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范围和程度逐渐缩小，资源配置基本由市场决定。同时，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框架已基本确立，能够保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推出“4 万亿”投资计划刺激经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1投融资活动迅速发展，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转趋扩张，在很大程度上逆转了多年来政府与市场关系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最终导致微观经济运行与宏观经济管理中的“结构因素”凸显出来。在微观层面，政府背景经济主体的大规模投融资活动挤占大量资源，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在金融市场被挤出，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宏观层面，面对日趋严重的经济结构矛盾，传统货币政策在促增长和控风险（控杠杆2）之间面临艰难选择，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推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PSL、定向降准等）从而为货币政策注入结构元素，而货币政策在结构主义视角下必然面临全新的决策环境和工具选择问题。此外，宏观层面上，我们还面临如何评价 2008 年“4 万亿”投资计划问题，事后评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答案事关今后的政策选择，尤其是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与 2008 年“4 万亿”投资计划有关，货币政策在配套性的急剧扩张之后转趋稳健，造成以商业银行表外融资为主的中国式影子银行近年来迅速发展壮大。影子银行的发展既被视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进展（因为全社会金融交易的更大份额在体制外以市场利率实现），客观上也对现行存款利率上限管制政策构成巨大挑战，对重启利率市场化改革构成巨大压力。此外，在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严重的“转方式、调结构”压力下，利率市场化改革还被赋予某种“倒逼经济改革”的使命，试图在经济结构调整不能推动的情况下，率先推动金融改革，并反过来以此推动经济结构调整。那么为影子银行驱动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真的能够同时促进经济结构改善吗？如何理解经济结构因素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互动关系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也事关对利率市场化改革本身成败与否的判断，或者说对“成功”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必须与哪些政策相配套的认识，以及对影子银行是否可以视为一种“增量改革”逻辑中的利率市场化实现形式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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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献综述
“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是 Kornai（1980）在《短缺经济学》一书提出概念，用以描述社会主义经济中一个普遍现象，即当国有企业处于困境中时，政府不得不以政府补贴、贷款支持等方式对国有企业施以援手。随后，软预算约束概念不断拓展（Dewatripont and Maskin，1995； Boyck, etc al., 1996)。概括起来，软预算约束反映的是这样一种现象：政府、银行等预算支持体基于“父爱主义”、政治（政策）或经济（外部性）考虑，通过各种手段（税收、贷款、财政补贴等）向企业等预算约束体提供救助，从而导致后者经济活动中预算约束软化的情形。从文献发展脉络，早期关于软预算约束的文献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关系，侧重于软预算约束形成的原因和后果。早期文献关于软预算约束原因的研究中，一般认为软预算约束是社会主义国家父爱主义、国家追求就业目标或领导人获取政治支持、企业各种政策性负担以及寻租产生的后果。具体而言，Kornai (1980) 将软预算约束的起因归结为社会主义政府的“父爱主义”(Paternalism)，但社会主义经济中并非每一个企业都存在软预算约束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也一定程度上存在软预算约束的事实说明，所谓父爱主义并不是软预算约束现象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企业的公有制产权属性是软预算约束的根源。李稻葵（1992）认为公有制可能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容易受软预算约束影响的原因，因为公有制意味着再融资决策是政府（银行）和企业共同做出。Hart, Shleifer and Vishny（1997）认为，尽管不能排除民营企业通过贿赂等手段保持与政府和银行的特殊关系，但一般意义上讲，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软预算约束。Dewatripont and Maskin（1995）认为由于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政府对未完工的无效率项目有追加投资的动力，从而导致软预算约束问题，这也是著名的 D-W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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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准模型：内含软预算约束部门的金融市场一般均衡模型
引言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推出“4 万亿”投资计划刺激经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投融资活动迅速发展，严重挤出了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投融资活动，我国微观经济运行中的“结构因素”日趋明显。从宏观管理政策角度看，传统货币政策在促增长和控风险（控杠杆）之间面临艰难选择，中国央行应该如何将结构因素纳入其货币政策框架？而在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政府投资计划（财政政策），是否也应该将结构因素纳入考量？从金融改革角度看，中国式影子银行的发展对重启利率市场化改革构成强大压力，但近年来实践证明，不考虑结构因素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结构可能无法凑效，甚至适得其反，导致资源配置进一步恶化。再有，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其他重要方面，如扩大直接融资（股票、债券）提高其比重、进一步开放直接融资市场完成发行注册制改革、改善小微企业贷款可得性等，这些改革措施也应与经济金融体系中的结构因素有关。如何在一个考虑经济金融运行中的结构因素，并纳入不同属性经济主体的统一模型框架内，对上述问题进行严谨分析，并给出逻辑一致的答案和建议呢？这正是本章的研究目标。本文考虑的结构因素，是信贷市场主要融资主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软预算约束问题。造成软预算约束的原因，既与微观层面企业所有权以及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有关，也涉及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战略、宏观调控体制和财税体制特征。我们建立一个内含软预算约束企业部门的多主体多市场一般均衡模型，并将证实，软预算约束部门的存在是我国宏观经济金融结构的重要方面，将其纳入研究框架对于经济模型的恰当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考虑软预算约束部门的分析框架，能够使我们得到许多有坚实基础但又不同于直觉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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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文献综述
