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和科技的不断进步，技术创新能力对于企业而言愈加重要，对企业的生存与成功的影响愈加突出，愈来愈成为一个企业获得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各国政府和企业界一致认同企业技术创新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企业只有通过不断地富有成效的创新才能够维持长期竞争优势，从而建立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但是由于技术创新活动一方面具有专业性和高度复杂的特点，必须配合具有一技之长的人才才能使企业投入的研发资金发挥最大作用，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具有风险性较高，导致其研发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从而给会计确认和计量带来一定的难度，形成的信息不对称给管理者操纵盈余收益、控制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可能，因此消除技术创新活动的这种特殊性，需要寻找一种有效的机制。从上述两方面来看，股东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资源，因此必然会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活动。 作为董事会成员，技术董事是“技术”和“董事”的组合体，虽然技术董事身兼技术和董事的全部特点，但是二者结合后会出现其他特点，因此技术董事并非是技术和董事的简单加和。其相应的技术才能和专业化背景，一方面能够为董事会研发活动的决策提供知识、经验和人力资源的保障，另一方面具有较强的能力识别管理者利用研发资金操纵盈余的行为，技术董事是否如理论所预期那样能够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其作用发挥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文旨在这方面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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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关文献综述
本节首先对技术董事的相关国内外研究进行梳理和综述，包括董事的定义、董事的分类以及国内外对技术董事的研究成果，其次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最后对董事与技术创新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以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借鉴。以各国的学说和立法为依据，从董事（Director）担任的职务角度，对董事的定义做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然而目前学术界对董事的定义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在《汉语词典》中，董事被定义为“监督、督查”，指被股东选出的，代表股东行使监督权的人员。所谓监督，实际上是一种权利对另一种权利的控制和约束。同时，董事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被定义为：在公司内执行业务、公司外代表公司的常设机关。然而此定义是从比较宽泛的角度定义的，模糊了董事和董事会的界限，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因而并没有揭示出董事的真正内涵。《牛津法律大辞典》中认为，董事是公司股东所选举出来的业务决策者和业务的主要管理者。李维安（2005）指出，董事职务需要由有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担任，并通过与公司其他成员的配合，诚信尽责并且有效率的工作，以实现股东效益最大化[1]。这一定义对董事的义务进行了规定，即诚信尽责和有效率的工作，并将董事界定为有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担任的职务层面上，是一种突破，并进一步丰富了董事的内涵。董事是企业的战略决策者，也是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监督使者，企业要想持续发展，离不开董事的及时、客观的督查。然而，真正的监督是监督主体对监督客体权利的约束，具有一定排他性，因此，具有监督职能的董事一般拥有一定实权。根据以上观点，我们可以将董事定义为：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拥有一定实权的，代理股东行使监督权和检查权的自然人或法人。董事作为自然人，在董事会中所拥有职位能够使得董事直接对公司业务进行监督和审核。如果董事为法人，则需要委托有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代理其行使监督检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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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2.1 重要概念界定
“技术董事”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 Adler 和 Ferdows 提出的，他们认为可以将在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承担管理责任以及提供技术指导的 CTO 称之为“技术董事”。那么什么是技术董事？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但就目前已有文献来看，国外学者普遍将 CTO 等同于技术董事。既然如此 CTO 有哪些特点呢？有学者认为技术 CTO 作为技术主管应该实时监控技术的进步，以便在可能会影响公司业务的技术领域内发展。另外，CTO 作为一个优秀的战略领导者必须拥有一定的技术才能。如果 CTO 期望能够对公司有重大战略影响，那么他除了具备出色的技术才能外，还必须拥有敏锐的商业头脑，强大的公司内外部人际关系网，在某些情况下，还在公司拥有一定的所有权(Medcof, John W, 2007)[36]。CTO 一般从事业务单位与企业研究之间的技术协调工作，该工作主要是旨在避免业务单位和技术转移之间技术努力的重复，促进跨业务单位的技术开发，减少产品/服务的单位技术开发成本，实现技术研发上的规模经济。