中国建设的逐步推进，腐败问题逐渐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最大挑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也在中纪委会议上多次强调，反腐败不能半途而废，反腐败形势复杂、任务艰巨，必须长期坚持。从微观层面来说，对于企业而言，腐败会扰乱营商环境，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对于个人而言，腐败会损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啃食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把“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做了进一步明确，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2012 年 12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自此拉开了我国常态化的反腐倡廉行动，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激浊扬清的作风之变。此后，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地带领下，诸如《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一系列反腐败法律法规相继出台，网上举报、中央巡视工作、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反腐倡廉活动陆续开展，各地方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从干部作风、群众监督、国家形象等方方面面对公职人员的行为规范进行监管。
第五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1 反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表 5.1 是本文模型（Ⅰ）的回归结果。其中，第 1 至 3 列展示了反腐败对于总资产收益率（ROA）的回归结果，第 4 至 6 列展示了反腐败对于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回归结果。第 1 列和第 4 列仅包含腐败水平（Corrupt）和时间虚拟变量（Post）两项，第 2 列和第 5 列加入了交互项反腐败（Corrupt*Post）的回归结果，第 3 列和第 6 列增加了相关的控制变量。
SEUDO R2 0.0117 0.0122 0.6165 0.0109 0.0120 0.5317首先，在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回归结果中，腐败水平（Corrupt）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根据表 5.1 中的结果显示，高腐败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相较于低腐败公司的总资产净利率低 0.5%左右，并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高腐败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相较于低腐败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低 1%左右，并且也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业务招待费如果被企业用作腐败支出，会严重影响企业的经营业绩。
其次，我们关注时间虚拟变量 Post 的系数，在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回归结果中，其系数在 1%的水平下也都显著为负。说明全样本企业在十八大反腐政策推行后其经营绩效短期内都出现了下滑。这是因为，腐败长期带给企业的是“少付出，多收益”的假象，因此企业长久以来形成了对腐败的依靠，管理层理所当然的认为企业绩效的提升就应该通过政府提供的“便捷”通道，当这种“理所应当”的经营方式突然因为政策冲击而亟需转变时，企业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和财务风险也会增加，导致企业绩效出现下滑。
5.2 扩展性分析：基于企业所有制的异质性研究
在中国，国有企业在资金、政策、组织等方面存在天然优势，所以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在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更加“关怀”国有企业。一方面，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拥有天然的“父子关系”，无论国有企业是因为绩效优异而扩大规模或是因为经营不善而营业亏损，政府往往会通过“扶持之手”(潘红波和余明桂,2011)[77]进行帮扶支持，例如较为宽松的银行信贷条件(孙峥等,2004)[10]、加大政府补贴和再融资支持(林毅夫和李志赟,2004)[78]等。另一方面，我国特有的国情和国有企业组织结构的特点决定了上级政府有权对国有企业管理层进行任免与提拔，为了能够获得晋升的机会，国有企业管理层通过公益性捐赠、媒体关注以及经理人风险行为等手段塑造积极向上的激励形象(郑志刚等,2011)[79]，这些额外的开销会使得企业管理层选择通过腐败来谋取私利。因此，当反腐行动开展后，国有企业借助政府的“父爱关怀”，获得生产经营所需的优质资源，更是因为国家高强度的反腐行动推动了公平透明的市场秩序的建立，清理了国有企业的冗余资源，规范政治晋升锦标赛的规则，提高了其生产效率和经营绩效。
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因为没有国有企业那些“光环”笼罩，所以在很多方面都处于弱势，也会因此被差别对待，例如在银行信贷方面，国有企业会获得更多的政策倾斜，民营企业却会附加许多严苛的条件(张敏等,2010)[80]。因此，越来越多的非国有企业认识到积极主动地建立起并维系好与政府特别是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尽管腐败成本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非国有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优质资源和更好的政府服务，很有可能会通过政企合谋来获得资源和寻求“保护”。当反腐行动开始后，由于非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更加紧密的联系，所以导致他们难以如反腐以前一样通过“讨好”政府获得超额收益，有些反腐以前为了获得更大收益而违规违章的做法现在也无法获得保护，使得反腐政策对非国有企业的打击巨大，故我们有理由相信，反腐行动对于国有企业的正面影响更大。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6.3 研究展望
本文的研究尚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从研究主题来看，本文重点关注的是立足于费用管理来探究政治因素与企业行为之间所产生的效应关系，但事实上费用管理仅仅是微观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中的冰山一角，政治因素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不仅仅可以从这一点上切入。从研究数据来看，由于政策冲击的实际效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本文以政策发生年份为中位数，分别选择政策发生前后各三年的样本数据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政策冲击所带来的较长时间段的影响可在后续研究中继续展开。
本文以十八大以来强有力的中央反腐政策作为背景来探究腐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原因在于此次反腐行动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外生冲击，可以较好地评估腐败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而随着我国经济改革不断深化，腐败对于企业的影响也会在不同的背景条件下存在不一样的表现方式，比如，在金融创新的大背景下，腐败如何影响此类创新型企业的绩效？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作进一步展开讨论。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