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金融论文，本文正是立足于此，从制度环境层面展开了对企业金融化的研究。先从整体上阐述了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行为之间的理论关联，之后基于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从企投资行为主体（投资者和管理者）的视角选取了企业产权制度、市场退出制度和文化环境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来表征企业金融化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并基于融资歧视、僵尸企业、儒家文化等现实问题和情境，展开了细致的理论分析和实证讨论，并得出了本文的具体结论：其一，企业金融化的动机、行为及效应与制度密切相关。本文通过理论推演发现：（1）经济转型过程中金融制度不断完善，各类金融产品层出不穷，企业的金融资产也由原来单一的货币资产转向多种金融资产并存的资产组合。（2）其二，产权制度所带来的融资歧视导致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持有了更多的金融资产。投资者中的股东基于股权合约享有企业产权，因此产权制度是影响企业金融化的制度环境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也在中国式分权背景下呈现出独特的中国转型特征。具体结论如下：（1）通过对不同所有制属性企业的金融化水平进行统计后发现，民营企业的各项金融资产都要多于国有企业。进一步更详实的实证分析证实，企业产权属性确实与企业金融化负相关，即国有企业持有更少的金融资产，这相当于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转嫁流动性压力，即存在流动性压力转嫁效应。其中转嫁渠道存在于信贷和商业信用但不包括股权融资渠道，也并未证实国有企业在股权融资中比民营企业更有优势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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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绪论
本文的主要工作与既有文献相比主要有以下四个创新点：（1）本文创新性地从制度层面分析了企业金融化行为，有力地补充了相应研究的空白。既有文献对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的关联研究几近空白。并且现有文献对制度环境的研究，要么失于笼统，要么则过于强调现实观察，“就事论事”，并未给出系统性分析。本文对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联系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给出了系统分析。理论分析部分结合中国转型背景梳理了企业金融化行为与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之间的关联，并通过理论推演证实企业金融资产规模有界且与要素契约交易成本正相关，为后续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实证部分基于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从企业投资相关主体（即投资者和管理者）的视角选取了产权制度、市场退出制度和文化环境来表征企业金融化行为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利用多种计量方法详细论证了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2）在产权制度与企业金融化的研究中论证了流动性压力转嫁效应的存在，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2010年至2018年上市企业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所有制差异与企业金融化程度的相关性，验证了现有制度环境下确实存在流动性压力转嫁。这表明制度安排不合理可能造成企业行为结构性改变，为制度环境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关联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3）市场退出制度与企业金融化的研究拓展了企业金融化研究方式。本文以僵尸企业表征市场退出制度扭曲，从企业外部溢出影响的视角考察了僵尸企业作用于正常企业金融化的效应和机制；同时，本文承认制度演变中的个体主观能动性，从企业内部治理的视角探讨了企业金融化行为与僵尸企业形成之间的联系，系首次对企业金融化与制度环境之间的交互影响作出回应，拓展了企业金融化的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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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文献综述
2.1企业金融化的相关研究
实体经济与金融的良性互补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然而当前金融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实体行业，金融部门规模不断扩张、地位不断上升，影响不断增加，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逐渐从宏观层面的经济金融化转向微观层面的企业金融化。本部分从经济金融化的内涵着手，明确企业金融化内涵的由来，之后梳理了企业金融化内涵和测度的相关文献，最后从企业金融化的动机和效应两个角度整理了当前企业金融化的研究趋势。制度环境的既有文献表明，制度环境以制度为基本构成要件的概念是清晰的。不过，对于何为制度以及制度所起的作用，旧制度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迥异，旧制度学派以“职能主义”心理学的本能心理学说为理论基础，用历史演进的方法进行研究，强调社会达尔文主义；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成本分析范式为基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成功地将制度纳入到经济学分析中，但两者都认同制度是重要的这一基本观点。在关于制度环境的经验研究中主要有两支文献，其中一支文献倾向于使用不同制度合成的指数来表示制度环境。就中国情境而言，多以市场化指数以及市场化指数的分指标居多，但市场化指数包含较多非制度要素，需要对其进行甄别和处理。另一支文献则聚焦于具体制度的经济学研究，避免了合成指标所带来的研究偏差。由于企业投资是管理者配置资本要素的体现，同时受限于外部投资者的要素提供，所以本文从企业投资行为相关主体即投资者和管理者的视角着手，梳理了相关研究。
变量名称及定义
2.2制度环境的相关研究
另外还应当指出的是，本文选择的制度与现实密切相关。在中国式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有着更强的动机将国有企业作为政策工具（戴锦，2013）来干预经济，因此本文选取企业产权制度安排不合理导致的融资歧视问题作为研究切入点展开分析。生死存亡于企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与企业存续明确相关的就是市场退出制度，然而市场退出制度在现行情境下出现了扭曲，即存在僵尸企业。基于此，本文以僵尸企业来表征市场退出制度的扭曲程度，开展市场退出制度影响企业金融化的研究；而且市场退出制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互动，能够很好地阐释制度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密切关联。纵览相关文献，非正式制度影响企业行为的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相对较少，这使得制度环境影响企业行为的研究缺少了重要的一环。故本文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家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环境中的代表来研究非正式制度对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影响。综上所述，本文基于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从企业投资行为相关主体的视角，选取产权制度、市场退出制度和文化环境来表征企业金融化所面临的转型期中国制度环境。