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引言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在国有上市公司中，高管高额在职消费的现象十分突出，根据 2012 年披露的中国铁建年报，全年共计业务招待费 8.37 亿元，不但影响管理层的权益最大化，作为国有企业对社会影响的消极性不言而喻，政府机关及党政针对这一现象随即陆续出台相关政策。2012 年出台八项规定后，反腐活动积极展开，根据数据整理在出台后的2013 年有 35 家国企上市公司被发现高管腐败。八项规定带来的频繁曝光与中纪委治理的力度紧密相关，可以说国企高管腐败曝光案件中纪委承担着重要作用。中国虽然正在向现代化市场经济转型，然而国有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模式依然与成熟经济体相比有着不完善的地方，在内部治理环节的欠缺、内部信息不对称等方面使得高管容易出现腐败的行为。高管腐败本质上是高管的以权谋私，主要体现为高管的私有收益（Dyck＆Meckling,1976）。为了降低代理成本，学术界探讨了各种公司治理机制，比如董事会、监事会、经理人薪酬、机构投资者、大股东、接管等（Shleifer&Vishny,1997）。不过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职业经理人”这样的高管设定并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高级管理层除了公众所认知的管理层身份外，还是身为党员的官员级别角色，通常在职位晋升或社会认知上高层更加倾向于政府官员的地位（张维迎，2014）。私有收益的产生原因和其为所在的公司带来的经济结果仍然在国内外学者间的看法中尚未明确。私有收益的存在对于股东的利益，对于公司的权益绩效的影响不同的学者所得出的结论也可能完全不同。然而私有收益又在高管职位间存在着普遍性。在对国内外文献综述的整理过程中发现，很多实证分析并没有区分不同公司的不同性质。在不同性质的公司，私有收益存在的原因并不相同，对公司及股东权益带来的影响也无法做相同的横向比较，很多学者都忽视了不同性质的公司中，私有收益是如何在企业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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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
在私有性收益的准确数据难以得到的事实上，我们将私有性收益的进行区分，首先考虑比较容易确认的在职消费的定义，其次对相关文献的整理，结合纪委的参与提出实证分析。在实证方面本文选取了 2005-2015 的沪深两市 A 股国有上市公司，排除金融企业作为初始样本，文章将研究假设与实证相结合，通过国内外学者对私有性收益的认识进行整理为理论基础，对私有性收益的存在认识进行归纳与总结，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形成新的论点。本文数据的来源为国泰安及 WIND 数据库对国有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数据。进行数据的搜集与整理，对变量的合理性进行筛选，建立有效模型。模型主要来源于文献综述中的成果根据纪委的参与程度进行适当的修改。此篇文章中构成私有性收益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数据处理为 STATA 处理软件进行面板回归。研究发现：在国有上市公司中有纪委的参与对高管非货币性私有收益起到了明显的治理效果。除了是否有纪委参与这一要素，当总经理是否为中共党员、上市公司为中央还是地方、纪委参与董事会还是监事会都对高管私有收益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最后基于分析结果提出结论。具体内容如下：第 1 章， 总论。详细说明此篇文章的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阐述论文的内容及框架以及文章存在的不足和创新。第 2 章， 文献综述。对高管的私有收益形成的原因以及国内外学者对私有收益的两方面看法，在私有收益的良性与不良影响间进行博弈。第 3 章， 研究设计。在国内外学者的文献基础上，结合我国特殊的政党合一的国情提出合理的研究假设，搜集数据以及对变量的选择上给予说明。第 4 章， 实证分析。对数据进行整理，对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在纪委是否参与中做样本检验，在正面对私有收益确实起到影响的基础上，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并对结果进行分析。最后对此篇文章先前提出的假设与模型之间做出检验，证明假设的可行性。第 5 章， 结论。在对论点的研究中，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私有性收益的存在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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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
此篇文章已经在第一章有了基本的结构框架和解释，在这一个章节将以国内外的文献综述作为理论基础。通过查找可知国内外的理论中，对于私有收益的文献不是很多，在非货币性私有收益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高管的超额在职消费行为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已经基本可以分为两种见解。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内容：
2.1 作为“代理成本”
现代公司的典型特征是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赵文红（1997）认为，当公司的高管实质上的劳动报酬与预期较远时，就会为了弥补差额而进行更多的在职消费。由于国有上市公司一般距离其他上市公司的薪酬差距较大，但是福利待遇较好，消费条件较为轻松从而导致了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更加倾向更多的在职消费。陈冬华、陈信元等（2005）认为高管人员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可以获取的薪酬劳动是非常固定的，难以向其他企业一样有大幅度的提升与激励行为。使得高管的薪酬与社会上同级别的管理人员的薪酬出现了滞后性。当与同级别管理人出现了差距时，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可能运用自己在国企的权利获得额外的利益来满足薪酬差距。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中，高级管理层并不如国有上市公司那么积极地超额在职消费，在职消费的激励作用较弱。张曙光（1996）认为虽然有党组织来对国有上市公司的运营过程起到一些决策的作用，但是实际上政府对于公司的控制力相对比较宽松无力，容易出现“内部控制人”，所以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人员往往追求较高的在职消费等其他满足收益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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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作为“激励手段”
