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全要素生产率考察金融风险
[摘 要] 通过对1978—2003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以及资本、劳动、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测算,我们发现:我国的TFP的增长率从1992年开始有明显下降;1994年以后,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零以下;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居高不下;整个经济对资本的依赖度越来越大。我国目前正面临加息、升值和房地产价格高涨的压力,三者对资金的获取均会产生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发生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很大。
[关键词] 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增长 金融风险
金融论文回顾2004年,中国经济中的某些特点令我们印象深刻:不动产投资高涨、房地产价格飚升、人民币加息和升值压力巨大、银行不良资产率居高不下。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金融泡沫破灭前,以及泰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情形,居然与中国目前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也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呢?吴敬琏(2004)对这一问题的问答是肯定的,并指出“我国金融系统存在问题的根源,首先在于经济的高投入和低效率。”[1]然而,各种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究竟是多少?我国经济是否确实是低效率的?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问答。Krugman(1994)曾断言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并得到了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印证[2]。其依据在于这些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TFP)非常低,经济增长不是通过效率的提高,而几乎完全是靠大量投入资源达到的。这种缺乏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必然要经历一个收益递减的阶段,而投资效率下降这一过程的持续必然导致危机的发生。本文将测算1978—2003年我国的TFP增长率以及资本、劳动和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对中国发生金融风险的可能性进行实证研究。
一、文献回顾
Young(1992)计算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从1970年到199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3],发现新加坡的全要素生产率远远低于香港的水平,一直处于零附近。Kim和Lau(1994)比较了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与法国、西德、日本、英国、美国的经济增长[4],发现技术进步在5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6%—71%,而在4个东亚地区中,对经济增长起最重要作用的是资本积累,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72%,并且不能拒绝战后4个东亚地区没有技术进步的假设。Krugman(1994)据此认为所谓的“东亚奇迹”就像20世纪50~60年代苏联的经济增长一样是不可持续的[2]。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又有很多学者通过对东亚各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证实了Krugman的观点。Grier(2003)考察了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从1960到1990年的增长情况,得出的结论是:除了中国香港和台湾外,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是缺乏效率的[5]。#p#分页标题#e#
Krugman(1994)也提到中国[2],他说如果从1978年开始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话,那么无论是要素投入还是效率改进都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如果从毛泽东晚年,也就是1964年开始考察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话,将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出与东亚同样的情况,即缺乏效率。国内也有学者对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张军和施少华(2003)的研究[6],他们测算了1952—1998年我国TFP的变化情况,基本结论是:1977—1998年是中国TFP增长的黄金时期,平均TFP增长率约为2.9%,TFP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大约为30%,但是没有进一步分析这一时期TFP具体的变化情况。张军(2002)的研究指出[7],TFP的增长率。在1992年以后有明显的递减,并且这一结论与大琢启二郎、刘德强和村上直树(2000)[8]以及谢千里、罗斯基和郑玉歆(1995)[9]对TFP增长率的计算结果相一致。这些文献主要是通过计算TFP增长率来研究国有部门、工业部门的效率,或是研究我国工业化过程的特点。本文则将TFP增长率与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重要特点相联系,分析在我国发生金融风险的可能性。
二、方法、数据与结果
(一)计算方法
本文使用柯布道格拉斯(C D)生产函数Y=AKαKLαL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其中Y是产出、K是资本存量、L是劳动投入,αK、αL分别是资本的产出弹性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对C D生产函数取对数,并令αK+αL=1,即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则生产函数变为ln(Y/L)=α0+αKln(K/L),其中α0=lnA。将估计得到的参数αK、αL代入索洛残差公式ΔTFPTFP=ΔYY-αKΔKK-αLΔLL,即可计算出TFP的增长率。
(二)数据的采集
金融论文从C D生产函数的形式可以看出,计算全要素生产率需要三方面的数据:Y(产出)、K(资本)和L(劳动)。本文采用以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产出的指标。K在这里指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本总存量,既包括固定资产也包括流动资产。这里每年的资本增加额使用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额数据,这两个数据都扣除了已经处置的固定资产和存货。资本存量的所有数据均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数据根据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换算,存货增加额数据根据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换算。本文用当年就业人数来衡量L,即劳动投入量。
