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论文哪里有？本文通过对 3418 个国家季度样本进行测度和识别，建立了“一带一路”区域跨境资本极端波动事件库，其中包括沿线国家发生的资本激增 561 期，资本急停 416 期，资本外逃 495 期，资本紧缩 456 期。通过从时间和区域对其进行刻画后发现，在区域或全球金融危机的期间或前后，沿线国家的跨境资本极端波动呈现出区域聚集的态势。
1 绪论
2.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2.1 跨境资本流动研究现状
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融合，世界一体化和国际化进程也日益快速发展，跨境资本流动的快速发展成为国内外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Lane 和 Milesi-Ferretti，2007）[9]。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学者们就开始关注跨境资本流动，主要集中在三个研究方向，首先是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或其他变量的影响研究（Lu 和 Dong，2016；Chen，2019），由于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有异常情况，因此更多学者开始关注跨境资本流动监管和预警（郑璇，2014；王志强等，2014；严宝玉，2018）[10-12]，以及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Fratzscher，2012；Jiang 等，2019）[13]。
能够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关于金融开放对其影响的研究出现相对较早，并且学者们的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金融开放度与成本相关，提高金融开放度的同时，投资成本也会降低，减少了国际资本流动的阻碍，有利于资金融通。Goh 等人（2003）针对马来西亚跨境资本流动的研究发现，金融开放与其正向相关，金融开放程度越高，资本流动越快。张广婷（2016）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她以新兴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制度因子中的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发现开放程度越高，其跨境资本流入就越多[14]。此外，有些学者将不同类型的跨境资本流动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对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来说，金融开放仍然会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而对于长期跨境资本流动的作用则趋于平稳（姚小义和王曼霏，2016；唐国强和王彬，2017）[15, 16]。Kose 等人（2009）通过研究金融开放与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等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和权衡的关系。因此，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对于金融开放对跨境资本流动的作用，成为了研究热点[17]。Forbes 和 Warnock（2012）研究发现，在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发生时是否放松金融开放，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1]。而相反，Fratzscher（2012）则认为，在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爆发前，对于金融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来说，比较容易出现资外逃的现象[13, 18, 19]。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3.1 金融开放度对极端波动的影响
金融开放（financial openness），也称为金融自由化（financial liberalization），其定义是国家通过规范性法律或法规逐步放松或取消对金融的管制。具体而言，金融开放包括对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开放，即放松对跨境资本流动和货币兑换的管制，放宽金融市场或金融服务业的准入，一方面包括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机构以合资、独资或并购等方式在国内从事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服务的准入和行为活动，另一方面也包括本国机构和居民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交易。
金融开放可以为跨境资本流动提供自由的环境。Machlup（1943）提出了国际投资乘数理论，该理论认为放松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使得一个国家可以保持跨境资本的持续流入，其国民收入也会不断增长，放松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也会使一个国家保持长期的资本输出，国民收入也并不会因此有所损失，因此金融开放，即对资本管制的放松，无论对于流出国还是流入国都是“双赢”。Schmitz（2011）认为金融体系自由化程度高的国家，国际资本流入往往比较集中[26]。Lane&Milesi-Ferretti（2008）认为国内金融体系和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具有很大的联系[9]。Cavoli（2014）研究了资本流动各个组成部分（外国直接投资、证券权益、证券债务和银行流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根据研究结果为一国金融自由化政策提出相关建议。Evans & Hnatko（2014）发现认为 19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快速增长是金融开放和一体化的结果，并阐述了金融开放和一体化是如何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28]。
