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论文哪里有？笔者经过研究，得出结论：家庭资产规模对其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促进作用对我们政策的启示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我国家庭的资产规模逐步扩大，这也意味着我国家庭在进行资产配置时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需求也在逐步扩大，因此极有必要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发展和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要促进股票、基金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规范化和品种多样化，以满足市场投资需求。
1 绪言
1.4 创新与不足
1、本文深入研究了家庭资产规模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并通过对比不同国家的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得到了各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相似与不同之处。
2、本文尝试使用了Carroll构建的缓冲储蓄理论模型，对其进行改进后作为本文的理论依据，并对该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
3、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的数据来研究家庭资产规模对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影响。
4、本文后续有待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主要在于：第一，可以聚焦于更多不同种类的风险金融资产，探究家庭资产规模对其影响；第二，在后续的研究中，不同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对于家庭贫富分化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
3 各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特征
3.1 美国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选择行为
由于美国家庭金融相关数据起源年份更早，内容更为详细，更容易获得，因此对美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研究也较多。其中，最常见、使用最广泛的数据库是SCF。
SCF是美联储组织的针对个人的金融数据调查。自1983年以来，每三年进行一次。近年来，SCF先采样了约3000个家庭，然后从税务记录中的家庭资产规模较大样本中提取了1500个样本。该数据提供了大量家庭财务有关的数据，并包含了家庭杠杆率等数据项（如职业活动和收入）的详细信息。样本中的每一项都可以追溯到具体家庭。由于该数据库的内容丰富且详尽，因此在进行研究分析时常常会被采用。
在风险金融资产种类方面，各家庭有众多可选项：如银行存款或其他安全资产，也可选择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但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家庭的投资组合并不复杂且风险较低。本世纪初，持股的美国家庭不到二分之一。大多家庭通常有三种金融资产：商业账户、储蓄账户和税后退休账户。
美国家庭资产组合显示出以下变化特征：第一，越来越少的家庭选择投资于房地产。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住房在家庭财富中的比重从最初的32%已经下降至27%。第二，各家庭倾向于持有更多的金融资产。其占据家庭总资产的份额从31.6%上升到42%。第三，资产组合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家庭持有更少的银行存款，而更青睐于股票或基金等资产形式。
4 我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实证研究
4.1 实证结果
4.1.1基准回归结果
在表4-2中，我们对结果进行了展示。表中(1)，(2)两列是有关家庭资产规模对是否参与股市与基金市场决定的影响的Probit回归结果。而(3)、(4)两列是家庭资产规模对持股市值占家庭总资产比例及持有基金总价值占家庭总资产比例影响的Tobit回归结果。
先对家庭总资产规模对家庭是否参与股市或基金市场的影响进行探究。从第(1)列可以看出，asset的相关系数是显著的，与第一个假说相符，也就是说家庭资产规模的增长所产生的两种效果中——“财富效应”和“风险效应”——就我国的状况而言，财富效应的影响更大。这表明了家庭资产规模越大，则该家庭越有可能持有股票资产。此外，asset的相关系数为0.1，这表明如果家庭资产上升10万，那么该家庭持股的概率会提升1%左右。在之前的描述性统计中可以发现，我国家庭持股比例仅为7.9％，也就表明10万的家庭资产规模扩大导致的家庭持股概率提升的可能性是显著的。
4.2 变量选取及计量模型设定
4.2.1 数据介绍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自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CHFS由中国西南财经大学国内金融研究与调查中心主办。全国家庭金融调查始于2011年，每两年进行一次，当下已进行三个年度的数据收集。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和省级代表性。从最初的样本总数8438户到2017年，样本数量已扩大到40011户。
在调查方法和样本选择方面，CHFS采用分层抽样、三阶段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PPS)。一级抽样单位(PSU)包括25个省的2585个市、县。第二阶段抽样选择市/县的管理组织，第三阶段将选择社区住户（居民委员会/村委会）。在2017年CHFS调查计划中，选择了4万多个样本。调查涵盖了家庭成员的各方面的信息、家庭资产和负债、损益表和投资概念。关于家庭资产，数据对包括现金、存款、贷款、债券、基金、金融资产管理产品、股票、金融衍生品、外币投资、黄金等各类数据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和汇总。具体到每个家庭，CHFS提供了各访问家庭的家庭资产数据，为研究家庭资产规模对家庭金融资产风险选择行为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5 结论及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理论分析、案例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行为进行了研究。在理论方面，针对各国家庭资产组合中的风险金融资产状况，我们分析家庭资产规模在促进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作用，并依据Carroll的缓冲储蓄理论(Buffer Stock Theory)搭建了模型。在实证方面，我们借助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微观数据库CHFS实证研究了家庭的资产规模对于股票和基金市场参与程度的影响，并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处理，最终得出如下结论：
在对家庭资产规模作用的实证方面，我们首先运用欧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案例证明了家庭资产规模在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方面的作用。然后，对我国家庭常见风险金融资产（股票、基金）参与行为进行实证的结果证实了家庭资产规模在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方面确实有着显著的作用。那些资产规模更大的家庭也更可能参与股票及基金市场；在家庭进入股票及基金市场之后，他们投资股票的比例也与家庭资产规模有着正向联系。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