(三)计量结果
将表1中的数据代入模型ln(Yt/Lt)=α0+αKln(Kt/Lt)中,参数估计结果如下:
ln(Yt/Lt)=-1.255955+0.887954ln(Kt/Lt)
(-63.57907) (25.27936)
R2=0.963803, F-statistic=639.0460, Prob(F-statistic)=0.000000。
从计量结果来看,回归后的各项指标均比较满意。将αK、αL以及Yt、Kt、Lt代入索洛残差公式,计算TFP增长率以及资本、劳动和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见图1、图2。#p#分页标题#e#
我们可以看到,从1992年开始TFP增长率有明显下降,从顶峰的7.45%下降到1999年的-5.83%,这两年有所回升,但增长率仍然为负。图1:1979—2003年TFP增长率趋势图图2:1979-2003年K、L、TFP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趋势图
资本、劳动、TFP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情况。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维持在零附近,而资本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和TFP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以纵坐标等于0.5的平行线为轴呈对称分布,资本的贡献率在上,TFP的贡献率在下。1979年到1981年,TFP贡献率略有下降,然而从1981年开始,TFP的贡献率就逐年上升,到1984年,资本和TFP几乎各以50%的贡献率共同支撑产出的增长。从1984年到1992年(除1989、1990两年外),TFP的贡献率几乎稳定地维持在0.2—0.4之间。从1992年开始,TFP的贡献率逐年下降,自1994年以后就一直处于零以下。与此同时,资本的贡献率则一路上升,1999年这一数值甚至接近2!这说明现在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资本投入的增加。由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是递减的,因此这种增长很难持续。
三、全要素生产率对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
全要素生产率被索洛称为“无法解释的剩余”,即不能用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来解释的经济增长。它不仅包括技术进步、管理进步等引起的效率提高,还包括社会基础设施改进带来的效率提高。TFP对产出贡献率的下降,资本对产出贡献率的上升,意味着生产效率的下降,即每单位资本所能够拉动的产出不断减少。也就是说,如果经济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那么资本投入就需要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资本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储蓄,二是外资。我国是个高储蓄率国家,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储蓄率就一直维持在32%以上,2003年甚至达到了接近45%的水平[10]。储蓄率再提高的空间已经很小。另外,从2000年到2003年,储蓄率大幅上升的这几年也恰是利率水平不断下降的几年。这与通常的“储蓄是利率的增函数”的经济学理论完全相悖。在我国,储蓄更多地是作为一种预防性手段,与利率的相关性不强。目前,我国正面临着加息的压力。但可以想象,加息对于刺激储蓄增加的作用可能不会太大。
从外资的角度看,自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不断进入我国,已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金融论文近几年对人民币升值的猜测刺激大量国际游资进入我国,充实了国内资金。然而,升值的压力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延后而减小,一旦升值成为事实,国内的外资数量必将大大减少。
一方面是国内储蓄提高的可能性已不大,另一方面进入我国的外资将减少。可利用资本的减少是未来经济发展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来说,资本的减少可能仅仅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而对一个资本效率不高,又有着很高银行不良资产率的国家而言,资本的减少意味着更低的产出、更高的坏账,以及由于银行不堪重负而引发的金融风险。#p#分页标题#e#
四、可能触发金融风险的几种情况
2004年,中国面临着强大的加息和人民币升值压力,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也远远超过GDP和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这些本是在经济运行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然而,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下降、经济增长对资本的依赖度增加的情况下,它们却加大了我国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1.加息。由于这几年人民币利率很低,企业贷款成本降低,一些收益率并不高的项目被选择。加息后这些项目的收益率可能变为负,这将增加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目前我国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已经非常高。据统计,2002年底,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为25%,如果连同过去转移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1万4千亿元,约占资产总额的45%,这个比率大大超过已被不良金融系统拖累的日本[1]。另外,加息后企业可获得的资金将减少,在目前经济增长对资本高度依赖的情况下,资金投入的减少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原来被高速增长所缓解的一些问题,如失业、社会保障等,将变得尖锐起来。在社会保障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失业一旦严重,人们将减少当期消费以储蓄更多的货币来预防未来的风险。在经济高涨时期生产出来的大量消费品将由于需求的萎缩而滞销,企业无法收回投资以偿还银行贷款,风险再一次由企业传递给银行。当银行的不良资产率达到一定程度时,金融风险就触手可及了。
