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过去的 30 多年中，民营企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活跃的增长点。尽管随着中国逐步实现市场化，民营上市公司的发展环境已经得到很大改观，但是依然面临着一系列的制度歧视，如在金融、能源等多个领域，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而造成的行政性壁垒，使得民营上市公司的融资门槛高，生产经营容易受到限制，不利于民营上市公司的发展。在转型宏观经济环境下，面对制度环境的约束，民营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动机与政府建立关系，来获取更多的公司发展所必须的资源优势，从而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民营上市公司应对市场不完善的替代保护机制，即政治关联。 虽然民营上市公司积极参与政治，构建公司的政治关联，但是学术界对于政治关联是否真的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开始产生争议。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等相关理论，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为公司带来了融资便利、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等一系列正效应，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但是基于政治资源诅咒效应，政治关联成本会挤占公司资源，损害公司价值，并且政治关联会引发政府干预问题、寻租行为、委托-代理等一系列负效应，从而降低了公司绩效。 针对政治关联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学术界也开始从情境这一全新角度来更加深入地分析政治关联对公司绩效作用机制，探讨政治关联的情境依赖性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政治关联的重点与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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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综述
国内外学者们关于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得出了差异较大的结论。有的研究表明政治关联与公司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有的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对公司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4]的研究表明，民营上市公司与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凝聚了责任、信任的强网络，它可以给民营上市公司带来其发展所需的资源优势，从而提升公司绩效水平，因此政治关联与公司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胡旭阳（2006）[5]通过考察 2004 年浙江省百强民营企业家政治关联，发现政治关联可以通过降低民营上市公司的进入壁垒和提高资金获得能力来实现上市公司价值的增加。胡旭阳和史晋川（2008）[6]，罗党论和刘晓龙（2009）[7]，陈爽英等的研究表明，面对中国的经济转型，民营上市公司构建政治关联有利于打破行业壁垒，获得难以靠市场获得稀缺资源和其他无形资源。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9]的研究表明，民营上市公司可通过政治关联获得更多贷款，且当地的法治效率与政治关联的正效应负相关。潘越（2009）[11]的研究表明，由于中国正式制度建设存在显著的滞后性，民营上市公司有强烈的动机构建政治联系来因对一系列的制度歧视。余明桂、回雅甫和潘红波（2010）[12]的研究表明，民营上市公司通过与当地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来获得更多的政府扶持和财政补贴。于文超等（2012）[13]研究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联系能显著降低公司的非生产性支出，而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这种效应越明显。 国外部分学者（Allen et al，2005[14]；Claessens et al，2006[15]）认为民营上市公司倾向于通过与银行、政府等建立各种关联关系，如通过构建政治关联来扭转其在转轨金融市场中的融资颓势。Bartels and Brady（2003）[16]，F
accio（2010）[17]以我国A股公司为样本的经验研究也指出政治关联的声誉效应和关系机制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正式制度的不足。Chen and Touve（2011）[18]的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对公司绩效存在正效应，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为公司带来更多的资源优势，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发展，实现公司价值的增长。Niessen et al（2010）[19]的研究表明，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与其盈利能力成正相关关系，无论在其报表数字上还是在盈利水平上都会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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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现状
2.1 民营上市公司
“民营”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个词汇，从资产角度考虑，相对于国有资产和国外资产，民营企业所拥有的是民间资产，即中国公民的私有财产，从广义上看，民营企业是相对国有独资企业而言的，与任何非国有独资企业是相容的而从狭义说，在中国境内除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外的所有企业都被认为是民营企业，具体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制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综上，本文对民营上市公司的定义界定为非国有独资企业。 目前民营上市公司主要有如下三种形式：一是指完全由个人经营起家的企业，个人逐渐通过资本积累而发展壮大起来的，或是直接由家庭成员投资兴办的家族式企业，最后通过在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二是由朋友、同事、亲人参股合资开办的合伙企业，最后通过在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三是为了保证我国经济市场化竞争更加自由，经济发展更加灵活性，众多国有上市公司进行改制之后逐渐的私有化，民营企业在由国营或集体企业通过买断转型逐渐形成，最后通过在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三种形式各不相同，但却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民营上市公司的股份不断地私有化、社会化，而其国有控股股份和国有资产不断减退或不存在。 对于民营上市公司定义的界定，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而本文通过分析和数理，提出本文主要研究的民营上市公司是指其主要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是政府和大型的国有企业的民营企业通过在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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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现状
