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背景特征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是会计论文，已有的研究从公司特征、公司治理等内部因素以及环境制度、政府监督等外部角度进行研究，但企业内部的高管人员对企业的管理决策会产生重要影响，关于高管背景特征如何影响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文献还较少。基于此，文章选取沪市A股重污染企业2014-2019年的相关数据，分析高管海外背景、法律背景和政治背景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作用。最终得出以下结论：（2）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高管的个人学习工作背景能影响和塑造人的认知和行为决策，而高管的海外经历能让其较早接触国外企业环境制度的实践并形成自己独有的经验，使得在其参与国内企业的管理决策中能更加注重环保制度的执行，更加积极的接受政府和各方的监督，披露更多高水平的环境会计信息，以提高企业发展的合法性。本文研究紧扣时代主题和当下热点，通过数据收集和分析，研究高管背景特征是否能有效提高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水平。不仅有助于丰富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相关内容的理论研究，还能为监管部门制定更加有效的环境监管政策和信息披露制度，企业选拔合适的管理人员、构建科学的管理团队以提高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提供参考。从而使研究的内容不仅具有理论研究意义，更能为提高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提供支撑和决策帮助，符合现实背景，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样本是2014-2019年沪市A股的重污染企业，通过对研究对象的高管信息和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实证分析高管成员的背景特征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

1绪论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暴露出了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和生态环境问题，也提醒了社会各界要加强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并在报告中提出了要对污染物的排放进行控制，改善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继续坚持了这一要求并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发展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时代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地积极转变发展方式，打响污染防治攻坚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粗犷式发展逐渐被摒弃。企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其日常的经营管理活动会产生污染物并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而近些年曝光的环境污染事件也多与企业相关。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家及相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制度来加大对企业环境污染治理的监管力度，并要求企业不断提高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水平。但想要达到更加有效的治理和披露，仅靠立法和政府的监管是不够的，还需企业自身提高环境保护意识，采取相关环保措施，自觉提高自身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本文基于上市公司高管团队成员样本考察了海外背景、法律背景和政治背景在企业决策以及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中产生的作用，揭示了高管背景特征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本章对文章研究的背景和意义进行了介绍，整理了研究思路并形成思路框架，总结了运用的研究方法，归纳了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通过对国内相关文献进行收集阅读，梳理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相关研究的发展脉络，并从披露的内容和方式、影响因素、高管特征以及高管特征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归纳和评述。

2文献综述

2.1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相关研究

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环保问题也成为了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企业作为环境污染物排放的主要主体，其环境行为也开始受到重视。因此，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一些来自发达国家的公司开始通过财务报表披露与自身相关的环境信息，由此拉开了“环境会计”的发展序幕。环境信息披露是指企业将自身的环境行为和在经营中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对外进行公开。何璐（2017）[1]研究中提到环境信息披露是企业的一种战略选择行为，通过环境信息披露来满足利益相关者对环境的关注以获得他们的认同，也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Tilling等（2010）[2]研究发现，企业会通过披露环境信息来树立自己的环保形象来获得未来现金流的增加、社会的认可和政府补助。早期对环境信息披露进行研究的学者探究了环境信息应包含的具体内容，并对不同的内容依据相关性质进行划分。Fekrat等（1996）[3]认为企业披露的环境方面的信息应当包括：环境污染、环境维护与防治、环境绩效等方面的内容，并且还应该披露相关者对企业环境信息的综合评价。Dennis等（2003）[4]利用内容分析法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分为环境污染治理情况、环境法律法规和环境风险等三个方面，并将内容进行了具体划分。孟凡利（1999）[5]在探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理论时，基于环境会计的目标、主体以及对财务和经营成果的影响等角度，将环境会计信息划分环保目标、环境收益、环境支出等内容。毕茜等（2012）[6]在研究中运用了内容分析法，将研究对象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内容具体划分为7个类别，包括环境信息披露载体、环境资产等，并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打分。李志青（2018）[7]在对399家重污染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进行分析后发现，企业的绿色透明度水平不高，除了环保政策、方针和理念和本年度污染物排放等信息披露情况较好以外，其他指标披露均不合格。

2.2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因此企业为了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追求其存在的“合法性”，开始关注自己的环境行为并进行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而相关学者对于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也随着企业发展的需要经历了由浅到深，由点到面的发展过程。在早期的研究中，学者更多关注的是环境信息应该披露什么样的内容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披露。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方面，国内外的研究学者多能达成统一标准，即将环境会计信息区分为定性和定量两大披露类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内容分析法将环境会计信息内容具体划分为环境政策和理念、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治理情况等方面。而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载体上，国内外的企业呈现了不同的披露趋势，国外企业更倾向于以企业网站和独立报告的形式公布环境信息；而国内企业则更倾向于在年报上进行环境会计信息公布，在2018年后社会责任报告也成为了国内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主要载体之一。随着社会和企业需求的不断发展，相关研究从外在的披露内容和方式进一步深入，哪些因素会影响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大多数学者在关于内部因素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和财务杠杆都能提高一个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而监事会和董事会规模、管理层能等因素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进而促进了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同时关于独立董事、股权集中度对该披露的影响还未形成一致的结论。

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评价指标

3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12

3.1理论基础............................................................................................................12

