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 words: the east Asia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is, east Asian mode
摘要:东亚金融危机是否是东亚模式的终结?作者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结合东亚模式的特征作了简要的分析,指出东亚模式的重要原则和基本框架并未过时,但金融危机确实也暴露出东亚模式的一些缺陷。东亚各国的整改工作业已开始,并取得了一些成效,近几年的情况已经表明,东亚各国已经克服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暂时困难。东亚模式自产生之日起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金融危机虽给东亚各国带来了不小的损失和冲击,但也给东亚模式的改革和完善带来的压力和契机,经过调整之后的东亚模式必将为东亚各国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东亚经济,金融危机,东亚模式
东亚模式曾经是成功的代名词,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刻意模仿的对象,然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动摇了人们的信念。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了国内外不少学者对东亚模式的重新思考与深入探讨。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否定论,认为东亚金融危机印证了克鲁格蔓早已预见的东亚奇迹和东亚模式的终结或破灭;二是调整论,认为在信息网络化时代东亚模式滞后,亟需发展调整,以新型模式取而代之;三是肯定论,认为东亚模式经过金融风暴考验后将再现辉煌。如何客观全面分析与评价东亚模式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这不仅关系到今后对这一地区经济前景的正确估计,也关系到整个东亚地区各国包括中国在内今后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的抉择。笔者认为,东亚模式对于东亚经济奇迹的发生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如1998年2月2日世界银行副行长约瑟夫•斯第格利茨在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的那样,“东亚奇迹是实实在在的,东亚奇迹对亚洲经济的改造是历史上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贝克教授也撰文指出,“那种所谓亚洲奇迹十分空洞,……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判断,同样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东亚金融危机确实暴露出东亚模式的某些弊端,本文主要从东亚模式的经济特征和政治特征入手作一简要的评析,以期能对这种模式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
一、关于东亚经济模式的思考
东亚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是:经济优先主义+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分配收入相对均等=高经济增长率经济优先主义又称为“经济第一主义”,在东亚最早由日本前首相吉田提出,其后韩国前总统张勉和朴正熙均先后提出“经济发展主义”或“经济第一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论断。事实上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东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取得了成功,东亚地区将经济优先作为其选择是无可厚非的。二战后东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形势异常严峻几乎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没有希望的地区之一,但是经过战后50年的发展,东亚经济势力有了明显的上升,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资料综合分析,东亚10个国家和地区(中、日、四小、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60年代初GDP占世界9•4%,同期,欧洲占28•7%,美国占45.3%,其它国家占16•6%。但90年代中期这个比例已发生重大变化,东亚占25.9%,欧洲占31•6%,美占27•6%,其它国家占14•9%,东亚地区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吸收外资的比重、对外投资的比重也都能体现出东亚地区已今非昔比。关于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问题,东亚许多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主导作用显得十分突出。二战后,东亚各国除日本经济基础尚好以外,普遍薄弱,尤其是工业基础薄弱。政府给予大力扶持是迅速改变落后状况的行之有效的举措。以韩国为例,1973年朴正熙政府推出“重化工业发展计划”,计划在1973—1981年投资960亿美元,扩大钢铁、铜、铅、铝的产量,建26个原料工厂,39个通用机械厂,7个电子设备厂,8个精密厂,9个码头,石油提炼能力扩大到86万桶,扩建蔚山石化区等,到1981年人均产值达到10000美元,年出口达到100亿美元。依据韩国当时的经济条件,推行这样庞大重化工业发展计划,这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目标。在计划提出时,人均产值仅318美元,年出口额仅16亿美元,这个计划最终如期完成,韩国很快成为船舶、汽车电子的生产大国,并为八十年代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抹煞的。其它国家如日本、中国、马亚西亚、新加坡等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而取得突出成就的事件不胜枚举。