5 “一带一路”区域跨境资本流动现状
5.1 “一带一路”区域跨境资本极端波动的识别结果
本文按照 Forbes 和 Warnock（2012）提出的资本极端波动分类方法，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为样本，利用 Stata15 软件编写程序，对“一带一路”区域内发生的极端波动状况进行识别。通过对 39 个沿线国家 1980 年第一季度至 2018 年第四季度的跨境资本总流入与总流出的进行处理与测度，经手工整理共获得 3418 个国家季度样本。识别结果中包括资本激增 561 期，资本急停 416 期，资本外逃 495 期，资本紧缩456 期，建立“一带一路”区域跨境资本极端波动事件库，表 5.1 列示了整理后的极端波动识别结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生极端波动次数最多的是孟加拉国，共发生 21 次，包含 8 次资本激增、5 次资本急停、5 次资本外逃和 3 次资本紧缩，总计 78 期，平均每一次极端波动持续 3.7 个季度。其次为印度和斯里兰卡，均在样本期间内发生了 20次极端波动，分别持续了 77 期和 63 期。泰国共发生了 18 次极端波动，虽然次数与前三个国家相比较少，但是持续的期数是所有样本国家中最多的，为 85 期，平均每一次资本极端波动能持续 4.7 个季度，比发生极端波动次数最多的孟加拉国还要多出 1 个季度。发生极端波动最少的是巴拿马，只发生了 3 次，其中包括 1 次资本急停和 2 次资本紧缩，并没有发生过资本激增和资本外逃这种大进大出的极端波动状况。其次是新加坡和马其顿，分别发生了 6 次极端波动，分别持续了 24 个季度和 18 个季度。从整体上来说，“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共发生 1838 期的极端波动，占样本期的 14%，平均每个国家的跨境资本流动大约每一年半就要发生一次极端波动，这样的频率不容忽视，因此应该对“一带一路”区域内的极端波动进行细致的刻画，探寻其中规律，在“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中丰富对极端波动的识别、预警以及风险防范机制。
5.2 “一带一路”区域跨境资本极端波动的刻画
本节将对“一带一路”区域内的跨境资本极端波动进一步刻画，为了更清晰地观察极端波动发生的地理分布特征，在刻画时对样本国家的地理分布做了分类，共分为亚洲大洋洲、中亚、西亚、南亚、东欧和非洲及拉美 6 个区域，具体分布如表 5.2 所示。按照地理分布进行区分后，绘制了 1986 第四季度至 2018 第四季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本激增、资本急停、资本外逃与资本紧缩的发生情况，依次如图 5.1 至图5.4 所示。由于每个样本国家的原始数据起始时间不同（详见附录 A），导致识别结果的起始时间也不同，因此为了更科学地刻画“一带一路”区域整体趋势，将每一期的跨境资本极端波动发生次数平减掉当期样本国家数。
结论
本文以 1980-2018 年“一带一路”沿线 39 个国家的跨境资本流动数据为样本，利用Forbes 和 Warnock（2012）的方法对资本极端波动进行识别与分类，建立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资本极端波动事件库，对其进行刻画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究了金融开放度对跨境资本极端波动的影响，并验证了沿线国家宗教紧张度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此外，在进一步分析中，通过分组回归的方法进一步讨论了不同经济水平和是否是伊斯兰国家的情况下金融开放对跨境资本极端波动影响的差异性。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1）本文通过对 3418 个国家季度样本进行测度和识别，建立了“一带一路”区域跨境资本极端波动事件库，其中包括沿线国家发生的资本激增 561 期，资本急停 416 期，资本外逃 495 期，资本紧缩 456 期。通过从时间和区域对其进行刻画后发现，在区域或全球金融危机的期间或前后，沿线国家的跨境资本极端波动呈现出区域聚集的态势。在对我国的极端波动分析后发现，我国自 2004 年以来，经历了多次资本极端波动，其中大多数属于资本流入的极端波动，说明我国金融开放以来资本流动波动性较高，尤其是外资的流入。
（2）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开放度会显著增加跨境资本发生资本激增与资本外逃的可能性。根据金融深化理论与资本流动的动因理论，金融开放可以通过放松资本管制建设开放的金融市场吸引海外投资者，为跨境资本的流入提供拉力。同时，金融开放还为国内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国际投资机会，成为跨境资本流出的推动力。在拉力和推动力的共同作用下，双向的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均会增大，进而导致了资本激增与资本外逃的发生。
（3）“一带一路”区域呈现出宗教多样性的特征，很多国家的宗教已经深深融入了该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对其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特征加入研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宗教紧张度会抑制金融开放度的效果。
（4）通过对样本国家进行经济水平分组后发现，金融开放度对跨境资本极端波动的影响在不同经济水平国家之间存在差异性：金融开放对资本极端波动的影响只存在于中高收入水平及以上的国家，对于低收入国家的影响不显著。对是否为伊斯兰国家进行分组的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开放度的提高会导致非伊斯兰国家发生跨境资本极端波动的状况，但是对于伊斯兰国家，金融开放度并不会增加资本激增的发生，甚至会显著降低资本外逃和资本急停的发生。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