3.2研究假设............................................................................................................14
4研究设计.......................................................................................................................17

4.1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17

4.2变量定义............................................................................................................17

4.3模型建立.............................................................................................................21

5实证研究.......................................................................................................................22

5.1描述性统计分析................................................................................................22

5.2相关性分析........................................................................................................24

5.3多重共线性检验................................................................................................25

5.4回归分析............................................................................................................26

5.5进一步分析........................................................................................................27

5.6稳健性检验........................................................................................................30

5实证研究

5.1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对沪市A股重污染企业2014-2019年环境信息披露进行赋值打分得到表5.1，从打分结果可以看出，披露得分均值从2014年的9.56上升到了2019年的15.749，披露的整体平均水平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说明随着环保法、环境保护税等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其中2016年到2018年都要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2017年增长幅度最大，达到了20.6%，可能是因为2015年环保法实施后，其影响在以后几年逐渐显现。2014-2019年企业得分均值都围绕中位数有略微波动，且远低于当年得分的最大值，说明大多数企业的披露水平都在处于中等水平且与较好披露的企业差距较大。除此之外，75%分位得分与最大值的差距虽逐年有所减小，但到2019年依然相差16分，说明重污染企业个体之间披露水平差异较大且这种差距还在持续。这说明我国的企业环境监管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虽在不断发展，但其对企业的约束和影响还有限，但还需进一步的完善和落实，提高制度约束力和监管力度；同时还应有针对性的进行检查和监督，缩小企业之间的披露差距，提高整体的披露水平。表5.3显示了主要相关变量的统计情况。根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得分平均分是12.78分，最小值是0分，最大值是37分，标准差为6.68，得分在8-18分之间的企业占总样本的53.92%。说明我国重污染企业整体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较低，且部分企业间的披露差异较大。在高管团队背景情况统计中，拥有海外背景的企业占3.75%，拥有法律背景的企业占比18.8%，拥有政治背景的企业占比是28.8%。说明在我国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中，高管团队中法律背景人才和政治背景人才较为充足，而海外背景人才较为缺乏。从表中可以得知企业资产取对数后最小值是17.07，最大值是28.64，平均值是22.75，说明样本企业的规模差异不大。资产负债率中，最大值是1.351，最小值是0.0145，均值是0.462，其中资产负债率在0.3-0.7之间的企业有1330家，占总样本的61.4%，说明大多数企业有比较适中的资产负债率。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中最小值是-19.14，最大值是7.445，说明有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其中亏损企业占比10.34%，而有一些企业则盈利状况良好。

变量定义表

5.2相关性分析

本文运用person相关系数法对所有变量进行了相关性检验，得出了表5.4以初步观察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以便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根据数据显示，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高管海外背景之间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将高管的海外经历进一步划分为海外学习经历和海外工作经历可以得出，高管海外学习背景和海外工作背景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假设1相符。高管法律背景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高管政治背景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假设2b和假设3b相符，还需回归分析进一步确定结果。除了独立董事比例和盈利能力以外，其他控制变量均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同时，根据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初步判断变量之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了方差膨胀因子（VIF）进一步检验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从表5.4可以得出，各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2，进一步排除了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综上说明，变量选取合理，相关假设得到初步证实。通过对全样本进行回归得出表5.6的结果。其中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为因变量，高管的海外背景、法律背景、政治背景以及各个控制变量为自变量。在以上的回归分析（1）、（2）、（3）中，将高管的背景特征定义为虚拟变量，若企业在2014-2019年间高管团队中有海外背景、法律背景或政治背景成员，则相关变量分别取值为1，否则为0。其中，在回归（1）中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回归系数为1.97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拥有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相对于没有海外背景的企业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更高，假设1得到了验证。在回归（2）中，高管的法律背景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回归系数为-2.26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高管的法律背景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负相关，假设2b得到了验证。说明拥有法律背景的高管在企业中更多是扮演“合谋者”的角色，帮助企业规避和减少风险。在回归（3）中，高管的政治背景与企业环境信息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548，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高管的政治背景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负相关，假设3b得到了验证。说明拥有政治背景高管的上市公司披露的环境信息水平更低。

6结论、建议及不足

随着我国环境治理的不断深入，政府和社会各界开始重视和监督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并重点关注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情况。如何提高企业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积极性和有效性成为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3）高管的法律背景与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拥有法律背景的高管对法律法规有着更强的理解和解读能力，作为企业的内部管理人，从企业利益角度出发，因为熟悉法律、了解法律实践，则更有能力利用法律漏洞，尽量减少披露未强制要求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来规避风险，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庇护。因此拥有法律背景高管的企业反而会降低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4）高管的政治背景与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拥有政治背景高管的企业更倾向于披露较少的环境会计信息，企业可利用高管带来的政治关联逃避环保监管、推迟重大环境信息和环境事故的公布时间，缺乏积极披露环境信息的动力。而且在对国企和非国企分别进行回归后得出在国有企业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而在非国有企业不显著。国有企业具有天生的政治联系且比较牢固，不需要企业付出更多代价去交换。而非国有企业需要更加主动的去寻求和换取这种政治资源，如积极影响政府的环境监管政策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所以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影响可能较小。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