然而,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在许多国家并没有适时向制度经济和法制经济转换,造成政企不分、政企合谋、银企不分、黑金经济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等问题不同程度的存在,印尼形成苏哈托的“商业王国”,菲律宾形成了马科斯的庞大的家族经济,在韩国形成了所谓“马大不死”的一批负债累累的巨型企业,正是这些巨型航母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相当一部分触礁引发了经济的萧条。经验证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均要各司其职。在为市场建立适宜的机制性基础方面,政府是必不可少的,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应恰当地结合起来。政府干预过多或不适当干预都是应该极力避免的。将市场机制和政府主导的作用结合得较好的新加坡和香港在这次危机中受冲击较轻也是其中应有之义。关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思考。出口导向经济增长(Export-Led growth,ELG)一直被古典学派誉为最理想的最有效的发展战略,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NICs)特别是香港特区、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发展被该学派认为是有力的证明。新古典经济学家Ram(1985)和Kavoussi(1984)也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大加赞赏,他们认为出口有如下好处:①加快了一国资本积累的速度;②提高了专业化水平和优势资源的配置效率;③由于有效市场规模的扩大而提供了较大的规模经济;④一国的生产能力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⑤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笔者并不否认出口导向型经济有其自身的很多优势和优点,但是东亚“四小龙”(很大程度上也包括日本)外向型经济的成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有利条件,当亚洲四小龙(甚至还有更前面的日本)大量向国际市场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没有真正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去,并且它们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初级产品,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发展中国家出口的60%以上(托达罗,1992)。同是,亚洲四小龙参与国际分工的国际经济环境也比较特殊。当时,与亚洲四小龙具有类似比较优势的人口规模庞大的中国和印度都没有大规模参与国际贸易,而亚洲四小龙的人口规模较小,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较优的相对人口比例,在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中,反而能够获得较好的贸易条件,取得较多的贸易得益。然而,当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具有类似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也实行贸易自由化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大量出口工业制成品时,相对人口就变得不利。劳动密集的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就难免恶化了。这也就是“合成谬误论”的观点:一个国家采用某种战略可以获得成功,但是当许多国家都采取相同战略时,则会导致所有国家都失败。所以,并非所有国家走出口导向型的道路都能获得成功,重要的是对于比较优势的运用应当相机抉择,这种战略的具体内容为:对于比较优势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可以战略性地在短时期内违背现有的、外生的比较优势,推动自身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的发展,通过各种手段(人力资本投资,技术模仿,专业化经济)进行技术投资,获得内生比较优势,虽然在这一段时间内,违背比较优势使得贸易得益丧失,但当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本国的比较优势将发生升级或逆转(注意不是绝对优势发生逆转),这使得自身进入较优的国际分工地位,此时,本国将享受较优的国际分工地位带来的更多的贸易得益,并且由于专业化从事高技术行业而有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印度信息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必消极地按照外生(历史形成的)比较优势介入国际分工,那是通向相对贫困之路,而应当积极地通过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科教兴国)以获取内生比较优势,从而改变一国的比较优势,跻身较高的国际分工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关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弊端,除了比较优势选择不当造成持续贫困外,还存在着严重依赖外资、依赖外国市场、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等。#p#分页标题#e#
二、关于东亚政治模式的思考
在政治上东亚模式的普遍特征是推行威权体制。二战后,东亚国家普遍推行的是经济优先、政治民主渐进的模式。在政治上,除日本、菲律宾、泰国等少数国家一度实行过西方的议会制民主道路以外(日本长期实行西方的议会制民主,但也长期存在着一党独大的局面),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中期开始,东亚国家普遍走上了威权主义道路。应当看到,东亚国家普遍推行威权主义政治体制有其深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根源与背景,这种体制在相当长时间内对稳定政局和促进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和积极的作用。以菲律宾为例,二战后初期实行西方的议会制民主,但长时间呈现出政局动荡、经济步履维艰的情况。1965年马科斯上台后,逐步过渡到威权主义政治体制,政局渐趋稳定,经济也颇见起色。1986年2月革命以后,阿基诺夫人上台后恢复民主政治,但经济发展却不敢让人恭维。