2.升值。人民币升值的一个必然后果是抑制出口。我国出口企业很少具有核心技术,以出口技术成熟的制造业产品为主,劳动力价格低廉是我国出口企业的主要优势。由于成熟的制造业产品具有高替代性,升值将削弱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出口产品很容易被周边国家的产品所代替。因此,升值可能导致部分出口企业竞争力下降,甚至被淘汰,这将进一步增加银行不良资产率和社会失业率。此外,近几年来,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大量国际游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这些游资或进入金融领域、或进入企业,整个社会表现为暂时的资金充裕。一旦人民币升值,投机性游资将撤走。另外,在我国的资本形成总额中,外资占有相当的份额,升值可能引发部分资本外逃。在目前经济对资本高度依赖的情况下,资本的减少可能会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进一步导致银行坏账率上升,最后引发金融系统的风险。
3.房地产价格的非理性飚升。2003年—2004年,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一大特点。当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脱离国内生产总值和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时,这种上涨就增加了金融系统的风险。因为在个人收入的增速低于房价的涨幅时,对房产的需求将对其他商品的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而且这种挤出具有长期性(房产贷款很多都是20年或30年)。当生产出来的产品无法实现从商品到货币这一“惊险的一跃”时,企业就不能及时收回投资来进行下一轮生产。这对于高度依赖资本的经济而言,意味着增长的放慢甚至停滞、银行不良资产的上升和金融系统风险的加剧。#p#分页标题#e#
另外,当房地产价格达到一定高度时,整个金融系统就变得很脆弱,利息或汇率的变动通过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积聚了更多的风险。一方面,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非常高,2002年为74.9%,2003年为75.8%。①其中,绝大多数资金来自于银行贷款。如果加息,个人购房成本上升,更多的人将持币观望;如果升值,许多进入我国投资于房地产的投机性游资将撤走,两种情况都将导致购房需求下降。如果房地产开发企业不能及时收回投资,偿还银行贷款,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将上升。另一方面,从个人购房(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大多数购房款来自于银行按揭。加息意味着购房成本的上升。收入不稳定或财务状况并不稳健的购房(投资)者可能会不堪重负,无力偿还贷款,这又增加了银行的负担。
在TFP贡献率下降,经济对资本高度依赖的情况下,加息、升值、房地产价格上涨,每个因素的变动都有导致金融风险的可能,且三者之间相互联系,某个因素的变动还会通过其他两个因素放大其影响。因此,目前我国出现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五、总 结
本文通过对1978—2003年我国TFP增长率以及资本、劳动、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测算发现:我国的TFP增长率从1992年开始有明显下降;1994年以后,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零以下,而资本的贡献率则居高不下;整个经济对资本的依赖度越来越大。然而,正像东亚各国的“经济奇迹”完全是由要素投入拉动的那样,由于可获得的资源不可能无限增长,因此这种没有效率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任何不利于获取资金的政策或经济变动都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的下降。目前,我国正处于加息、升值和房地产价格高涨的压力之下,三者对资金的获取均会产生不利影响,又由于我国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的下降很可能导致金融风险。
我国目前的状况常令政策制定者陷入两难的境地。金融论文保持目前的低利率不变,企业将获得充裕的资金,支持经济高速增长,但同时资金的投资效率在下降,经济对资本的依赖度进一步提高。提高利率有利于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但同时又会导致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从而使银行积聚更多的风险,最终可能导致金融危机。保持目前的人民币汇率不变,将有利于出口企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吸引外资,但同时大量积淀的外汇储备没有高效的投资渠道,外汇的利用效率降低,而且国家还不得不面对国际游资对国内市场的冲击;人民币升值有利于缓解国际游资的压力,但又会面临出口受阻以及资本外逃的风险。维持目前居高不下的房地产价格有利于促进房地产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但房地产企业和购房者对银行的高度依赖又将太多的风险集中于银行;迫使房地产价格回归理性有利于降低银行的潜在风险,但同时又可能使隐藏在金融系统中的危机提前爆发。#p#分页标题#e#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减少经济对资本的依赖程度,这是走出“两难”困境、避免潜在金融风险的重要途径。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在于社会基础设施的改进。因此,加快政府与核心经济部门的改革,建立一套鼓励投资而不是消费、鼓励生产性活动而不是非生产性活动的制度和政策,成为突破目前的制度瓶颈、提高经济效率的关键。
[参 考 文 献]
[ 1 ]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 2 ] Paul Krugman, 1994,“The Myth of Asia sMiracle”,Foreign Affairs,Vol.73, No.6(Nov/Dec,1994),62—74.
[ 3 ] Alwyn Young, 1992,“ATale ofTwo Cities: Factor Accumulation andTechnical Change inHong Kong and Singapore”,NBERMacroeco-nomics Annual1992,MITPress.
[ 4 ] Jong-II Kim and Lawrence J. Lau, 1994,“The Source of Economic Growth of the East Asian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ournal of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8, 235—271.
[ 5 ] Robin Grier, 2003,“ToothlessTigers? East Asian Economic Growth from 1960 to 1990”,ReviewofDevelopment Economics,7(3),392—405.
[ 6 ] 张军、施少华.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1952—1998[J].世界经济文汇,2003(2).
[ 7 ] 张军.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国的转轨特征[J].经济研究,2002(6).
[ 8 ] 大琢启二郎、刘德强和村上直树.中国的工业改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2000.
[ 9 ] 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生产率变动趋势的估计及其可靠性分析[J].经济研究,1995(12).
[10] 李扬、殷剑峰.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