“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是 Kornai（1980）在《短缺经济学》一书提出概念，用以描述社会主义经济中一个普遍现象，即当国有企业处于困境中时，政府不得不以政府补贴、贷款支持等方式对国有企业施以援手。随后，软预算约束概念不断拓展（Dewatripont and Maskin，1995； Boyck, etc al., 1996)。概括起来，软预算约束反映的是这样一种现象：政府、银行等预算支持体基于“父爱主义”、政治（政策）或经济（外部性）考虑，通过各种手段（税收、贷款、财政补贴等）向企业等预算约束体提供救助，从而导致后者经济活动中预算约束软化的情形。从文献发展脉络，早期关于软预算约束的文献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关系，侧重于软预算约束形成的原因和后果。早期文献关于软预算约束原因的研究中，一般认为软预算约束是社会主义国家父爱主义、国家追求就业目标或领导人获取政治支持、企业各种政策性负担以及寻租产生的后果。Kornai (1980) 将软预算约束的起因归结为社会主义政府的“父爱主义”(Paternalism)。李稻葵（1992）认为公有制可能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容易受软预算约束影响的原因，因为公有制意味着再融资决策是政府（银行）和企业共同做出。但东欧和俄罗斯实践表明，这些国家大规模私有化以后软预算约束现象并没有消失，不少企业从政府得到的补贴不减反增(World Bank, 1996,2002)，这些事实可能说明公有产权并不是造成软预算约束的根本原因。Boycko, etcal.（1996）在解释俄国的私有化问题时也持类似观点，他们认为政府官员往往倾向于让企业雇佣冗员，因为企业雇佣更多的工人对政府是有利的，为了让企业雇佣更多的工人，政府就向企业提供补贴从而导致软预算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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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软预算约束、利率市场化和影子银行..........47
引言........47
第一节 文献综述........48
第二节 基准模型求解之情景（二）............53
第三节 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结构效应............56
第四节 模型扩展：考虑中国式影子银行.......58
第五节 延伸分析：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路径.......64
第六节 本章小结........66
第四章 软预算约束、利率市场化和货币政策..........68#p#分页标题#e#
第一节 文献综述........69
第二节 基准模型及其求解：利率市场化前后.......73
第三节 利率市场化之前的货币政策及其效应.......76
第四节 利率市场化之后的货币政策及其效应.......78
第五节 存款利率市场化前后货币政策结构效应比较............80
第六节 延伸分析：货币政策能影响社会融资成本吗............82
第七节 本章小结........88
第六章 我国软预算约束背景下的经济金融体制改革
引言
201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我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新常态”的战略判断，要求“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战略部署并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所以， 2016-2020 年将是全面推进并完成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包括金融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任务，实现“新常态”下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时期。应从金融服务于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高度，认识我国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务，将我国经济金融体制的结构性特征纳入考量，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以市场化为核心的金融改革，改善金融结构和金融业态。问题导向、学以致用是本文研究的基本价值观。在前面各章，我们基于一个包含软预算约束部门的多部门多市场的金融市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在软预算约束部门存在情况下我国金融改革和宏观调控中许多悬而未解的重大问题。本章基于这些研究结论及其涵义，对推动金融改革和完善宏观调控具有参考价值。本文研究表明，软预算约束部门的存在是我国宏观经济金融结构的重要方面，将其纳入研究框架对于经济学模型的适当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考虑软预算约束部门的分析框架，能够使我们得到许多重要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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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第一，借鉴国际经验推动监管理念由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分业监管体制向综合经营监管体制转变。功能监管下，每个监管机构对特定金融功能（业务）负责，而无论开展此项业务的主体是什么性质，功能监管能够有效应对金融集团和交叉型金融业务的挑战，能够减少监管套利并最终鼓励金融创新。应在功能监管理念下，对我国分业监管体制进行改革，以有效应对跨业风险和跨域风险。针对当前金融综合经营试点发展以及以理财产品、私募基金为代表的跨行业、跨市场的交叉性金融业务发展，要加强跨部门的监管协调，并尽快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体制，同时实现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新金融业态有效监管。此外，对中央和地方在监管和风险处置中的权责不对称问题，要尝试建立中央和地方双层监管体制，可以考虑将地方设立的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和类金融组织交给地方政府监管，在条件成熟时可研究是否将地方性存款类机构交给地方。
第二，完善存款保险制度，构建金融安全网。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以前，中央银行在预防和处置金融风险中，往往以其最后贷款人身份承担全额隐性担保责任，这一体制除了混淆审慎监管和货币政策边界，侵害货币政策独立地位以外，由于监管部门风险态度趋保守，往往导致金融体系创新不足，新的机构和业务难以获准入市。在存款保险制度初步建立后，要真正确立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在风险出现时切断危机传导链条，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市场和投资者信心，维护金融稳定，这样才能真正在严肃市场纪律条件下建立鼓励创新的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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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