这里无意为马科斯辩护,而是说威权主义政治体制曾经起到稳定政局和发展经济的作用。从长期来看,这种体制仅是一个过渡形式,马科斯未能适时将这种体制向民主政治过渡,而是肆意膨胀其家族的政治、经济势力,最终为菲律宾人民所抛弃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正象有人指出的那样,民主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发展,而经济发展最终会促进民主的成长。在这种威权主义体制下成功的典型当数新加坡和香港。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认为,新加坡能够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屹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民选择了廉洁而能够做长远打算的人选担任议员及部长,他们所制定的政策,是为新加坡这根没被吹倒的树扎下了深根。正是这种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在二战后的东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就连享停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也不得不承认:“秩序第一,代议制次之。”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主编的《当代比较政治学》中指出:“制度职能的履行对于政治制度的稳定至关重要,”而“杰出人物的更新是最重要的制度职能。”在杰出人物的更替方面,新加坡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1990年11月67岁的李光耀让位于40多岁的吴作栋,成功地实现了更替。新加坡保持了政治经济的持续发展。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尽管有着有利于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的突出优点,但也有着明显的弊端,比如容易滋生腐败、压制民主、窒息整个社会的发展潜力。在这种体制下,起决定作用的是实行这个制度的人的素质,一旦掌权的人心术不正将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当然东亚政治模式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中已产生了日益强大的中产阶级的力量,人民群众的受教育水平和参政意识也在逐步增强,西方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民主化进程已成为东亚各国不容回避的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已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但总体来看,距离人们的民主化要求尚有较大的差距。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采取积极稳妥的措施推进东亚各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乃是保持东亚各国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法宝。另外,文化的因素也须提及。东亚模式中的国家普遍推崇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主张勤俭节约,这有利于资本积累,推动投资;儒家文化重视和谐稳定,这有利于为发展创造一个非常有利的社会环境;重视教育也是儒家文化所推崇的,这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儒家文化重视个体的修养的同时,又以社会整体为目标,突出人的社会责任感,有利于培养奋发向上、敬业乐群的宝贵品质;儒家文化普遍重视现世,主张入世,并不主张将幸福寄托于来世,比较理性,甚至比新教有过之无不及。总之,是比较容易接纳现代化的一种文化类型。但是,儒家文化也带有一些不容忽视的弱点,如崇尚勤俭,不利于扩大内需;崇尚权威,容易窒息个性的发展,不利于创造;家族观念的影响造成了人口的膨胀,“人治式”发展到庞大规模而不转向“法治式”也显然难于承担繁重的现代组织功能;其它还有奴性较强、好伪、势利、怯懦等。当然,我们在论及儒家文化的作用时,既不可过分夸大,也不能过分贬低,须知文化只是内涵于政治经济之中,并不单独起作用,“文化决定论”和“文化虚无主义”都要反对,在文化上的过分自信和过分自卑都是不可取的。综上所述,我们应该历史地、全面地、比较地去评估东亚模式。这种模式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时间上看,其形成至今不过三十多年时间,有的国家才十几年的时间,而这些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因此不能因为这些国家在目前阶段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就全盘否定曾经起过巨大作用的东亚模式,当然我们无意苛求这种模式尽善尽美,回避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是不利于这些国家今后的发展的。在分析东亚模式时还应注意到,这种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大部分时间里总体上是成功的。另外,还应注意区别东亚模式中较为成功的国家、地区和失败较多的国家、地区,从中进行比较,这样更有利于全面地认识和总结东亚模式。1999年,东亚多数国开始复苏,到2000年基本部走出低谷。据统计,2000年,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了9.9%、2.5%、7%、4.3%、4.2%、3.9%、6.7%、5.9%、4.5%、6%、8.8%。虽然,东亚各国的经济增长率比全盛时期普遍有一些差距,但是,毕竟在短时间内就走出了低谷,这昭示着东亚模式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同时,也说明东亚各国为走出低谷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尽管问题并未全部得到解决,但正视问题、解决问题已经成为东亚各国的普遍做法。亚洲金融危机给人们一个很好的反思东亚模式的机会,如果东亚各国和地区能很好地以此为契机,总结经验和教训,去掉头上不切实际的光环,对这种模式进行适应时代发展的重新改造和整合,东亚地区的前景仍将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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