另一种观点是将高管的私有收益视为“激励手段”，认为这不仅内生于高昂的信息成本（Alchian&Demstz,1972），而且还有助于强化高管的地位和权威进而提高管理效率。Hirsh(1976)认为，公司高管在工作中进行的在职消费是一种体现在公司内部地位的“权力商品”，可以对高管或者其他国有上市公司员工的一种激励行为。增加工作热情，加大公司的运营效率。他们认为在职消费作为私有收益的重要部分对公司的经营有着推动与激励作用。因此公司愿意去保持适当水平的高管私有收益（Rajan&Wulf,2006）。部分学者认为这种激励手段是高管用以弥补自己在薪酬上的不足，也是一种身处在该职位的激励，这样的激励手段有利于上市公司的高管更有目的的做好工作保住职位，带来可持续性的私有收益即另一种薪酬激励手段。Yemack（2005）在研究中发现，虽然与 Raja 和 Wulf 文献中研究的数据方法不尽相同，但是二者得出的结论都是认为合理的在职消费对高层在进行上市公司运营效率起着积极的作用，可以提高效率节省时间。Caietal(2005)认为，当特有的国有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不够完善，受到的监管比较薄弱，那么高管层会容易倾向把更多的费用额度用于满足自身。这些超出自身薪酬的在职范围使得高管会更加珍惜自己的职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对职位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效率。特别是在中国国有上市公司中，高管的薪酬受到了。Rajan&Wulf(2006)的研究认为，对于工作效率较高的高管而言，诸如专机专车、医疗检查等能够为高管节约时间的在职消费可以提高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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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13
3.1 制度背景.......13
3.2 研究假设.......14
第 4 章 研究设计...........17
4.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17
4.2 关键变量定义与说明...........17
第 5 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20
5.1 变量选择.......20
5.1.1 企业业绩-ROA.......20
5.1.2 在职消费-PERK.....20
5.1.3 纪委的参与.....20
5.1.4 管理层持股比例-MSHARE.......... 20
5.1.5 管理层规模-MRATIO....21
5.1.6 党组织参与度.........21
5.2 实证结果.......21
第 5 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 变量选择
此篇文章中，对于公司业绩的衡量主要取决于已披露的年中的会计指标。在部分文献中有学者采用市场指标，然而对于我国目前经济市场来说有很多制度不够完善，市场指标的数字并不完善，使用非会计报表上的数字有可能使结果不能准确表达。潘飞和石美娟认为，ROA 衡量指标来衡量企业的业绩比 ROE 更加合理。在职消费可以看作非货币型私有收益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由于在职消费有一定的隐蔽性所以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衡量界限。此篇文章中将不同于一概而论的文献，将公司的不同性质考虑进在职消费的水平不同程度因素中。如果不区分行业因素将会给在职消费水平在企业总资产中的占比存在偏差，所以文章首选选择相对指标。由于在职消费的隐蔽性，首先排除了问卷调查，采用CSMAR 数据库中的数据作为初始计量的数据。然而数据库中并没有代表着在职消费的明确指标，所以文章将在职消费的可能存在数据从其他指标中整理几计算出来。比如在管理费用中减去可见的待摊费用、坏账损失等费用。#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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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下，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通常有着“职业经理人”和“政府官员”的双重职责。而且通常高级管理人更加倾向于自己“政府官员”的身份。在这样的条件下，企业自身的管理制度一方面可以抑制高管的私有收益情况，另一方面负责检查监督职能的纪委组织同样能对作为“政府官员”的高级管理人员起到治理的作用。那么如果将两者结合起来，在对高管私有收益的控制方面将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本文在对 2005-2015 年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中发现，当纪委组织参与到公司的检查监督工作中时，相比较没有参与到公司的检查监督中对高管私有收益的治理作用更加明显。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环境下，那么在此环境下就要考虑现代企业制度与政治体制的结合。因此，此篇文章内容属于结合我国特殊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数据研究中还发现当国有上市公司的总经理是党员的身份时，纪委组织对高管私有收益的治理效果更加显著。虽然存在很多研究结合了中国的特殊政治环境，但相对来说大多主要研究我国在市场经济转向中政府的干预作用，此篇文章将市场经济转向过程与特殊国情下的政治干预联系起来，政党的行为相较于政府行为来讲，更加注重于思想上的体现，相较于政府行为来说更加具有稳定性。此篇文章将国有上市公司中的特殊制度与我国国情联系在一起，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环境下，那么在此环境下就要考虑现代企业制度与政治体制的结合。因此，此篇文章内容属于结合我国特殊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在数据整理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政治体制与现代企业制度互相融合的时候，可以在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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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