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外逃角度看我国金融危机的防范
摘要:本文分析了不同类型的资本外逃在有关国家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和成因,测算了我国资本外逃规模。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复杂,资本外逃的途径也是五花八门,手法繁多,并对国内经济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我国代写金融危机论文治理资本外逃的对策,应是标本兼治,既要建立健全长期内消除资本外逃的制度环境,又要在短期内构筑和完善资本管理的办法,加大对非法资本外逃的打击力度。
关键词:资本外逃;金融危机;资本项目开放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and Financial Crisis Prevention:The Analyzing Angle from Capital FlightCAO Yong(Xinhua School ofBanking andInsurance,Zhongnan University ofEconomics /jinronglunwen/jinrongweijilunwen/andLaw,Wuhan430060,China)Abstract: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capital flight on related countries during financial crisis. It also discusses thmajor reasons behind China s capital flight and bywhich means the capital flight from China, we find capital flight in China even erode it s e-conomy base and becomes a threat to China s financial stability.To refrain the trend, China needs to take comprehensive measures in the lonrun and short run.Key words:capital flight; financial crisis;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一、资本外逃的类型及案例分析
(一)放任型资本外逃放任型资本外逃的基本特点是:一国在国内市场体系不够发达,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经济结构存在严重缺陷的情况下,急于推进经济自由化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当内外经济出现困难和动荡时,便容易出现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墨西哥是出现此类资本外逃现象的典型国家。1994年12月9日,墨西哥政府宣布比索对美元贬值15.3%。这一举措刚出笼便引起了投资者的恐慌,市场出现抢购美元的风暴,政府在两天内就失去了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到半年,从墨西哥逃逸的资本高达180亿美元,资本的疯狂外逃又进一步加剧了比索的贬值,最终使墨西哥陷入了全面的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具体成因如下。第一,缺乏对外资的引导和控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墨西哥吸引了大量外资,但缺乏对外资投向的合理控制和引导,使它们在特定条件下成为破坏性因素。由于流入墨西哥的外资大多进入了证券市场,具有很强的投机性,当政局、投资环境和国际因素发生变化后,外资便迅速撤离,国内资本也随之出逃。第二,贸易逆差增大,超出国家的支付能力。1991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外国产品蜂拥而入,使墨西哥的贸易赤字由1991年的110亿美元猛增到1994年的280亿美元。在外资流入的情况下,墨西哥尚可利用外资来改善国际收支,但随着外资的抽逃,只能动用官方储备来弥补赤字。第三,未能合理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墨西哥在私有化过程中出售了近50%国有企业,但所得收入只有小部分投入生产部门,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进步缓慢,农业倒退,第三产业则由于外资的进入发展很快。此外,墨西哥国内储蓄率低,国内资金不足,资本项目开放后,国内资本可以毫无障碍地投放境外,形成了引进外资和资本大量外流(逃)的双重局面。第四,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伴随相应的社会变革,国内贫富悬殊状况加剧,社会治安恶化,使得墨西哥缺乏良好的投资和发展环境,也是国内资本外逃和外资驻足不前的重要原因。#p#分页标题#e#
