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我国的经济形势一直具西弱的特征，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水平具有较大的差异。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拥有较多的偏远山区，常年得不到相应的金融服务，为了实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和不平等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政府应当大力支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借助这一有力手段帮助中西部地区实现经济增长，消除贫困，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章 绪论
1.3 本研究的创新点
与已有的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点如下：
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本文基于 C-D 模型进行展开，将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技术进步进行替换作为基准模型。然后针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两条路径即改变经济增长主体和优化经济结构两方面，解决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所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分别从增长金融长尾群体收入以及城乡居民消费两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其中，还利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数据，将数字普惠金融分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使得出来的结论更具有可信度。
第三章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概况
3.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概况
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中给出的数字普惠金融的定义是“泛指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 数字普惠金融有三层含义：第一层为金融，金融是当代居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数字普惠金融的起点。第二层为普惠金融，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意为更多的金融长尾群体提供所必须的金融服务使其能够利用更好的经济服务改善生活。第三层为数字，即通过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一系列手段实现普惠金融。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2019 年发布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期为我们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自 2011 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猛，平均增速高达 39.47%，其中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 49.15%和 46.04%。如表 3.1 所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平均值由 2011 年的 40 增长到 2015 年的 220，再到 2018 年的 300.2，八年里增长了将近 10 倍。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在这八年间东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一直保持着领先的水平，说明东部地区抓住了本身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以及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优势，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而西部地区虽然相较于东中部地区由于数字化程度低、金融服务范围窄等原因导致指数较低但近几年西部地区大量招商引资，引入大量数字化企业例如 2018 年苹果将iCloud业务迁到了贵州，实现了地区的数字化水平腾飞。在西部地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如神速，八年里增长 10 多倍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总的来说，自 2011 年起，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东中西部地区以齐头并进的方式发展着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金融的科技底层技术区块链 2020 年产业规模达到 17.15 亿元，较 2019 年上半年增长了 246.5%
第五章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
5.1 实证模型的建立
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通常都是基于简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且引入其他经济变量进行解释。本文遵循这种传统路径，试图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进行变化，为实证分析提供理论基础。
而本文所研究的数字普惠金融正是在原有的技术条件下结合现如今飞速发展的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的技术得到的一种全新的金融技术，本质上来说事一种技术的进步。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帮助了金融长尾群体得到了相应的金融服务，为其提供了较为方便的融资手段，为其进行再生产提供了保障，是利用当前数字技术结合金融的方式实现了金融技术的升级，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中 A 的定义。本文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为此，在本文中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中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代替函数中的 A 作为一种技术进步以进一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
5.2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证分析
参考邸晓东，张园（2019）[45]采用的方法。在考虑到模型中存在遗漏变量以及排除多重共线性的情况下，为避免弱工具变量以及潜在内生性的问题，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 SYS GMM）方法对式 5.5 式进行参数估计。
5.2.1 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参考师傅，任保平（2018）[46]的经济高质量体系评价方法，用人力资本来代替原指标体系中的医疗和教育体现出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水平。参考韩晶（2019）[47]的指标，用单位 GDP 的工业二氧化硫、烟粉尘和废水排放量代替原有的环境指标。得到如表 5.3 的结果：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6.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理论模型推导分析以及实证模型，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数字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伴随着我国的经济增长目标已由高速发展逐渐转变为以高质量发展，我国需要继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的点。通过相关文献的整理和数据的搜集都显示自2011年。自 2011 年起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东部地区由于金融底蕴较为雄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一直遥遥领先，但在国家政策的号召下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尤其是西部地区八年里增长 10 多倍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而随着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消除了一部分不平等不充分的发展实现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通过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测度出了全国 31 个省份2011-2017 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面板数据采用 SYS GMM（广义矩估计）进行实证，最终得到了上述结论。
（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帮助微观主体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已知数字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我们需要去寻找数字普惠金融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路径。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相较于传统的金融服务的优势在于不需要固定的线下门店，这极大的降低了金融服务提供者的成本，且能为广大的农村群体提供所必要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依赖于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优势能够建立健全的征信体系，从而可以为更多的中小企业提供所需要的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给金融长尾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实现了经济增长主体的改变，金融机构由原先的只为信用良好的优质客户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到扩大了自身的金融业务范围，为更广大的人群提供金融服务解决了贷款难、融资难等问题最终促进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