不仅如此，史密斯还指出 CTO 可以通过评估技术在公司价值所占比重，为执行委员会提供战略数据。这些数据包括目标公司的可靠价值，以及这些技术可能产生的协同效应。史密斯认为一些 CTO 应该了解市场营销，并且与媒体建立良好关系。因为营销部门通常需要媒体宣传，而 CTO 又了解产品的技术功能和技术特点，有利于公司商业活动的开展。CTO 是高层技术管理人员的代表，能够针对技术问题提供专家意见，促进技术项目的开发(Kor and Mahoney, 2005)[37]。因此 CEO 可以从 CTO 那里获得可靠的信息技术，尤其是如何增加公司价值方面。CTO 既然有利于增加企业价值，那是否有助于提高公司业绩呢？F.Tietze 和 D.Probert（2007）基于阶梯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CTO 对公司绩效具有积极影响。拥有负责技术的高级管理者的公司其绩效比缺乏这样一个管理者的公司高[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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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委托代理理论是公司治理的基础理论。它认为委托人一般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为了保障自身利益，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是可行的。但是如果监管过于严格，委托人要付出巨大的监管成本，也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而监管过于松懈，代理人可能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公司利益，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情况下委托人不能及时发现代理人的“逆向选择”行为，这主要是由于委托人无法准确的判断出代理人行为的利益指向（代理人是为了自身利益还是为了公司利益）。如何加强对企业活动的监督，实现代理成本的合理控制？针对这一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内部人控制”概念。这一概念是指公司代理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尽量规避投资者的监管。董事会身为企业的监督机构，肩负着重要的监督责任，而独立董事是独立于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第三方，它的引入是加强董事会的监管能力的有效方法（Adams, 2010）[50]，在缓解代理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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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研究设计....24
3.1 研究假设提出 ..... 24
3.2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27
3.3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计 ....... 27
3.4 建立模型 ...... 30
小 结.....31
第 4 章 实证结果分析..........32
4.1 描述性统计 ......... 32
4.2 Person 相关性检验 ..... 32
4.3 回归结果分析 ..... 33
4.4 稳健性检验 ......... 35
小 结.....36
第 4 章 实证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从表4-1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研发效率均值仅为0.2856，分析其原因可能在于制造业上市公司设置技术董事的公司所占比例较少，刚刚超过50%，相比之下，设置非技术董事的制造业公司则比较多，达到95.65%，几乎为设置技术董事公司数量的2倍。据统计2013年世界五百强企业平均研发效率均大于0.5，并且国际上经验型的研究结论表明：研发强度小于百分之一时，企业很难生存；研发强度达到百分之二时，企业可以勉强生存；只有当这一数据达到百分之五以上时，企业才有市场竞争力。可见我国制造业公司研发效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刚刚超过可以勉强维持生存的0.2，这说明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力度严重不足。研发效率的标准差为23.986%，极大值和极小值之间差距很大，表明我国制造业之间研发效率相差非常大，有的企业比较重视创新能力的培养，有的企业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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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选取 1470 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技术董事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和分析，从技术董事的视角，研究了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本文通过理论研究和对研究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设置技术董事的上市公司，技术董事的设立对R&D效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设立技术董事的公司会提高R&D效率。这说明了技术董事一方面可以通过履行其监督职能从而辨别技术创新活动是否对公司整体利益有益，防止公司其他人员利用技术创新活动追求私有收益的行为，弱化技术创新活动监督的特殊性，增强公司治理机制的监督能力，从而提高研发效率。另一方面技术董事作为技术专家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跟杰出的技术才能，能够指导并解决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及时了解并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发展进程，通过为公司提供专业意见，其余董事学习和吸收这些知识技能，通过知识的融合共同提升企业的技术能力和创新水平。#p#分页标题#e#