(二)恐慌型资本外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有关国家发生的资本外逃即属于这一类型,我们以泰国为例来加以分析。1997年2月,国际投机资本掀起了第一轮抛售泰铢的风潮,泰国国内银行出现挤兑,股市也受到重挫;同年5月,投机资本卷土重来,泰铢对美元汇率跌至10年的低点,泰国出现了第一轮恐慌性资本外逃的高峰。事实上,在危机爆发前,泰国已经出现了资本外逃加速的迹象,据泰国央行的统计,仅1996年6月就有约7 000万美元从“曼谷国际银行业务设施”(BIBF)、7 800万美元从“非居民泰铢帐户”(NRBA)撤出,外国私人资本净流入在当月下降到3 200万美元,大大低于前七个月平均2亿美元的水平。[1]市场的巨大压力迫使泰国央行于7月2日宣布放弃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当天泰铢即对美元暴跌20%,掀起了第二轮资本外逃的浪潮。由于东盟各国经济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和相关性,泰铢贬值和资本外逃也引起了其他东盟国家金融市场的恐慌,最终演变成整个地区的金融危机。从危机的过程看,泰国的货币危机和资本外逃互为因果,货币贬值引起资本大量外逃,资本逃逸又使得国内资金匮乏,经济陷入困境,挫伤了投资者的信心,反过来进一步深化了货币危机。
(三)转轨型资本外逃这是指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条件下的资本外逃类型,其典型国家是俄罗斯。俄罗斯资本外逃的规模,国际社会估计是每年150亿美元至200亿美元,而据俄罗斯政府的估计,1994至1998年间,俄每年资本外逃约为110亿美元。[2]导致俄罗斯大规模持续性资本外逃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第一,政治经济环境不稳定。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和不稳定的经济政策,以及变动剧烈的改革方案,使在俄罗斯投资回报具有不稳定性,导致俄罗斯经济出现了严重的美元化现象,直接加速了俄资本外逃的进程。而俄罗斯虚弱的银行体系,较高的国家信用风险,强化了卢布贬值的预期,更使得居民信心不足,担心发生银行挤兑或银行制度危机,纷纷将资本转移到国外。第二,财政税收因素。俄国内相对较高的税率,税收征管中的随意性,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盈利水平的不确定性,促使俄罗斯居民通过将资本投向国外以达到逃避税收的目的。第三,法制法规因素。广泛的腐败、私有产权得不到保护等问题,抑制了居民在俄罗斯境内积累财富的愿望;转轨期间财富和收入再分配的不规范,也助长了资本外逃;另外俄罗斯在私有化进程中没有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和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管理人员缺乏必要的监督,产生了资产化公为私并转移到国外的现象。
二、中国的资本外逃分析
(一)中国资本外逃规模的测算对于我国资本外逃的数量,国内外存在较大分歧,其原因在于对于资本外逃的统计口径差异或计算模型的不同。国际上常用的测算资本外逃方法有:卡廷顿法 统计口径是:国际资本外逃=国际收支误差与遗漏项目+私人非银行部门短期资本流出;世界银行间接测算法 统计口径是:国际资本外逃=经常项目收入+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外债收入-储备增加;美国摩根信托公司计算法 国际资本逃避=经常项目收入+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外债收入-储备增加-银行体系和货币当局持有的短期外币资产;克莱因计算法 国际资本逃避=经常项目收入+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外债收入-储备增加-银行体系和货币当局持有的短期外币资产-旅游和边境贸易收入-其他资本收入。根据上述不同的计算方法,国内外各界对我国不同时间段的资本外逃规模进行了测算:国际上,OECD一项研究认为,中国1989-1995年间国际外逃累计超过500亿美元;英国《金融时报》认为,1993—1996年,中国每年的资本外逃数额均在100亿美元以上;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估计,1998—2000年中国外逃的资本分别达到364、386和238亿美元。在国内学术界,李心丹、钟伟(1998)利用世界银行和摩根信托的口径测算出1989—1995年我国资本外逃累计额分别为1168亿美元和865亿美元;李扬(1998)估算出在1992—1996年间我国资本外逃总规模达875.3亿美元之巨。从官方渠道看,国家外汇管理局认为1997至1999年我国累计资本外逃530亿美元,平均每年177亿美元,占GDP比重的2%。表1 “误差与遗漏”项目占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率单位:亿美元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1) 67.60 82.52 98.03 97.75 178.30 155.47 219.64 165.76 148.04 118.93(2) 1 356.30 1 339.50 1 619.70 1 978.30 2 381.70 2 826.20 3 191.20 3 239.30 3 606.30 4 373.10(3) 4.98 6.16 6.05 4.94 7.49 5.50 6.88 5.12 4.11 2.5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经济年鉴》1991至2001年各期计算和整理。表中(1)为“误差与遗漏”,(2)为进出口贸易总额,(3为(1)/(2)。 由于资本外逃是一国经济运行中的“黑箱”,加之资本流动的复杂性,要准确统计其数额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在此我们可以采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对我国资本外逃的严重性做一个定性分析。根据IMF的经验统计,一国资本外逃一般表现为30 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误差与遗漏”项的出超,如果该项的数值超过一国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5%,该国就存在严重的资本外逃行为。根据下表中列出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有6年的“误差与遗漏”项占进出口贸易额的比例超过了5%,10年间的平均比率是5.37%,表明我国确实发生了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p#分页标题#e#