同时本文在制度环境的研究中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开展研究，不仅能使相应研究更为深入，也能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拓展了现有文献关于制度环境和企业金融化的研究内涵。现有对制度环境的研究多是从正式制度展开的，不管有意无意，总是较少考虑非正式制度因素。North（1990）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说明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里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环境的重要构成部分，尤其中国传统文化越千年一脉相承，更是非正式制度环境的重要要代表。因此，本文以儒家文化为研究对象首次考察了非正式制度环境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并详细梳理了其中的作用机制，拓展了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的研究内涵。
第3章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一般性分析.......33
3.1中国经济转型情境下的制度环境.......33
3.2中国情境下的金融制度变迁与企业金融化.......36
第4章产权制度与企业金融化：以融资歧视为例.......56
4.1本章前言.......56
4.2基于中国产权制度情境的理论分析.......56
4.3研究设计.......60
第5章退出制度与企业金融化：以僵尸企业为例.......79
5.1本章前言.......79
5.2理论分析.......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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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文化环境与企业金融化：以儒家文化为例
6.1本章前言
从管理者视角出发，企业所处文化环境是重要的。本章认为文化环境是管理者在进行企业决策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制度约束，也是企业金融化所面临的制度环境的重要构成部分。自孔子创立儒学，历经各代王朝推崇，已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深刻影响着现代经济社会的运行。新制度经济学指出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受非正式制度约束，而文化是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深刻影响着经济人的行为抉择（诺斯29，2014）。公司治理行为内生于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环境，因此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必然受文化环境的影响。故本章将探究在金融逐渐脱离实体的宏观大环境下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揭示文化环境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并塑造中国企业的民族精神，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第二章节的文献梳理可知，诸多学者分别对文化和企业金融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儒家文化的既有文献探讨了儒家文化对宏观经济发展和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尤其是近些年开始关注儒家文化在企业投资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又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企业决策环境内生于非正式制度环境，因此探究传统文化环境下的企业金融化行为显得极为重要。然而现有文献对企业金融化影响因素的探讨多集中于微观治理和宏观经济环境，尚未检索到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因素的研究。因此本章相较于既往文献的贡献有：其一，拓展了企业金融化主题的研究视角。本章突破现有制度分析框架，基于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了儒家文化影响企业金融化的效应和作用机理，深刻揭示了企业金融化行为背后的文化动因，丰富了相关研究。其二，加深了对经济发展背后的文化逻辑
6.2基于中国文化情境的逻辑分析
比集体主义倾向更大。其三，就企业金融投资而言，儒家文化对国有企业影响更强；非正式制度的儒家文化与正式制度的法律环境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外来文化冲击也使得儒家文化的作用空间被压缩甚至出现背离。本部分的主要启示在于：其一，儒家文化是影响企业金融化的重要制度环境构成部分。诺斯（2014）认为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存在矛盾或不相容时，正式制度可能会流于形式，难以发挥其作用。因此在疏解企业金融化问题时，应当注重结合文化环境制定适宜的政策加以引导。其二，在当前中国正式制度建设并不完善的情境下，应当重视文化这类非正式制度作为替代机制嵌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并调节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管理者应当认识到儒家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采取适当的制度设计和运营策略规避儒家文化带来的劣势并发挥儒家文化带来的优势。其三，文化因其较强的历史延续性而往往呈现出保守性（李光宇，2009），因此应当扬弃传统文化、内化外来优秀文化，塑造当代中国企业的民族精神。
中国境内上市公司和基金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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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转型的微观基础，合理的资源配置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因此企业的资产配置行为引起了广泛关注。在经济金融化的大背景下，实体企业对金融投资有着较强的偏好，但企业金融化并不利于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此同时，中国制度环境正在不断的改善，这不免引人深思。（2）国有企业的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之间的收益差距更大，也因此持有了更多的金融资产。原因是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富余资金更多，但却没有较好的实体投资选择，因此倾向于投资金融资产，即存在资金富余效应。不过总体上，流动性压力转嫁效应要大于资金富余效应。（3）国有企业更偏好持有长期金融资产，民营企业则更看重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倾向于持有短期金融资产，这说明国有企业并不像民营企业那样考虑流动性压力。（4）从企业金融化的角度而言，企业规模并未减弱融资歧视，相反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反而加剧了融资歧视。原因是规模扩张并未给民营企业带来融资优势，但其流动性压力却随着规模增大而增加；而国有企业却获得了相对更大的融资优势，于是流动性压力减少得更多，相当于进一步转嫁了流动性压力。（5）高技术行业内的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差异要远高于非高技术行业，表明由于融资歧视，流动性需求更高的高科技企业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再一次证实流动性压力转嫁效应的存在。
参考文献（略）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