第二，发现设立技术董事的公司，技术董事的薪酬激励对R&D效率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这说明运用激励手段可以增加技术董事认真履行职能的动机，从而使技术董事能够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赋予研发部门强大的前进动力，进而促进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提高研发效率。
第三，检验了技术董事和非技术董事之间的关系，发现技术董事与非技术董事对于提升R&D具有互补作用，这也就是说，技术董事和非技术董事的同时存在并不矛盾。技术董事是是公司的监督者和技术指导者，而非技术董事是公司的执行者和领导者，二者不仅能够在互相监督，共同保护广大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且可以在技术上相互学习，相互补充，实现内外互补，发挥巨大的协同效应，共同指引企业朝着前沿技术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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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第 1 章.绪 论
1.1 研究背景
近期，关于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 2022 年冬奥会成为体育届的焦点，而随着此前瑞典斯德哥尔摩、波兰克拉科夫、乌克兰利沃夫和挪威奥斯陆的相继退出，申办 2022 年冬季奥运会的城市只剩下中国北京和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考虑到08 年奥运会留下的一批世界级的体育场馆、公共娱乐设施、一座新的国际会议中心、完备的交通体系，北京此次申办冬奥会势在必得。回顾中国承办赛事的历史，在过去的近十五年时间内举办了十几项大型的国际国内综合性体育赛事，例如刚刚落下帷幕的南京青奥会和在各地举办过的全运会。在大部分当政者中，对于这种体育赛事的承办是持支持态度的，因此像奥运会、青奥会、全运会这样国际国内综合性的体育赛事，其知名度和影响力被很多人赋予了期望。有些评论员甚至称南京市第二季度 GDP 的增长完全归功于八月份举办的青奥会。对于过分强调体育赛事经济影响的言论我们应保留怀疑态度。首先大型体育赛事的确在组织者精心宣传和巨资投入下创下了很广泛的影响力，在举办地旅游业和消费支出方面都有所增长,这直接推动该城市经济总量的增长。据统计，在全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中，南京 2014 上半年经济增速为 10.2%。其次应该看到很多赛事的承办并没有组织者期望的影响程度，因此在投入产出方面至少是不划算的。仍以南京青奥会为例，尽管市政府倡导节约承办，但从青奥会申办成功以来，南京市在三年内已投入 139 亿建设青奥村配套工程，其中包括青奥村、青奥中心、青奥公园和青奥轴线等项目，而这只是投入的一部分，另有间接为青奥会服务的各项工程投入也增加了城市经济负担。北京奥运会的数字更加惊人，一位外国学者曾估计北京奥运会直接的场馆、设施、安保投入以及间接的交通、环境治理等投入总计超过 200 亿美元。因此说，尽管大型赛事的承办通过政府支出拉动投资，进而 GDP 的增长，但是其后一段时间由于缺乏投资的拉动，以及参赛队员和游客陆续离开举办地而导致的其消费收入的减少，会出现暂时性的经济低谷，而关于赛事能够带来的长期经济效益有无法量化因此不能得出明确结论，这里可以看做体育赛事承办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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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通过背景当中介绍的目前学界的论点来看，正是由于这样的双面结论，显现出关于体育赛事影响分析的必要性。首先，承办国际或国内大型体育赛事必然会伴随巨大的前期投入，包括场馆、交通等，因此若不能在经济意义上得到肯定，那么意味着承办大型赛事将会在增加城市的经济负担的同时不能弥补亏损，故而大型体育赛事的承办就是不提倡的。其次，如果能够在经济意义上对于承办体育赛事给出肯定答案，那么就需要通过计量分析得到承办体育赛事经济影响的量化值，即不同影响程度的体育赛事对于经济的不同溢出值是多少，进而量入为出，尽可能的减少成本投入。因此对于大型体育赛事经济影响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全面认识体育赛事与人民生活、地区经济的关系；有利于为政策提供决策依据，即在认识到不同赛事对经济影响程度不同的前提下，决策者能够正确的根据本区域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承办赛事,或承办多大规模的赛事；有利于量入为出，能够根据预期收益来控制支出，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建设投资。基于此，本文在充分论述国内外已有学者的研究现状之后，运用统计方法，包括时间序列方法和面板数据方法对体育赛事的经济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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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文献综述与相关知识
2.1 文献综述
大型体育赛事举办对经济的影响研究在国外很完善，主要体现在从经济的不同角度作为切入点建立模型探讨体育赛事的举办对其影响。Hotchkiss(2003）探讨了 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对当地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Hotchkiss 将样本数据分为三种：奥运地、近奥运地和非奥运地。在此基础上统计不同地区的就业情况和工资水平。通过对初始数据直接观察，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在不考虑控制其他因素（例如人口或者工业融合的前提下）奥运地和近奥运地作为一个整体与非奥运地在 90 年代初期的就业增长率几乎同步，但差距在 94年以后便逐渐拉大；二是尽管工资水平也有逐渐拉大的趋势，但与就业水平不同步。紧接着作者构建了两个模型，标准 DD 模型（Difference in Difference）和调整后的 DD 模型。标准 DD 模型衡量了就业率和工资水平在两群体之间是否就某事件发生前后有显著区别；调整后的 DD 模型用于解释就业率变化率的区别。通过构建标准 DD 模型证明了乔治亚州奥运会前后的就业增加水平，奥运地比非奥运地多出 17%，利用调整后的 DD 模型说明了不仅就业率有改善，就业增长率方面，奥运地比非奥运地每季度要快 0.002 个百分点，利用随机增长模型证明了 DD 模型的结果、并通过附加的 DD 模型证明就业上的改善非只是大都市效应（乔治亚州北方比南方同等城市就业率增长多 11%）。但在工资水平上，Julie尽管利用 DD 方法表明奥运地的工人工资水平增加了 7%，且每季度的增长率快0.001 个百分点，但由于干扰因素较多（例如人口数量变化）并不能得出准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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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体育赛事分类相关知识