(二)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
1.内外资待遇的差异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吸引外资,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给予了外资超国民待遇,造成了内外资事实上的不平等竞争,国内的有些企业便设法将资金转移到国外,再伺机以“外资”身份进入,以获取优惠政策,也方便进一步的资本外逃。20世纪90年代流入中国的外资中,来自港澳台和新加坡等华人聚集地的资本在中国引进的外资中占60%以上,其中大量是从内地流出的资金以“外资”的面目回流。
2.分散组合风险与追求更高收益从投资者的角度考虑,进行资产组合投资比全部投资于国内更能分散风险。目前,我国国内金融市场还很不完善,可用于投资和分散风险的金融工具品种很少,为降低风险,投资者会采取各种手段将其资产转移到国外进行投资。如果本外币存在利差,在固定汇率制下,居民或企业也会设法进行无风险套利。
3.“灰色收入”和私人资本转移这是中国资本外逃中一个特别引人的注目的问题。在我国,由于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建立,企业缺乏严格的内部约束机制,产权不明晰,使得一些企业管理者常常挖空心思侵吞国有资产,还有些人通过权钱交易,行贿受贿也形成了大量“灰色收入”,这些“收入”只有千方百计逃到境外才被认为是安全的,这是性质最为恶劣的资本外逃。据报道,近几年,中国大陆外逃海外的贪官达4 000多人,保守估计卷走资金50多亿人民币。私人资本的外逃则主要是由于有一部分私营业主和居民担心其财产缺乏应有的保障,出于安全原因而抽逃资本。据民主建国会北京经济学院支部和中关村实验区支部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北京资产总额超过500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主中,向国外转移资本者已占三成以上,而且数字还呈上升趋势。
4.国内严格的资本管制和外汇管制因素我国数量控制型的外汇管制使企业和居民因为担心丧失用汇的灵活性而不愿将外汇汇回或留在国内,进一步的管制又造成了高昂的交易成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掌握的金融资产迅速膨胀。在国内交易成本过高的情况下,居民有强烈的动机将资产转移到国外。
(三)我国资本外逃的途径
1.利用经常项目进行资本外逃我国经常项目的开放,为资本外逃提供了可趁之机,其主要手段归纳起来有:(1)一些企业采取合同发票低于实际交易额的做法,使应收外汇减少,将多余部分留存境外他用;(2)国内外一些不法商人互相勾结,采取伪造出口报关单,虚开增值发票等手段,致使资本外流;(3)以高比例佣金、折扣等形式支付给境外进口商,再从其手中拿回扣,牟取私利(4)国内企业采取进口不到货即提前付汇,把外汇资金滞留境外进行投资和投机;(5)国内企业通过国外子公司或关联企业,以转移定价的方式转移资本,或者将境外投资收益直接存留境外等。#p#分页标题#e#
2.利用资本项目进行资本外逃主要包括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其手段有:(1)外商以向我国境内投资为由,实际资本不到位而收益却按协议照常汇出;(2)在中外合资中,以合资企业的名义对外借债,资金不进入以还本付息的名义向外付汇;(3)外资企业在资金汇入境内完成验资以后,即以预付进口货款或者投资收益的名义分批汇出,实现资本抽逃;(4)在从境外筹资过程中,将一部分资金截留境外;(5)一些国企法人代表假借对外投资的名义,将资本转移到境外,以个人名义注册,将国有资产变为私人财产。3.利用其他方式进行资本外逃包括:(1)以非贸易支付方式,通过向境外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管理费、咨询费、培训费等名义,将外汇资金汇出;(2通过口岸将外汇现金直接携带出境,进行“蚂蚁搬家”;(3)通过“地下钱庄”和“手机银行”将资金汇出境外实现资本转移。“地下钱庄”的做法是,换汇人在境内将人民币交给地下钱庄,后者通过境外代理机构将相应的外汇存入换汇人指定的境外账户。所谓“手机银行”,就是专做外汇非法交易的中间人,其在境内外拥有广泛的关系网,只需一个电话,就可以将人民币从境内的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外汇从境外的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在以上两种行为中,资本的转移并没用经过真正的兑换过程,因而给监管造成了很大的难度。据财政部统计,近三年我国每年通过地下银行转移出去的资金高达2 000亿人民币(约合244亿美元),是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相当于当年的对外贸易顺差,而这仅是政府统计部分。据说,在我国沿海的有些地区,无论是“地下钱庄”还是“手机银行”都已经形成了很大的规模,并建立了“良好的信誉”。
