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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约束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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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文编号:el201706062200168156
  • 日期:2017-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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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总体经济水平已经达到全球第二,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制度和金融服务水平仍有很大的差距。而且我国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经济水平有很大的差别。城市地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不断缩小,不只体现在国民生产总值上,具体也表现意识上的不断进步。在信贷领域,银行审批和发放贷款不再有主观上的选择,更依赖于贷款申请者的个人信息,通过各项信息对申请者定位信用等级,并以此为依据决定是否发放贷款。但是较落后的农村地区,更接近发展中国家,不仅生产力还处在较低的水平,经济金融意识也不够完善。信贷机构的信贷员在审查贷款申请的时候,不能完全以申请者个人的相关信息为依据,掺杂了较多的主观意识,存在信贷歧视的现象,使得部分信贷需求者面临不必要的信贷约束。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中央将发展普惠金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在操作层面上,如何发展普惠金融并没有真正落地。 其次,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对金融业的管制比较严格,一直由国家层面推动金融改革过程,地方金融改革发展空间较小。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推动的金融创新已经不能再满足我国广大群众尤其是农村地区居民不断扩大的金融服务需求,信贷配给制度在城乡之间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本文以信贷约束为切入点,从体制、机制及机构等方面提出发展普惠金融的若干思路。通过理论指导进一步促进小额信贷的发展,这不仅对于减少低收入人群、促进农村地区居民创业具有应用价值,也对减少非法集资、规范发展非正规金融具有很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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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首先确定了信贷约束在本文的定义,在控制了其他与信贷约束有关的变量后,信贷约束中性别因素是否会存在信贷歧视现象;这种由于性别产生的信贷歧视是否存在区域性差异。本文拟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得到具体数据,并在了解性别以及其他微观特征因素对信贷约束影响后,通过统计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问卷调查收集到的样本数据,确定性别、政治身份、年龄、家庭规模、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家庭财产等指标对信贷约束的影响状况,并分别对农业户口的样本和非农业户口、浙江地区和河南地区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找出城乡之间、地域之间信贷约束受性别影响的差异,并以此为基础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研究方法 首先在问卷调查获得数据的基础上,排除掉没有信贷需求的样本后,进行描述性分析,通过对比不同性别在城乡之间、地域之间受信贷约束样本和获得贷款样本之间的差别,对政治身份、年龄、家庭规模、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家庭财产等指标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作出统计。再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控制上述各类变量后,对比性别是否依然对信贷约束具有显著影响,确定性别以及其他因素能否在正规信贷中使信贷需求者面临信贷歧视。然后将农业户口个体与非农业户口个体、东部地区个体与中部地区个体划分为四个部分,建立四个数据库:数据库 A、数据库 B、数据库 C、数据库 D,代表农户和城市居民、东部地区居民和中部地区居民,分别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回归结果中各变量的参数以及显著性的对比,找出城乡居民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性别以及其他因素队信贷约束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并尝试根据其他文献以及访谈调查中得到的信息,给出这种差异性存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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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献综述 
 
一、国外对信贷约束的研究
Zeldes(1989)定义信贷约束为指消费者短期收入面临负向冲击时,希望通过从正规金融渠道借入资金以平滑消费,但是却无法得到贷款或者无法足额借贷的状况。Hayashi(1985)将信贷约束划分为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层是预付货款约束;第二层是借贷数量上的限制,即信贷需求者无法足额借贷;第三层是借贷利率的约束,即信贷需求者需要支付较高的利息才能得到借款。狭义的信贷约束主要指第一个或第二个层面的信贷约束。由于信贷约束无法直接观测,大多研究信贷约束的文献都是通过研究收入与消费关系来确定信贷约束的影响。比如 Hayastii(1985)通过检验约束型家庭和整体家庭在消费对收入回归系数上是否具有显著差异,如果呈现出了显著的差异则拒绝了信贷约束不存在的原假设,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受到信贷约束的家庭期望消费水平,与实际消费水平之间的差来衡量信贷约束导致的消费抑制程度。Jappelli(1989)对此进行了修正,提出来一种具有操作性的定义——通过调查的手段对抽样家庭直接进行提问,将那些选择了“申请贷款被拒绝”或“因为认为申请贷款被拒绝而没有申请贷款”的家庭定义为面临信贷约束的家庭,后者也被 Jappelli(1989)称为“消极借款者”(Discouraged  Borrower)。Jappelli  (1989)的信贷约束定义在研究家庭负债问题中被广泛采纳(Cox 和 Jappelli,1990;  Grant, 2007),本文也将以此作为信贷约束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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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对信贷约束的研究 