目前我们可以按照规模和受众广泛性大致将体育赛事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国际或区域性综合体育赛事，例如奥运会、青奥会等。二是大型国际单项赛事，例如影响深远的世界杯或其他大型单向国际锦标赛等。三是大型国内大型综合体育赛事，全国运动会、大学生运动会等。四是全国著名单项体育赛事，例如单项运动友谊赛等。五是其他赛事。根据这些体育赛事的分类，考虑到赛事影响程度以及不同赛事级别投入的差别，经过筛选，我们主要选用国际或区域性综合赛事、国内大型综合赛事来进行建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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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干扰模型分析赛事对经济波动规律影响.....19
3.1 数据来源 ........ 19
3.2 干扰模型方法介绍 ....... 20
3.3 模型估计 ........ 23
3.4 模型结果 ........ 27
第 4 章.面板数据模型分析.....29
4.1 模型介绍 ........ 29
4.2.面板数据检验与模型拟合......... 30
4.3 模型结果 ....... 32
第 5 章.体育赛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33
5.1 经济运行在赛事举办前后出现波动的原因分析 ......... 33
5.2 政策建议 ........ 35
5.3 文章局限性..... 36
第 5 章.体育赛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
5.1 经济运行在赛事举办前后出现波动的原因分析
在归结赛事对经济影响我们需要结合当时的经济背景，除了赛事经济的推动之外，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第一，通货膨胀率带来的 GDP 数值偏高，很多地区在经济在赛事举办前出现峰值。例如，北京市在食品价格上涨的带动下，2007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 2.4%，虽低于全国平均数，但仍超出原定 2%的控制目标。长春市赛事举办前一季度 CPI 涨幅 2.7%，创下新高。因此，扣除高通货膨胀率，实际的 GDP增长并没有名义那么高。
第二，房地产虚高的增长形势加剧了 GDP 增长高位态势。众所周知，自 2003年以来各省级和副省级城市房价增长速度加快，例如北京在 2006 年房地产行业处于“双高位”运行，即房产价格的绝对值和房产价格的涨幅均处于高位。因此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引起的工业市场的繁荣，进而带动的 GDP 的增长是很重要的内在原因。
第三，消费结构加速升级。相比较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推动力量，这些体育赛事举办地作为全国性的大都市，在金融等第三产业不断发展的趋势下，其消费支出的数量和质量都在提升。例如 2006 年，北京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275.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8%，其中第三产业增长明显较快；长春市的消费指数在 2007 年赛事举办结束后达到 103%，比上年度增长 2.4 个百分点等等。这种消费的带动更能体现到 GDP 增长上。#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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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前面我们分析也能得出体育赛事的举办虽然对经济产生长期影响的效果不明显，但是至少会给地区经济带来短期，甚至只有几个月的波动。典型的原因是旅游销售额的增加等。当然不可忽视的是赛事的举办可以为举办地城市带来很多隐性收益，典型的是城市知名度。现代社会，塑造良好城市形象，提成市民文明水平成为很多市政领导者越来越看重的事情。因此作为关注度广泛的大型体育赛事能够使一座城市在短时间之内为世人熟悉并带来潜在的投资旅游收益，例如北京奥运会大大提高了北京的国际知名度，引来不少国际游客，推动了之后中国汉文化的国际化。另一个方面，为更好的承办大型体育赛事，举办地往往在赛事筹办期间进行环境改造，这直接推动了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例如南京为举办青奥会，四年期间投入了 600 多亿元用于整顿环境，累计实施污染减排项目 621 个，查处违法排污企业 1000 多家，挂牌督办突出环境问题 200 多件，毫无疑问，青奥会加快了南京的产业优化升级，为南京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与此同时，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作为撬动经济转型升级以及社会公平和谐的杠杆，两者的契合，给南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也给税收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因此可以说，本文在模型上证明不了体育赛事承办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但是一些不能量化，即不能放在模型中呈现的指标仍然连接着体育赛事的承办和城市经济发展。很典型的一个指标为城市知名度，在越来越完善的指标体系当中，城市品牌指标体系仍没有权威的发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城市品牌涉及的因素很多，而且诸如喜爱度等评价指标并没有量化的方法。因此目前关于此类影响因素的分析并不容易建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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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