三、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一)减少国内资本的形成,阻碍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我国目前总体上还处于资本缺乏的阶段,资本的不断形成是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严重的资本外逃无疑极大地削弱了我国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影响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二)削弱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持续大量的资本外逃会使我国外汇储备减少,并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减少,形成紧缩效果。同时,资本外逃使国内的货币总量、利率、汇率等不稳定,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从财政政策看,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会造成国内储蓄下降,投资萎缩,失业增加,国民收入减少,削弱政府的税基,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当国外资产的收益率对国内居民形成强大吸引力时,会削弱对国债的需求,增加借债成本,导致政府的财政融资目标难以实现,对我国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解决国内宏观经济失衡构成制约。
(三)对我国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的影响短期内,大规模突发性的资本外逃会使资本项目恶化,本币汇率面临下跌压力,为稳定汇率,政府将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而外汇储备的大幅下降,又将使国家的信用评价降低,导致投资者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加强,加速了资本外逃,反过来进一步加剧国际收支不平衡和汇率不稳定。从长期看,资本外逃会增加我国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削弱经济增长的潜力,动摇投资者的信心,实际投资收益率下降、投资风险增大,导致外国投资的下降,并刺激资本存量的外逃。#p#分页标题#e#
(四)对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影响持续性的资本外逃会影响公众信心,从而影响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并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都表明,持续、大量的资本外逃是引发和进一步恶化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和推动力。1995年IMF指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墨西哥本国资本外逃引起的,它导致墨西哥金融机构清偿能力严重不足,并直接打击了国外投资者的信心。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仍存在许多薄弱之处,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存在的大量不良资产始终是金融风险的巨大隐患。若资本外逃问题恶化,就可能加剧国内居民的风险预期,动摇其对银行体系的信心,使潜在的金融风险转化为银行支付困难,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四、经济进一步开放对我国资本外逃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资本外逃可能会有增无减,其原因是:第一,贸易规模的扩大将使经常项目下的资本外逃更为猖獗。我国的资本外逃中很多是通过贸易渠道进行的,经常项目可兑换和资本项目管制的制度漏洞,使得制作进出口假单据和运用“迟付早收或迟收早付”等成为资本外逃的主要手段。根据在加入WTO的谈判中所作出的承诺,入世后我国的平均关税税率将大幅降低,绝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如限额、执照和许可证等也会取消。贸易限制的减少将刺激贸易规模的扩大,这不仅将大大增加资本管制的复杂程度,而且也为资本外逃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第二,通过外资银行体系的资本外逃规模将日益增大。根据承诺,我国在加入WTO的5年过渡期后,将实现对外资银行在地域、业务范围等方面的全面开放,因此对外资银行所进行的资本外逃行为不可忽视。外资银行可以通过诸如本外币相互质押贷款、联行往来等方式规避我国目前的资本管制,为资本外逃提供便利。第三,跨国公司的内部行为也将为资本外逃提供更多的实现渠道。转移定价是逃避资本管制最常用的渠道,通过偏离外部市场的内部定价,跨国公司可以方便地实现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间或子公司相互间的资金转移。随着国内外资银行的增加,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相互配合来逃避资本管制方式方法也将更为巧妙和难以察觉,资本管制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五、预防与治理资本外逃的对策由于我国经济的转轨特征和资本外逃原因的复杂性,短期内完全消除资本外逃也是不切实际的。我国治理资本外逃的对策,应是标本兼治,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长期内消除资本外逃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要在短期内完善资本管理办法,加大对非法资本外逃的打击力度