叶海云(2000)发现 Friedman (1957)提出的持久收入假说(PIH)和 Albert Ando和 Franco  Modigliani(1963)共同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LCH)和都不能很好的解释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基于我国居民不管是在青年的低收入时期还是在中老年的高收入时期都具有很高的储蓄倾向的情况,作者提出了短视消费假说(Myopia),即消费者的最优规划不是追求实现一生效用最大化,而是追求只包括现在和最近未来的当前阶段效用最大化。在这个理论模型框架下,如果存在流动性约束,则消费者的短期净储蓄速度会提高,并导致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由此作者提出,在我国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较低的大背景下,发展消费信贷市场,缓解居民所面临的流动性约束,是提高内需、降低居民储蓄率的出路。 由于微观数据的缺乏,对城镇家庭信贷约束的实证研究多是采用宏观数据作为样本,从解释居民消费对于当期收入的过度敏感性出发,间接考察信贷约束。申朴、刘康兵(2003)提出城镇居民消费与当期收入呈现显著正相关可能来自于三个原因:不确定性所导致的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以及实际利率变化所引起的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对于消费的负效应大于实际利率上升对于消费正效应的结论,解释了我国居民消费不振和内需疲软的现实。 也有少数学者利用截面微观数据研究了城镇家庭的借款行为和信贷约束情况。刘晓欣、周弘(2012)用《中国消费金融调研报告(2009)》的截面数据进行 Probit和 Logit 回归,先考察家庭总体的借款参与度,再考察家庭确定借款后在正规和非正规渠道之间的选择,结果发现金融资产的增多会降低家庭借贷行为发生的概率,但不影响家庭选择借款渠道;而总收入虽然不影响家庭借款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大小,却显著影响家庭选择何种渠道获得贷款;家庭的健康状况和消费层次显著影响家庭的借款参与度和渠道选择。具体来说,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和食品支出占总收入比重的上升,家庭发生借款的概率显著降低,并且即使发生借款,也会规避通过银行进行融资。家庭人口和年龄对家庭借款概率分别有正向和负向影响,其他家庭特征变量则对于借款概率和渠道选择都没有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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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 ................. 10 
一、信贷约束的影响因素:理论假设 ............... 10 
二、关于本文的研究方法 ................ 11 
第四章数据来源和基本情况 ................. 13 
一、问卷设计与调查 .................... 13 
二、问卷调查基本状况 .................. 14 
第五章信贷约束性别差异的实证分析 .................. 19 
一、描述性统计 ........................ 19 
二、总体样本实证结果分析 .............. 29 
三、分类样本实证结果分析 .............. 33 
 
第五章信贷约束性别差异的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我国居民受到信贷约束是否与性别有显著关系,需要通过回归分析控制其他可能会影响信贷约束的变量后再考察性别因素对于信贷约束是否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首先将采用计量软件对信贷需求个体的各个可能会影响信贷约束的微观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对比得到贷款的个体与受到信贷约束的个体微观特征,大体上可以确定某些潜在决定信贷约束是否存在的指标。为了得出信贷约束的区域差异,本文还将对上述数据库 A、B、C、D 的样本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并依次通过实证模型检验我国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中显著影响信贷约束的指标。 如上一章对于问卷调查的初步统计可知,性别因素可能会是影响信贷约束的指标之一。有信贷需求的 185 个男性样本中获得贷款的有 128 个,获得贷款的男性与有信贷需求的男性之间的比例为 69.2%。与此同时,仅有 83 个女性获得贷款,占有信贷需求的女性的比例仅为 48%。也就是说,在表示自己需要贷款的女性中,信贷需求得到满足的个体还不到一半。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由于信贷约束可能存在的区域性差异,本文将对数据库 A、B、C、D 中样本受到信贷约束的性别差异分别进行比较。 图 5-2 中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出,非农业户口的数据库 A 中,男性和女性所受信贷约束的差别并不明显。非农业户口的男性中有 102 个样本表示自己有信贷需求,其中82 个样本成功的获得了贷款。而该数据库中的女性有 61 位成功获得了贷款,有信贷需求的女性则仅有 95 位,也就是说大概 1/3 的非农业户口女性受到信贷约束。图5-1 中男性和女性受到信贷约束的明显差异主要来自农村地区。数据库 B 的男性样本,有信贷需求的 78 人中有 46 位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女性样本中受到信贷约束的样本为 56 个,而表示自己需要银行贷款的女性同样有 78 个,受到信贷约束个体的比例高达 71.8%。数据库 C 中,男性受到信贷约束的比例占到 25.24%,同类女性占比为 57.89%。数据库 D 中,男性受到信贷约束的比例占到 37.8%,而受约束的女性占比高达 64.1%。则为以上数据表明信贷约束的性别差异可能具有很强的区域性。 #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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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以通过对东部和中部两个省份发放问卷调查所得数据为样本,研究信贷约束与个体的各个微观特征之间的影响因素。通过描述性统计发现,性别可能会对信贷约束产生很大的影响。无论是城市地区还是乡镇地区,男性受到的信贷约束普遍小于女性。 在本文第一步实证分析的模型 1 中,只有性别作为解释变量,此时的性别因素对于信贷约束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是随着加入受教育程度和个人年收入作为控制变量后,性别因素的显著性消失,而受教育程度和个人年收入变量产生了很强的显著性。所以整体来看,性别对信贷约束的影响并不是性别本身的原因,而是隐含在信贷需求者受教育程度和个人年收入对信贷约束的影响。在控制了受教育程度、个人年收入这些指标对性别的影响,有信贷需求的女在申请贷款的过程中,并没有因为性别的原因受到更大的信贷约束,假设 1 被拒绝。 而在第二部实证分析的模型中,本文发现,在总体样本的性别没有对信贷约束产生显著影响的同时,河南地区农业户口的样本则表现出不同的状况,女性受到了显著的信贷约束。在农村地区,由于传统观念更加根深蒂固,对性别差异的认知与城市地区不同。“男尊女卑”的思想依然大行其道,不仅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更影响着农村地区女性的经济活动。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低,导致女性在经济活动中也没有话语权,家庭的财政大权几乎都握在“当家做主”的男性手中。这种状况的后果就是,即使女性有信贷需求,也不会向银行或者信用社提出贷款申请,主观上增强了女性受到的信贷约束。而且由于女性没有话语权,银行或者信用社的信贷员会认为女性的贷款申请不是家庭深思熟虑,共同决策的结果,拒绝女性贷款申请的可能性会更大。但是在城市,由于女性地位得到提升,在家庭生活中也具有一定的决策权,所以女性在经济活动上并没有收到很强的约束。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异造成了性别因素对信贷约束影响的区域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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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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