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是金融论文，本文选取长三角地区27个中心城市数据，从金融服务渗透性、金融服务可得性、金融服务效用性三个维度构建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测算长三角地区2006-2017年各地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并根据普惠金融面板数据对各城市进行分类。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分别对长三角地区整体及分区域分析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时在此基础上研究普惠金融的三个维度对城乡收入差距分别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并以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1）此外，本文搜集相关数据，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来测算长三角地区各中心城市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构建模型研究了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其他地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涉及到社会公平问题，这一差距的长期存在甚至会影响到社会安定，因此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对长三角地区率先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国内的金融推动方向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此外，普惠金融在国外主要表现为小微贷款，在国内表现为传统金融机构的特殊服务与一些正在发展的村镇银行等，因此国内外表现略有不同。

第一章绪论

普惠金融有利于调整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质量有着一定的提高作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对普惠金融作用效果和作用机制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理论指导到长三角地区的实践中，对于经济新常态下，全面消除贫困以及全民奔小康，优化城乡收入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的研究大多基于全国样本数据，较少有学者针对某一个区域或省市进行研究。然而各地区的发展都有着自身的特点，并不能根据全国的研究一概而论。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并且基于长三角地区27个中心城市的普惠金融面板数据进行面板数据聚类，对长三角城市群进行分类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当前的研究成果，对普惠金融的作用效果做了不同角度的研究。此外，本文搜集相关数据，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来测算长三角地区各中心城市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构建模型研究了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其他地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目前的研究大多基于全国样本数据，较少有学者针对某一个区域或省市进行研究。然而各地区的发展都有着自身的特点，并不能根据全国的研究一概而论。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并且基于长三角地区27个中心城市的普惠金融面板数据进行面板数据聚类，对长三角城市群进行分类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当前的研究成果，对普惠金融的作用效果做了不同角度的研究。

第二章长三角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

2.1普惠金融的内涵

根据所得权重并使用线性阈值法对指标进行去量纲化处理，并采用欧式距离法来测算长三角地区27个城市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IFI值。测算结果如表2.3所示。通过比较长三角地区27个城市之间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分析认为长三角不同地区之间的普惠金融水平具有较大差异。整体而言，长三角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虽在个别年间存在一定波动，但基本呈上升状态，均值从2006年的0.077提升至2017年的0.213；上海普惠金融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城市，仅在2006年的普惠金融水平便达到了0.439，是第二名杭州的3.28倍。除上海以外，各个城市也同样存在着明显差异，在浙江与江苏的各城市中，除杭州、南京、宁波、苏州、无锡五座城市发展水平较高之外，其余城市的普惠金融水平普遍较低。相较于这部分城市，安徽省各城市普惠金融均处于较低水平，部分城市在2017年的普惠金融水平依然保持在0.1以下。上海的普惠金融水平远高超同期其它城市，排名始终居于首位，2017年高达0.9088，是同年杭州发展水平的2.64倍。

2.2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

细分上海各维度的发展水平，这一巨大差距主要体现在金融服务的渗透性方面。上海城市化程度高，金融资源规模大，服务范围广，存在一定的金融溢出。同时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农村人口与面积占比低，分摊的每单位金融资源程度较高。以上因素相辅相成，共同实现了上海高度的金融服务渗透度。就增长速度来看，如图2.3所示，普惠金融的服务渗透性增长最慢，且与另外两个维度差距较大，服务效用性次之，服务可得性增长最快。在具体的数值大小上，服务效用性的均值虽然在2013-2015年略低于服务可得性，但自2016年起继续快速呈现增长的态势，且近两年始终高于服务可得性。在发展初期，服务渗透性与服务可得性水平差异较小，而近年来由于发展缓慢，与其他两个维度的发展水平相差甚远。由此也可以说明，在普惠金融发展初期，普惠金融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服务效用性水平的提升，服务渗透性与服务可得性对于普惠金融水平的增长作用相对较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增长主要依赖于服务可得性与服务效用性的增长，对服务渗透性的依赖远远弱于发展初期，即服务可得性与服务效用性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此外，根据上文所提出的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已经大幅缩小的结论，可以判断，由于各城市普惠金融

的服务可得性和服务效用性的快速发展，导致了长三角地区各地的金融普惠程度的趋同。

第三章长三角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测算.............................................................................................................21

3.1城乡收入差距的内涵................................................................................................................................21

3.2城乡收入差距的测算方法........................................................................................................................22

3.3长三角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测算............................................................................................................22

第四章普惠金融对缩小长三角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机理分析.................................................................26

4.1直接影响机制............................................................................................................................................26

4.2间接影响机制............................................................................................................................................28
第五章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30
5.1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30
5.2运用面板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35

第五章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

5.1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了2006-2017年长三角地区27城市的面板数据，每个指标都包括324个观测值，被解释变量1个，核心解释变量4个，控制变量4个。各指标的描述性统计量如表5.2所示。根据表5.2中的地区总体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值2.6214，平均值也达到了1.2659，说明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水平仍有一定差距。从普惠金融水平来看，最大值为0.9088，最小值只有0.0141，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依然存在一定差距，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比较普惠金融的三个维度，其中服务可得性水平的差距是最大的，标准差达到了0.1774，而服务有效性水平的差距最小，标准差为0.1411。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人均GDP均值为6.1372，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最大值是16.2388，是均值的2.58倍，表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各城市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政府干预程度的标准差为0.0488，差距为各项指标中最小，说明长三角地区各城市政府干预程度的差距不大。

5.2运用面板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控制变量方面，政府干预程度、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均通过检验并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关系，表明增加财政支出、提高城镇化水平水平、调整产业结构均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中，财政支出每提高1%，城乡收入差距缩小0.9642%。说明政府财政支出增加时，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般会加大农业的比重，出台的一系列扶持农村经济的政策是有效的，有关的的资金投入与扶贫工作缩小了城乡贫富差距。城镇率每上升1%，收入差距缩小1.1702%。说明随着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入市场，改变了农村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的单一性，对城乡贫富差距大的问题有一定的改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重每增加1%，收入差距缩小2.0818%。说明产业结构的发展则是极大改善了传统农业的作业方式，优化了农民收入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上研究结论表明，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缩小长三角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均衡，各城市城镇化水平与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金融普惠水平也呈现不同的区域特征，故本文根据第二章中面板聚类的结果将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划分为三种类型，分别对三类城市进行面板回归分析，以比较不同类别的城市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

第六章结论与对策建议

普惠金融对缩小长三角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分区域观察，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缩小Ⅰ类城市与Ⅱ类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但Ⅰ类城市大于Ⅱ类城市。而对于Ⅲ类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影响不显著。普惠金融的服务渗透性、服务可得性、服务效用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表现迥异。普惠金融的服务渗透性、服务可得性、服务效用性均在一定程度上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有着一定的影响，但是具有地区差异性。服务渗透性目前的水平对于对于Ⅰ类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有一定的扩大作用，对于其他城市的作用效果不显著。服务可得性在Ⅰ类、Ⅱ类城市中都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能够很好地解决金融服务的需求。而服务效用性虽然目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影响不显著，但对于城市间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差异性有着很好的调节作用.本文将通过国内外的普惠金融发展研究及实证，探索长三角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及道路，以此推动普惠金融更好的发展，以促进城乡的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