。(一)对资本外逃的治本之策第一,保证宏观经济运行的平稳。稳定的经济环境能够减少本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大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同时减少国内资本外逃的驱动力。我国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避免经济出现过大波动。第二,积极推进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消除金融产品如利率、汇率等的价格扭曲现象,减轻金融抑制程度,大力发展金融市场,拓宽投资渠道,防止民间沉淀的大量资本由于找不到有效投资渠道而向国外流失。在深化外汇体制改革的同时,建立远期外汇市场可以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套期保值、投机避险的工具。第三,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机制,在国有企业内部建立有效的委托代理机制,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在具体措施上,加大对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行为的督察和惩处。第四,在法律制度上明确对私营经济的产权保护。通过调整法律关系,明确对产权的保护,规范对私营经济的平等待遇,有效遏制私营资本的外逃并为国内建设积累资本。第五,对内资和外资实行平等的国民待遇。积极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内在机制的推动力,取消内资和外资之间的待遇差别,从建设投资环境的比较优势来吸引外来资金,这有利于从根本上减少由于内外资政策不同而引发的资本外逃。#p#分页标题#e#
(二)对资本外逃的治标之策从治标的对策看,我国应保留并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和提高资本管制的效率,根据我国经济开放的进程调整资本管制的重点。
1.加强以银行审慎管理为核心的金融监管由于国际资本流动大多以银行体系为中介,防范一些特定的跨境流动和管理银行的外汇交易,就能起到与资本管制相类似的作用。比如在智利,周密设计的、有力的审慎管理与资本管制相互配合,金融监管当局规定银行不得发放与外贸信贷无关的外汇贷款,银行的外汇业务量不能超过银行资本金的20%,对外汇交易的期限搭配也有限定。智利对银行的审慎管理与资本管制的结合达到两个目标:一是既限制了银行又限制了非银行实体的外汇暴露,二是万一发生大规资本外逃时,对银行外汇交易期限搭配的限制使中央银行一方面可以提高利率以保持汇率平价,另一方面又不损害银行的。IMF1993年强调了智利审慎管理经验的重要性,认为智利对外经济和金融的相对稳定并不是因为实施了资本管制,而是因为加强了对银行的审慎管理。由此看来,中国在健全商业银行激励机制的同时,建立审慎的金融监管机制对于阻止资本外逃是非常紧要的。
2.加强外汇管理,改进外汇服务一要完善外汇管理法规,改进管理手段,启用先进监管手段。为了防止非法资本的流出,各级外汇管理部门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外汇账户开立和使用的监管;加强对远期信用证、异地付汇代写金融危机论文和转口贸易、加工贸易等的售汇的审核监管工作;加快与银行、海关、税收等部门系统的联网工作,加大进出口核销力度;针对进出口商高收低报的行为,加强与贸易伙伴国的联系,通过与贸易伙伴国统计数字的对比查找问题并找寻解决方法。二要适应我国经济开放的发展趋势,及时将外汇管理重点由经常项目转向资本项目,严格对外商投资资本金、利润再投资及本国对外投资的核查工作,严防假投资、真外逃和扮成外资外逃的现象出现。同时抓紧研究制定与并购重组、证券投资、投资基金等利用外资新方式相配套的外汇管理办法。三要研究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法规,大力规范和整顿服务贸易外汇收支活动。考虑到资本外逃中也有一些合理的需求,外汇管理部门应该疏堵并举,提高政策透明度,通过简化手续,改进服务的方法,方便合法外汇资金的有序流动。
3.加大防止腐败、打击犯罪的力度中国资本外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非法性,资本外逃背后隐藏着公款私逃、走私、洗钱、骗税等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极大。因此,在发展经济、加强监管的同时,坚决有效地打击腐败、走私和洗钱等犯罪行为。同时,对给这些违法犯罪活动提供资本外逃便利的地下中介,对从事非法违规外汇交易的机构和个人给予严厉处罚,对中国阻止资本外逃同样是十分重要、必要的治标之举。#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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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外逃角度看我国金融危机的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