政治关联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然而关于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的定义的界定，学术界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因此，不同学者会从不同的角度定义民营上市公司与政府建立的联系，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定义，但是整体都是大同小异的，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表示民营上市公司通过各种渠道建立与政府及政府官员的直接或间接联系，是一种政治关系网络，作为一种替代保护机制来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依照不同学者对政治关联的定义，具体描述如下表 2.1 所示。 综上所述，根据之前学者对民营上市公司政治关联定义的相关界定，并结合我国国情，由于中国的民营上市公司多属于家族企业，有显著的个人或家族控制特征，多数民营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等高管不一定有实际控制人担任，因此考虑到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和数据选取问题，本文定义的民营上市公司政治关联主要是民营企业中实际控制人通过各种渠道建立与政府及政府官员的直接或间接联系（邓建平，曾勇，2009[21]；李维安，邱艾超，2010[51]）。如果一个民营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任职，在各级人大、政协担任过领导职务，或现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地方人大代表或地方政协委员，或是受到过国家、政府嘉奖或者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那么这一民营上市公司就具有政治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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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政治关联对公司绩效的机制分析 ....... 15
3.1 理论基础 .......... 15
3.2 政治关联对公司绩效的效应分析 .......... 18
3.2.1 政治关联对公司绩效的正效应 ...... 18
3.2.2 政治关联对公司绩效的负效应 ...... 19
3.3 股权集中度对政治关联与公司绩效关系的调节机制分析 .......... 21
第 4 章 实证分析 ....... 27
4.1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27
4.1.1 数据来源 .......... 27
4.1.2 描述性统计 ...... 30
4.2 计量模型 .......... 32
4.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35
4.4 稳健性检验 ...... 40
第 5 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47
5.1 研究结论 .......... 47
5.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48
第4章 实证分析
4.1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民营上市公司绩效的衡量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公司绩效水平是包含了市场绩效、财务绩效、管理绩效等多个方面的一个综合指标，国内外衡量公司绩效的指标主要有市场价值指标和会计利润指标，比较常用来衡量上市公司绩效的指标有财务指标法中的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托宾Q法中的托宾Q值，同时还有经济附加值法、平衡计分法等衡量公司绩效的新方法。ROA和ROE是能比较综合反映上市公司绩效的会计数据，均未考虑资本成本的因素，忽略机会成本和货币时间价值；托宾Q值不容易被操纵，其定义是公司市值除以资产重置成本，是股票市场对公司资产价值与生产这些资产的成本的比值进行的估算。因此，托宾Q值作为公司绩效的衡量指标，而将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替代托宾Q值来衡量公司绩效，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政治关联的形式多样化，且不同途径构建的政治关联程度不一样，这里主要构建政治关联程度（CPD）作为公司政治关联的代理变量，本文按如下规则对政治关联度（CPD）由强到弱依次进行分类: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或部级正职或副职、省级正职或副职 CPD 取值 4；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或直辖市市长和副省级市市长 CPD 取值 3；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或司级正职或副职、厅级正职或副职以及地级市市长或县级市市长 CPD 取值 2；县或区人大代表、县或区政协委员或处级正职或副职、县级正职或副职、乡级正职或副职 CPD 取值 1；其他情况政治关联（间接性的政治关联，比如受到中央或当地政府的嘉奖或表彰，例如全国劳动模范，或是加入有影响力社会团体）CPD 取值 0.5；无政治关联 CPD 取值 0。 #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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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基于 796 家中国民营上市公司 2010-2014 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和多重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检验政治关联性以及政治关联程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以及股权结构作为与政治关联机制相关的一个关键的情境变量对政治关联与公司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 实证结果表明，对于中国民营上市而言，第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绩效低于无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绩效，政治关联程度与公司绩效负相关，政治关联程度越高，公司绩效越低。以往的研究认为政治关联能够帮助公司积累社会资本，在公司产权保护、融资便利、行业管制壁垒的突破、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这五个方面获取有利信息与资源，进而提高绩效，与以往定性研究所期待的不同，在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当前的发展环境下，政治关联更多地表现为政治资源的诅咒效应，政治资源诅咒效应干预公司经营，使公司为其政治寻租活动付出成本，损害公司价值，妨碍公司成长这意味着政治资源所带来的成本与风险要大于收益。因此，公司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不应盲目地花费成本去建立政治关联，而应根据公司自身的情况与外部环境决定政治关联构建的程度。 第二，当股权集中度相对较高时，政治关联对公司绩效的负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这种负向关系被减弱，符合本文的理论分析结果，验证了政治关联的情境依赖性，揭示了政治关联一个重要的情景因素：股权集中度对政治关联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集中的股权结构能够有效抑制政治关联的负效应，促进其正效应，带给有利于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对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而言，政治关联内生于公司所处的制度环境，是市场的部分替代品，在面临不完全竞争市场时，股权结构作为影响公司自身的治理效率的重要因素对公司政治关联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相对集中的股权集中度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组合可以促进民营上市公司政治关联发挥其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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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